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服務之事務所舉辦學習律師教育訓練，藉此回顧自己從1973年進入事務所以來，見證台灣法治發展已逾半世紀之歷程。事務所早於1982年即秉持公益初心，開放法律系學生寒暑期見習；復配合《律師法》修正，於1993年建立學習律師制度，為台灣地區法律人才培育略盡棉薄之力。
然在長期參與法律人才養成與實務工作後，筆者不禁思考：個別制度之累積，是否足以支撐一具有競爭力之「法律產業」？
筆者在閱讀李家同教授〈我國值得驕傲的機械工業〉一文後，印象深刻；其後又讀Katherine Gehl與Michael Porter合著之《當 政治成為一種產業》，筆者不禁又想，台灣地區已有值得驕傲的法律產業嗎？
筆者以為，法律制度之生成與運作深受政治結構之影響。是以，政治產業若不健全，法律產業亦難以良善發展。基此，筆者呼籲執政者正視法律產業與政治產業唇齒相依之關係。具體建議如下：
一、為政者應從速盤點規範不足、自糾法治之弊！
陳年法制病灶不除，法律產業終難稱驕傲。是以，行政院各主管機關應全面盤點，並即時修正不合時宜之法制。
例如，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本應涵蓋「妥速審判」之要求；然實務上，民事案件審理逾1年已屬常態，延宕數十年者亦非罕見，不僅勞民傷財，且遲來之正義往往已非正義。
以筆者事務所「承辦」之一宗股票遭盜賣向銀行求償之案件為例，各審級法院對「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歧異甚大；更審高院雖曾函詢其他銀行，並獲認為作業流程應更為嚴謹之回覆，判決卻未加採納或說明，致案件歷經20餘年纏訟仍敗訴而不明所以，亦未論及有過失之可能，判決之妥與速均有疑義。
又如《菸酒管理法》規範僵化，企業或僅因一時疏失即面臨撤照重罰，形同唯一死刑；《民法總則施行法》仍要求外國法人須經認許始具權利能力，已背離現代國際法治發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否定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之既判力，恐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刑法》第125條長期形同具文，難以有效追究濫權追訴或審判之審檢。
以上僅為冰山一角。制度失靈之問題比比皆是，若不及時改正，受害者終究仍是人民。
二、拋開意識形態枷鎖，政治產業別被台獨神主牌耽誤。
台灣曾歷經戒嚴、戡亂，法治發展先天不足；解嚴後雖具初步發展土壤，然民進黨長期執政下，將「台獨」與「非核家園」奉為神主牌，使政治產業受制於特定意識形態枷鎖。一方面陸委會曲解《國籍法》及無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將大陸人視為外國人，實已牴觸我國憲法「一個中國」之誡命，而「非核家園」則凌駕2018年公投擁抱核電之直接民意。
賴總統總算大夢初醒，宣稱「非核家園任務已達成」，雖打臉過往民進黨長期政策，卻為台灣淨零碳排達標與能源穩定帶來一線遲到之曙光。既然非核可以改弦，台獨也必須易轍，懸崖勒馬只在賴總統一念之間！
三、從「法制」邁向「法治」，以臻「良制」，驕傲的法律、 政治產業缺一不可。
筆者去年於研討會中以「從人治，到法制，入法治，以臻良制」為題指出，唯有法治成熟，方能達致良制；而台灣地區寶貴的轉型經驗將可以引領尚處在「未宣布戒嚴的戒嚴」之大陸地區，共同建構《禮運大同篇》中「良制一國」的理想國境界，「先有良制，再談一國」。
最後，願所有投入法律產業之年輕人，在不完美卻大有可為之環境中知難而進，筆者以「健康快樂，國泰民安，良制一國」共勉之。
（作者為法律產業的資深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