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歐巴馬的回憶錄《應許之地》。對我們而言，最感興趣的，應該便是書中有關國際關係的部分─不只因為這攸關地處美中對抗前沿的台灣的生死存亡，同時也有可能幫助我們尋找部分將來拜登新政府對外政策的蛛絲馬跡。

歐巴馬的成長期，國際觀是被美蘇冷戰所形塑的，「我⽣⻑於1960 ⾄1970年代，年紀⾜以回憶起冷戰是當時國際事務的關鍵，那股⼒量將歐洲劈成兩半，助⻑了核武軍備競賽，並在全球各地引發代理戰爭。冷戰形塑了我童年時的想像：在教科書、報紙、間諜⼩說與電影中，凡是有關⾃由與暴政的競逐，蘇聯都是可怕的對⼿。」

而這個清楚的，黑白分明的，善惡二分的世界，在少年歐巴馬開始「質疑政府」後漸次崩壞：

「我也屬於越戰後世代，學會質疑⾃⼰的政府。從麥卡錫主義的興起到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持，我們⾒證冷戰思維經常導致美國違背⾃⾝理想。即使如此，我仍相信我們應該遏制⾺克思主義式極權主義的散布。」

但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大旗下，歐巴馬對一些狂熱的觀念依然有所警惕，「例如我們絕對正義、他們必定邪惡，或產⽣托爾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等⼤師的⺠族有截然不同的本質。」他反⽽覺得：蘇聯或是共產世界制度的惡⾏是「更普遍的⼈類悲劇變種。」

是人啊。人的權力慾望、血仇衝動、非我族類的基因，才是形塑了各種恐怖的幕後推手。所以在檢證敵人的時候，同樣的標準也要適用在「我們」身上：

「抽象的理論與僵化的道統可能凝聚成打壓的⼯具；我們很容易捍衛起道德上的妥協、放棄個⼈⾃由；另外還有權⼒的腐化、恐懼的加劇、語⾔的遭貶。我想，上述現象都不是蘇聯或共產黨所獨有，⽽是⼈皆如此。異議⼈⼠在鐵幕後不屈不撓的精神，好似呼應著世界各地爭取⼈性尊嚴的⼤型抗爭，並非迥然相異。」

到底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經濟力與軍事力的美國，會有甚麼樣的態度，「重返」國際，重新取得全球性議題的話語權與領導權？

歐巴馬回憶他的第一次國際高峰會議─倫敦高峰會，他認為國際合作攸關重大：

「國際媒體認為這是⼀場成功的峰會。不僅最終協議比預期更有實質內容，⽽且我們在峰會談判過程中扮演核⼼⾓⾊，逆轉了各界認為美國領導權將因⾦融危機永久受損的看法。在峰會閉幕記者會上，我仔細地講述每位有所貢獻者的功勞，並特別讚揚東道主布朗的領導才能。我也強調在當今環環相扣的世界，單打獨鬥絕不可能辦好峰會。我亦指出，要解決難題就是需要倫敦峰會展現的這種國際合作精神。」

而在國際合作關係中，理所當然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美國，該怎麼樣看待自己的「天命」呢？容我引述一段歐巴馬對「美國例外論」的看法：

「……(倫敦峰會) 兩天後，⼀位記者問我對於美國例外論的看法。我回答說，我懷疑英國⼈會相信英國例外論，也懷疑希臘⼈會相信希臘例外論。美國例外論對我⽽⾔，是相同的道理。
我的外交政策（的確，我⼀開始反對入侵伊拉克）⾄少很⼤⼀部分出⾃現實主義學派，該學派重視克制，以不完善的訊息與意想不到的後果為其假設，主張以謙卑的態度降溫美國例外論，不要老以為可以照我們的意思改造這個世界。
未料共和黨⼈與保守派新聞媒體後來利⽤這段話，抨擊我軟弱且⽋缺愛國⼼。其實那是很普通的⼀句話，我當時只是想要展現謙遜、有禮貌的態度。但名嘴們把我出訪與各國領導⼈和⺠眾互動稱為『歐巴⾺的道歉之旅』，卻⼜拿不出任何具體證據。我對外國聽眾演說時從不強調美國的優越地位，⽽且常向他們承認美國並不完美，還時時考慮其他國家的觀點，批評者可能因⽽覺得我不愛國。這提醒我，美國媒體立場嚴重分裂，黨同伐異的政治不再⽌步於⼤洋之濱。在這個新世界裡，傳統標準上的外交勝利，會被扭曲成外交失敗，⽽且有許多美國⼈接受這樣的曲解。」

啊，原來「外交內銷」的政治鬥爭伎倆，舉世皆然啊。

而美國如何對待和處理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是其外交關係重中之重。歐巴馬非常坦白：

「除了電視新聞或電影裡常⾒的恐怖分⼦和產油國家酋⻑的負⾯形象之外，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幾乎⼀無所知。⺠調也顯⽰，世界各地穆斯林普遍相信美國對他們的宗教懷有敵意，同時也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無意改善當地⼈的⽣活，⽽是著重於維繫⽯油供給來源、消滅恐怖分⼦和保護以⾊列。」

有鑑於此，歐巴馬認為他的第一次對伊斯蘭世界的演說，「應聚焦於促進兩造彼此了解對⽅，⽽不是闡述新的政策。我們必須肯定伊斯蘭文明在數學、科學、藝術等領域的卓越貢獻，並認清殖⺠主義對當今中東地區⼀些持續的鬥爭造成的影響。我們也必須承認美國昔⽇對該地區的貪腐與壓迫視若無睹，於冷戰時期密謀顛覆伊朗⺠主選舉產⽣的政府，也必須看清巴勒斯坦⼈在以⾊列占領區仍過著飽受羞辱的⽣活。」
「我想，當⼀位美國總統說出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許多⼈會感到訝異，或許也會敞開⼼胸去正視其他難以⾯對的事實，比如說，主宰許多穆斯林地區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開放和包容等現代世界進步價值格格不入；穆斯林領袖們時常蠱惑⺠眾將怨氣發洩到⻄⽅國家⾝上，藉以掩飾他們⾃⼰的種種缺失；巴勒斯坦⼈唯有透過談判與妥協、摒棄暴⼒與反以⾊列⾏動，才有可能獨立建國；⽽且系統性地壓迫女性造就不了健全的社會。」

最後，他還以以下半追憶半懺悔的段落作結：

「美國與開發中國家打交道時容易出現類似誤判，這類誤判持續了整個冷戰時期：把⺠族主義者的⼼願誤認成共產主義的陰謀；將商業利益與國家安全畫上等號；只要確定有益於美國，不惜顛覆⺠選政府，並與獨裁者結盟。」

而擔心民主黨政府會「對中國軟弱」的人大可放心：

「……(歐巴馬) 我再度體認到，對於中國⾼層⽽⾔，外交政策依然純屬⼀場交易。他們的讓利與獲利多寡，並不取決於抽象的國際法原則，⽽是取決於對談判⽅實⼒與籌碼的評估。只要沒有遇到阻力，他們就會予取予求。」

所以應該還是「鬥而不破」的局面。歷史經驗顯示：當既有強權與新崛起的強權，在其勢力前緣─台海、南海、鴨綠江vs 38度線、喜馬拉雅山麓、波斯灣/甚至「非洲之角」，達成某種勢力範圍分割的默契之後，方才可望達致新型態且可持續相當時間的穩定。

我們要留心在這過程中的顛簸與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