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家軍隊，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一個制度問題，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

宋高宗趙構曾言：「用兵惟在賞罰。」這句話的重點，從來不是「用錢買命」，而是指出一個古老卻始終有效的原理：組織行為必須具備可預期性。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關鍵不在賞罰本身，而在制度是否被信守。人是否願意盡力，往往取決於他是否相信付出與回報之間存在穩定而可靠的因果關係。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義大利思想家馬基維利對僱傭兵的嚴厲批評。他指出，僱傭兵既糟糕又危險，因為他們只對軍餉感興趣而缺乏忠誠。這段話常被簡化為「僱傭兵愛錢」，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僱傭兵沒有與國家綁定的長期命運。他們沒有國籍義務、沒有社會責任，也缺乏戰後身分保障；戰事順利便結帳離場，局勢不利則轉身而去。這樣的武裝力量，天生只能作為工具，而不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支柱。

這一點，在俄烏衝突中表現得格外清楚。當戰場需要高消耗、可拋棄、可否認的兵力時，僱傭兵確實「很好用」──花錢，就能找到願意承擔高風險的戰鬥人員。這不是道德譴責，而是冷酷的現實描述。但也正因如此，僱傭兵只能被用在國家不願意、也不能承擔政治後果的地方。他們的存在，反而更凸顯一個事實：僱傭兵是戰爭中的耗材，而不是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

問題就出在這裡。

當有人宣稱「軍隊能不能保衛國家，不是看薪資，只有僱傭兵才是看酬勞去打仗」，這樣的說法在邏輯上其實站不住腳。它一方面把國家正規部隊，神話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共同體，另一方面又刻意忽略制度現實。

事實上，正規部隊當然在乎待遇。他們在乎的不只是薪水，還包括退役保障、家眷照顧、社會地位與制度尊嚴。差別不在於「要不要錢」，而在於金錢在行為決策中的排序位置。正規部隊之所以可靠，正是因為其成員同時被綁定在國籍、家庭、社會、法律責任與戰後命運之中。這些結構性的約束，使得待遇無法成為唯一、甚至主要的行動動機。

進一步說，在現實的多元社會中，「公意」本就不可能整齊劃一。不同世代、族群與政治立場之間，對國家方向與價值排序的理解，難免存在歧異甚至對立。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求軍事制度建立在高度一致的價值共識之上，並不現實。

但這並不意味著，正規部隊的命運共同體關係因此失效。關鍵不在於社會是否「想法一致」，而在於國家是否仍能透過制度運作，維持最低限度、但足夠穩定的政治信任。當軍事義務的分配被認為是公平的、犧牲是被承認的、服役後的風險不是被遺忘的，即便社會存在價值分歧，士官兵仍可能基於制度信任，而非意識形態認同，選擇承擔防衛責任。

換言之，在多元社會中，國家正規部隊不必建立在「價值一致」之上，但必須建立在「制度不背叛」之上。

因此，職業軍人是否願意為國而戰，從來不是靠說教，也不是靠否認待遇的重要性，而是取決於國家本身是否值得被保衛。倘若一個國家必須不斷強調「不要談錢、談使命與責任」，那往往意味著制度已無法提供足夠的信任回饋；而當政治語言試圖把「在乎待遇」簡化為僱傭兵心態時，真正被遮掩的，其實是制度正當性的不足。

真正成熟的國防論述，應該反過來問一句：不是「你為什麼那麼在乎待遇」，而是「我是否建立了一個，值得你把一生與戰後命運都綁上去的國家政體」。

這個問題，才是國家正規部隊與僱傭兵之間，最根本、也最不容迴避的分水嶺。

（作者為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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