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一個政治家 天下雜誌598期 2016.05.24

二○○八年陳水扁下台、選舉前夕，龍應台寫「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總統？」八年過去了，新總統上台，她發現，八年後她想說的話，竟然沒有變。

刊出八年前的文字有雙重意義：在當時它是預言，八年後的今日，此刻它成為一個雙面鏡，既照出過去的八年，也反射出對未來四年的警示。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你叫我怎麼教孩子？

初到歐洲時，一個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稍張望一下就搶著衝過了紅燈街口。

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裡有大人牽著幼兒，急躁的人們就忍著、忍著，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衝出去。那牽著手的大人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裡低頭跟孩子說，「你看咯，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我村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下來。」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請以身作則。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什麼國家都緊緊抓著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作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人生品味；國防部會決定他離戰爭有多近多遠；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沒有能力去面對工作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作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著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侷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裡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真正的自由開放

六歲孩子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如果我是那個牽著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局勢不明的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必是聖人，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好了。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與他組成的政府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以及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所以總統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有這樣的總統，我就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我希望我們的六歲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開放空氣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帝國主義的荷蘭城堡、封建時代的大清砲台、反清復明的抗清遺址、代表殖民的日本神社、象徵威權的蔣公行館，應該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

不論地圖是站著看還是躺著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著把我們的黨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地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轉換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看不見全球新聞，翻開報紙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裡，公民老師教的是「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吼著「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吼著「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惟、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

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惟，開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鍊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辨，懂得如何與國際社會合作；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價值，不僅只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對象。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

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政治家，不是政客

以及，他有悲憫心。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女傭？

如果六歲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真實的人權總統。而整個社會都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見廣場上搖旗吶喊的大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