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在南京中山陵前的演說，由她自己撰稿，最大的特點就是指出「兩岸因日本帝國主義砍劈出的傷口，至今仍無法癒合」，正好與我多年來一直強調，台灣問題並非只始於1949，而是從1895至今超過130年的分隔，可以說不謀而合。
要知道，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抗日救亡，這段近現代中華民族意識形成的「覺醒年代」，恰恰是台灣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歲月。很多來過台灣的大陸民眾，都感覺到台灣社會很「中國」，但這個「中國」更多是舊中國的人情互動，而缺乏新中國的國族認同。
台灣先烈先賢並非自甘做失去祖國的「亡國奴」，但武裝抗日被一次次殘酷鎮壓，積弱的祖國又無法讓台灣同胞倚靠。辛亥革命後，台灣知識分子一下子又看到希望，故而當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辭世，當時的台灣意見領袖蔣渭水會發出「哭望天涯弔偉人」之嘆，在北京求學的台灣青年留下「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的輓聯。
鄭麗文的這篇演說，超脫了昔日老外省人既反共又懷鄉的鄉愁敘事，而是從台灣本土的角度，拉出「兩岸」和「國共」兩大連結。
在兩岸的部分，我們看到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進步青年，依然吶喊著對祖國的追尋，激發出「救台灣，先救祖國」的主張。同時，也回應了我高中時期曾有的迷惘：身為一個祖父母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台灣本省人，我們確實有和外省人不同的家族歷史記憶；傳統「外省鄉愁」的兩岸敘事，似乎並不能完全解釋民進黨企圖製造的「本土」與「中國」的對立。
在帶領台灣民眾「還原」中國本色的過程裡，我們恰恰不能掉入「本土」與「中國」對立的邏輯，但也不必刻意忽視本省與外省、台灣與大陸不同的歷史記憶。正如鄭麗文此篇演講所說，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劈出的兩岸傷口：台灣本省人從1895年後，就同時出現「殖民母國（日本）」與「文化祖國（中國）」的矛盾，並在此後的130餘年，和中國大陸走上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道路。
即便在1945至1949年間，兩岸同屬一個政府統治，但這期間又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因國共內戰造成的紛擾，台灣社會還來不及補「覺醒年代」的課，就又陷入「白色祖國（國民黨）」和「紅色祖國（共產黨）」的錯亂。
最後，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大批外省人於1949年從大陸退守台灣。於是台灣問題，又再加入「國共鬥爭」的元素，這也正是鄭麗文演講凸顯的另一連結：關於「國共」之間的連結。
鄭麗文巧妙地迴避直接談共產黨，而是通過在台灣「戒嚴」時期長年坐牢的政治犯陳明忠，回憶他在2005年力勸連戰到大陸推動國共和解的故事。陳明忠本是成長於日據時期的本省地主之子，因同情工農群眾而信仰社會主義，在「二二八事件」時追隨台共前輩謝雪紅和國民黨武裝鬥爭，後又秘密加入中共在台地下黨，成為一度遭判死刑的「叛亂犯」。
2005年，他受連戰邀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鼓勵連戰邁出與中共合作的「破冰之旅」，遂有後來連戰提出的「聯共反獨」、「兩岸中國人賺全世界的錢」的主張，而當時居中聯繫的正是鄭麗文。陳明忠不僅反映了國共之間的連結，而且有別於外省人的國共敘事，是當時台灣本省知識青年追尋「紅色祖國」的寫照。
鄭麗文沒有點破的是，比陳明忠再年長的一批台灣本省進步力量，如張志忠、鍾浩東、呂赫若、簡吉……，還有出身台灣、到大陸投身國軍的李友邦、林正亨等人，他們本是在日據時期堅定抗日、認同中國的「祖國派」，和依附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派」形成鮮明對比，卻因為在國共內戰時期多思想左傾，乃至加入中共地下組織，而慘遭國民黨殺害，魂斷馬場町，致使台灣本土的「祖國派」斷了香火，而由李登輝之流篡奪了「本土」的話語權。
一百年前的1926年，國共尚在合作階段，共同為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北伐統一而努力。然而，一年後的1927年，便發生中共所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亦即國民黨所謂「清黨」，兩黨從此分道揚鑣，而且結下血海深仇。國共的歷史恩怨，加上日本殖民的遺毒，造就了今時今日的台灣問題，使兩岸融合更加困難。
鄭麗文感性地說，希望國共一起種下和平的種子。然而，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兩岸和平的種子要能真正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仍需要中國認同的土壤，及雙方共同秉持「振興中華」的信念來灌溉。我也必須提醒，既然如此，國民黨一些人士，若仍不夠清醒，自以為能「經濟靠大陸，國防靠美國」，說白了就是消費大陸同胞的善意，長久下去並不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未來恐將招致反噬。
（作者為前新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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