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2月10日，正當人們喜氣洋洋準備過年之際，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被檢調搜索偵訊，震撼台灣政壇及社會各界。
筆者20多年來研究、關注台灣原住民族健康及福祉的議題，已知高金立委與她的團隊在過去20多年中，不曾停歇地深入全台灣山地鄉50多個部落、服務原住民族人、捍衛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維護原住民族的利益，深受原住民族人的愛戴，因此已經七次連任山地原住民立委。對原住民族有如此紮實貢獻的立委，為什麼檢調要在年關將近時，進行大規模搜索？讓人十分驚訝與不解。
要反思上述事件，讓我們先了解台灣原住民族在健康及社會經濟地位的處境。
台灣這片土地原來的主人——占現今台灣人口2.5%、58萬9千多人的原住民族，與世界原住民族有著共同的命運與歷史經驗：資本主義制度對原住民社會進行入侵、殖民、掠奪，進而導致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流失、被邊緣化，乃至種族滅絕的悲慘歷史。目前他們無論在政治經濟權力、社會地位、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態等等面向，均處於明顯弱勢。
同樣的，台灣原住民近代史也是一部被外來強勢民族——荷蘭、西班牙或日本殖民者，甚至漢人——以武力掠奪土地與資源的殖民血淚史。而原住民低落的社經地位也就在被殖民的歷史過程中被建構出來。原住民較差的健康也是長久處於社經弱勢的歷史發展結果。如今，他們無論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財富、教育程度、職業位階及居住環境等等面向，均仍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以公共衛生最重要的兩個指標——平均餘命與嬰兒死亡率——來衡量，他們的健康明顯比台灣全體國民低落許多：2024年，原住民男性（平均餘命68.65歲）比全體國民男性（77.42歲）平均少活8.77歲，而女性（77.78歲比84.30歲）則少活6.52歲。而原住民的嬰兒死亡率（每一千個活產兒死6.34人 ）是非原住民（4.45 ?）的1.42倍。
台灣漢人主流社會一般對原住民的理解是膚淺的：他們就只知道原住民在社經地位及健康狀態均處於明顯弱勢；但是，他們卻不理解，原住民的弱勢困境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歷史建構下的產物。主流社會不但造成原住民的困境與挫折，加上無法以歷史深度理解其弱勢困境，缺乏對原住民歷史傷痕的反省，就容易以汙名、歧視對待原住民。就此點，筆者認為台灣主流社會是虧欠原住民族的，他們不理解，原住民族擁有世代相傳、累積、淬煉出來的豐富智慧，原住民有他們與自然萬物共存共榮的寬廣的生態觀，互助共用的土地共有制，以及共享、部落大家庭的互助文化。這樣的智慧是漢人主流社會應該向其學習的！
原住民族的悲慘命運及其在社經地位及健康的明顯弱勢並不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已經看到，雖然歷經數百年的壓迫與剝削，台灣原住民族並沒有倒下來；他們對外來殖民者加諸他們族人身上的不公不義，從來都是奮勇反抗的（如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而台灣社會也在1980年代發展出十分蓬勃的原住民族社會運動。我們在過去20多年中也見證高金立委與她的團隊兢兢業業地在部落深耕，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及豐富自己的主體。台灣社會當中，不分族群，只要是有反省力、有正義感的人民若能參與這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自主運動，則這個運動，因為促成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比較深刻的了解、反省及學習，很可能成為台灣社會向上提升的動力之一。
年前檢調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進行大規模「搜索」、「偵訊」，所列的罪狀之一，是高金委員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從廈門進口快篩試劑，提供給民眾使用，涉及國安問題。這樣的罪名讓人驚訝與不解之外，也令人不能不懷疑它很可能是國家機器為打擊異見人士的欲加之罪。否則在當年台灣每兩個人就有一人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嚴重疫情期間，政府無法提供充分的快篩試劑給與原住民族人時，高金委員團隊引入各方防疫資源以積極守護族人健康，何罪之有？
今日我們聲援高金素梅委員，是基於我們深刻理解到台灣原住民族的弱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基於感佩高金委員及其團隊長年為弱勢打拚、守護族人的健康、福祉與權益。台灣需要許多與高金委員一樣的人不懈地努力，不僅消極監督政府，避免錯誤的政策傷害原住民族的權益，更要積極地引導政府，並告訴台灣社會，何謂一個尊重、平等對待所有族群的制度與文化。（作者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創會理事長暨現任常務理事、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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