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讀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回憶錄─《應許之地》。讀到一些與戰爭有關的段落。

歐巴馬說：與一般人想像的相反，專業軍人，通常都是不主張輕易涉入戰爭的。兵凶戰危，軍人對於戰爭可能帶來的損害自是洞若觀火。而最首當其衝的，便是第一線接敵的士官兵。

與他的偶像林肯類似，歐巴馬在任內頻繁地造訪醫院，慰問傷兵。以下是書中的段落：

在我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時，《紐約時報》刊登了⼀篇有關我到軍醫院慰問傷兵的報導。內文引⽤⼀名前政府國安事務官員的評論，批評我頻頻前往醫院探視傷兵，無論出發點多麼好，都不是三軍統帥應做的事，因為傷員無可避免會影響總統做出明智判斷和戰略決策的能⼒。

看到傷兵的慘狀會影響領導者的決策是否明智？可是，如果不搞清楚可能的代價，不知道戰爭的痛苦與愚蠢，只是憑著一股熱血喊衝，怎麼樣才知道何時該收手、該談判，做得到「知止不殆」？歐巴馬回憶：

我很想打電話給那個⼈並向他解釋，當我步出軍醫院搭機返回⽩宮時，對世局的看法其實無比透徹。我認清了戰爭的真正代價，以及這些代價是由誰來承擔。我也洞悉戰爭的愚蠢，看清⼈們集體記憶的悲慘故事如何代代流傳，⼀再煽起仇恨並使殘酷的⾏徑正當化，甚⾄逼迫有正義感的⼈加入屠殺⾏列。

而掌握全世界最強大軍力的美國總統，對於向何處投射軍力，何時該發動戰爭，以及更重要的─如何止戰，如何在目標達成之後停戰，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

就像蔣經國晚年所說的：掌握權力最大的困難不是在「何時應該使用它」，而恰恰是「何時不應該使用」這看似無敵的權力或破壞力。

如果沒有綜觀全局的能力和遠見，和與戰爭相輔相成的政治外交手段，「堅定的決心」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歐巴馬在書中說：

有時，在結束⾺拉松般的會議後，我會漫步回到橢圓形辦公室附近的⼩池屋抽根菸，享受著當下的靜默，感受緊繃的背部與肩頸。這不僅是坐太久的徵兆，也反映我的⼼境。我想，假如阿富汗的問題只攸關決⼼那就好了—單純憑著意志、鋼鐵與烈火來解決即可。

歐巴馬反而羨慕那些面臨重大危機的領導者─就像林肯與羅斯福。惡魔如此明確，理直氣壯就也變得容易起來：「林肯試圖拯救聯邦時如此，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也是如此，當時擴張主義勢⼒威脅著美國與世界各國的存亡。這類情況下，你得運⽤⼀切資源發動全⾯戰爭。」

但現在的世界不是如此。那些簡單的，單純憑著意志、鋼鐵與烈火就能解決的東西實在太少：

……但在此時此刻，我們⾯臨的威脅千真萬確（無國界的極端恐怖分⼦網絡、其他流氓國家處⼼積慮要取得⼤規模毀滅性武器）但非存亡攸關，所以缺乏遠⾒的決⼼不僅無⽤還會危害，

缺乏遠⾒的決⼼，會帶來甚麼樣的危害呢？正由於美國有無與倫比的軍⼒，才必須慎選戰鬥的對象、時間與⽅式。不然它會「導致我們誤入戰爭、⼀股腦掉進兔⼦洞，被迫管理著不⽑之地、養出殺都殺不完的敵⼈。」

以上的段落，在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的79週年紀念日前夕讀到，格外有感。

二次大戰前的日美關係，是在衝突的邊緣。但，真的只能直接攻擊美國領土，真的要在美軍基地直接殺傷美國軍人與平民，真的沒有其他比較不那麼刺激美國的方式了嗎？

現在檢視時人的評論或回憶，當時的日本帝國海軍高層，很少有人反對日美開戰，但問題在於時機與方式。真的有不少人─反對偷襲珍珠港這種投機性的作戰，反對將航空母艦兵力孤注一擲，他們尤其反對用這種侵門踏戶，強烈刺激美國，不留任何餘地的方式。

裡面最有名的二個，是第一航空艦隊參謀長草鹿龍之介與第十一航空艦隊參謀長大西瀧治郎，二個都不是不懂世界大勢的蠻勇草包。草鹿在後來的珍珠港與中途島作戰裡，都扮演重要角色；大西則是海軍航空戰的先驅。

有關珍珠港戰前，他們與高層意見不一致的情形，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是這樣寫的：

草鹿尊敬山本，但最討厭賭博。山本邀他打麻將或賭梭哈，他從來不去，對偷襲珍珠港，他強烈反對：「那簡直是飛進敵人口袋裡，關係國家興亡之戰的第一仗，不能採用這麼投機的戰略！」

而大西則是大聲疾呼：

「日美戰中我方不可能以武力屈伏對方，既然我們不能在『以悠然的心情在哈德遜河上行觀禮式訂城下盟的狀況下開戰，當然必須思考早期結束戰爭的問題。……要攻打菲律賓，可以暢所欲為，至於像突襲夏威夷這種強烈刺激美國的戰術，應該避免！」(引文終)

就用卡繆的話結尾：就像戰爭這種蠢事，「當戰爭發生的時候，人總是說：多麼愚蠢的事，一定延續不了多久。然而戰爭雖然非常愚蠢，卻不因此就不會延續下去。愚蠢自有它本身的慣性，可以通行無阻；只要我們不這般自我中心，就會明白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