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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9月2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的東南亞歷程史學會議”（Historical Conference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上發表講話，回顧了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的一些決策問題，指出保持國內公眾支持是美國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取勝的前提。以下是講話全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IIP）翻譯。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美國的東南亞歷程史學會議上的講話
2010年9月29日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基辛格國務卿：非常感謝。我必須指出，我保持著一項難以超越的紀錄，即在我擔任國務卿和[總統]安全顧問期間，國務院與白宮之間的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笑聲）（譯者註：基辛格曾同時擔任國務卿和總統安全顧問。）
現在，我有約20分鐘時間來做些評論，然後回答問題。當我聽到有人在1958年看到我那本曾被八家商業出版社和四家大學出版社拒絕出版、後來賣出1400冊的書時，我清楚地意識到，在那本書問世時，今天會場中的大多數人尚未出生。昨晚，迪克·霍爾布魯克（Dick Holbrook）和我談起本場演講的聽眾會是哪些人，在座的有少數人曾親身經歷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他們經歷了獨一無二、不會重複的事件、熱忱和動蕩。
另外，今天在座的還有一些人是從他們的教授那里了解到[這場戰爭]的，而在這些教授中大約有多數人在戰爭實際進行的階段曾參加抗議活動，他們有自己的看法。此外，在座的也有新一代人，對他們來說，[那場戰爭]發生在遙遠的過去。當我昨晚思考這場戰爭時，我想到，在1940年，對我們老一代人來說，法國的淪陷令人極為震驚，特別是對曾在納粹德國生活過的人。
但實際上，越南戰爭離今天之遙遠就如同1900年離1940年之遙遠。對我來說，1900年發生的事件與我的任何經歷都幾乎沒有什麽關系。因此，我想我可以做的事就是向你們講一下我的參與過程，這場戰爭對我這一代人意味著什麽，然後，你們可以就你們想到的任何具體題目向我提問。
首先，你們必須了解一件涉及我個人的事。我擔任安全顧問的情況很特殊，這種事在今天再也不會發生。我得到理查德·尼克松的任命前從未與他謀面，而且我一生中有12年的時間都在為阻止他當總統而努力。（笑聲）我是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因此，當我讀到某些書說我是如何精心策劃爬上那個職位時，我認為必須想到——必須記住我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的親密朋友，實際上我對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的了解遠為深入，而我根本不認識尼克松。
因此，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是一項需要用智慧去完成的艱巨任務，一項舉國承擔的任務。再則，你們大多數人都知道，柏林危機期間我在肯尼迪（Kenney）任內的白宮做過一年顧問，不是處理越南問題，而是處理柏林問題。因此，我認識前一屆政府的那些關鍵人物。他們是我的朋友。我尊重他們。我極為欽佩迪安·臘斯克（Dean Rusk）的愛國精神和他的敬業精神。我看到過人們在處理越南問題時所經歷的痛楚。
因此，對我個人來說其後發生的爭論尤其令人痛苦，我一直認為這些爭論不該像後來那樣具有內戰性質。對我來說，我知道前一輩人為何參與了越南戰爭。我同意他們的某些觀點，但不同意他們的另一些觀點。但我並不認為這些觀點涉及令我們產生嚴重分歧的倫理道德問題。的確，我自己也感到失望，因為我在進入政府時懷有一種錯覺，以為我能夠幫助調和各種不同的觀點。
在我看來，越南戰爭的悲劇不在於有歧見存在。由於情勢的複雜，那本是不可避免的。悲劇在於，在戰爭過程中美國人相互間的信任被破壞了。那是美國第一次感受到其外交政策的局限性，令人痛心並難以接受。
因此，在不同階段引起爭辯的決策所受到的批評，本來是很自然的，卻演變成一個道德問題，首先是質疑整個美國外交政策在道德上理由是否充分，其次是質疑美國推行任何類型的傳統外交政策在道德上是否理由充分。這就是悲劇所在。
在那個問題上我絕對是固執己見的。我相信，在越南的失誤大部分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盡管我支持本屆政府當前對越南的政策，盡管我很高興在這里看到越南的代表，但我現在的看法與當時一樣。我更希望有另一種結果，至少是另一種不與我們自己的分裂密切相關的結果。我希望你們理解，這是我那時對形勢的看法，也是我現在的看法。
