由鄭麗文主席與習近平總書記所進行之「鄭習會」，不僅象徵國共兩黨相隔十年的正式會談重啟，更具有從「政治象徵」邁向「制度建構」與「戰略再錨定」的雙重意涵。若將此次會晤視為一場「和平之旅」，其核心不僅在於重申既有政治立場，更在於如何將「九二共識」轉化為可持續運作的和平治理機制，並在高度不確定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重新確立兩岸互動的基本框架。
首先，在政治論述層面，雙方於公開致詞中均明確提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並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同為炎黃子孫，擁有共同文化與歷史記憶，延伸至「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建構。此一論述，試圖透過文化與民族認同，超越制度差異所帶來的政治對立。
同時，並以「中華文明」與「振興中華文化」作為整合性價值框架，為兩岸關係提供更高層次的歷史正當性。「九二共識」在此被重新界定為「對話啟動條件」，其功能不在於解決主權爭議，而在於創造制度運作的可能性，具有明顯的「規則錨定」與「預期穩定」效果。
其次，在政策內容上，鄭麗文提出五點主張，包括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恢復協商機制、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並增進互利、在政治互信中拓展台灣國際活動空間，以及持續發揮國共平台功能。此五項主張實質上構成一套完整的政策藍圖，涵蓋安全、制度、經濟與國際參與等多層面議題。
同時，提出「中華文明復興工程」，主張以中華文化為基礎、以「和合共生」為核心，兩岸共同研究並推動消弭衝突的制度與倡議，並將其轉化為全球衝突治理的參考典範。此一構想，已將兩岸關係由區域議題提升至全球治理層次，試圖塑造「和平示範者」的角色。
再者，從戰略效果分析，「鄭習會」具有明顯的「和平示範效應」與「錨定效應」。在當前中美競爭加劇、台海被視為高風險衝突區域的背景下，兩岸透過政黨對話維持互動，可向國際社會傳遞「衝突可控」的訊號，降低戰爭不可避免論的擴散。此種「負面預期管理」不僅有助於穩定區域安全認知，也對日本、東南亞乃至美國的戰略評估產生間接影響。
透過重申九二共識，雙方在規則、預期與行為三個層面形成錨定效果。在在安全層面，應建立危機管理與衝突預防機制，例如溝通熱線與行為準則，以降低誤判風險。在制度層面，應恢復並強化兩岸協商機制，推動經貿、公共衛生與能源等「低政治、高功能」合作，逐步累積互信，形成「功能性緩衝機制」。在社會層面，則需深化青年交流與民間互動，建構支持和平的社會基礎。
最後，此和平制度化與錨定效果，仍面臨若干結構性限制。一、台灣內部對九二共識的認知分歧，將影響其政治正當性與政策延續性；二、美中戰略競爭使台海問題高度國際化；三、國共平台屬於政黨性質，缺乏官方制度保障，政策落實仍具不確定性。此發展可能在台灣內部引發「話語競逐效應」，致兩岸路線競爭政治極化加劇。
「鄭習會」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同時具備「制度化起點」與「戰略錨定機制」的雙重功能。九二共識在此不僅是歷史性政治表述，更被轉化為支撐兩岸互動的制度性工具。然最終成效仍取決於台灣內部民意支持、大陸政策彈性以及美中關係走向。在多重不確定因素交織下，「鄭習會」至少可被視為一種「有限穩定機制」的重建，既開啟和平契機，亦揭示制度化和平仍需長期推進。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