我最近讀了一本在河內出版的書，講的是我與黎德壽（Le Duc Tho）談判的事情，我覺得，該書的準確程度有98%，而不準確的部分對於主題並不很重要，甚至那2%也可能是準確的，只不過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這本書又一次凸顯了一個根本分歧：美國要的是妥協；河內要的是勝利。
對我來說，日複一日地與黎德壽打交道是件傷腦筋的事，我這麽說還要請大使見諒。他簡直讓人受不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就像是一名極其熟練地使用手術刀在我們身上做手術的外科醫生，總是彬彬有禮，但據那本書說，他有時會從河內獲得指令，提醒他除非有了軍事上的進展，否則就不存在談判。在那時，他的目的就是要我們理解那一點。我這麽說，是對他抱有極大敬意的。他的立場和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越南人打了50年的仗，並不是為了尋求一種妥協，而是要統一他們的國家。美國政策的客觀目標是要保留一個能夠獨立生存的南越，讓它有機會發展其獨特性。事實上，那些就是我們每天憂心要達成的目標，事情就是那樣。
有關我們在談判時做過或未做的事情，以及我們本來還可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或有哪些要求是我們根本不該提出的，真是眾說紛紜，但說到底，只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解答的，這個問題就是：南越是否應該有其自己的政治地位，是否應被允許發展它自己的社會機制，或是否應從一開始就將統一作為既定目標？所有各項引起激烈辯論的建議——停火與各種不同方案——都很快地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定論。但沒有定論的是，現有的南越政府是否能夠支撐下來，它是否能被允許繼續存在。在對那個問題有了共識後，我們很快就達成協議了。對在座的有些人而言，可能太快了一點。我將很樂意對此作出解釋或回答相關問題，但那是一個必須理解的問題。
尼克松政府上臺後情形如何？戰爭已經打了一段時間，具體多久要看從何時算起，可以從杜魯門（Truman）時期算起，也可以從肯尼迪時期或從我們派出作戰部隊之時算起。所以，根據不同的開始時間，從四到十五年不等。
當時在越南有55萬——準確地說是53萬6千美軍。在1968年，是68年下半年，傷亡人數每周達400人。新年攻勢（Tet Offensive)是在68年初發起的。今天大多數人認為那是美軍的一大勝利，但是一個心理上的失敗，在當時也沒有被視作軍事上的勝利，而是證明了這場戰爭是打不贏的。當時沒有談判——談判才剛剛開始。美國的官方立場是雙方都撤軍，我軍將在北越軍隊撤出之後開始撤離。即將卸任的政府留下了由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萬斯(Cyrus Vance)撰寫的文件，認為達成和解後需要有26萬美軍留駐越南。
所以我們——我只解釋一下基本策略是什麽，意圖是什麽。當時有兩種不同看法，實際上只有一種被認真加以考慮。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應該提出一個非常徹底全面的和平方案。如果被拒絕，就增加軍事行動，然後看看我們的境況如何。為此做了——這項提議甚至請萬斯國務卿前往莫斯科與越南人談判。我們向蘇聯提出一項建議，比在此之前提出的所有建議都更深入。這項建議從未得到回應。蘇聯方面從未作出答複，越南方面也從未作出答複。
後來雖有拖延，我們還是研究了增兵行動，這成了許多調研記者研究的課題。但最後作出的決定是，我們將逐步撤出，同時進行談判，希望到了一定時候，河內會同意我們的基本政治建議。我不想歷數所有的步驟。但在此後四年里，我們基本實現了這一目標。
我的助手之一是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當我們——在出兵柬埔寨的時候，他要辭職。我對他說：“你可以辭職，拿個標語牌到處抗議，但你也可以幫我結束這一切。你要問一問自己，20年之後什麽會令你更感欣慰？”他留了下來。有時，人們會問我，從政期間最令我感動的時刻是什麽。我可以說最令我感動的時刻是1972年10月，黎德壽（Le Duc Tho)實際上接受了我們那年1月提出的關於他們政府結構的建議。其實，他甚至還宣讀了一份聲明並表示：“歸根結底，這是你們提出的建議。”當他說完後，我和溫斯頓握了握手，說：“怎麽樣，我們成功了。”但是後來證明由於許多原因我們還是沒有成功。也許這在客觀上根本不可能，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不過不管怎樣，理性思考的人可以提出這個觀點。
但從根本上講，是水門事件加上國內的分裂——水門事件與國內的分裂使得對越南的援助被削減了三分之二，而同時石油價格正在上漲——導致無法在越南進行任何軍事增援，而我們從未要求任何盟國這樣做。這是我對當時情況的看法。
當然，這一過程分成許多階段。這是——當時——我只提其中一個。中國方面和我們就柬埔寨達成了一項協議，本應在西哈努克（Sihanouk)訪問歸來後就生效。協議的內容之一是結束美國對柬埔寨的轟炸，但由於紅色高棉（Khmer Rouge)沒有遵守停火規定，轟炸仍繼續進行。
當時，馬格努森（Magnuson）參議員去中國訪問。他與周恩來舉行了會晤，周恩來就美國在柬埔寨的轟炸向他抱怨，這是周恩來與美國交易的重要內容。馬格努森說：“這件事不用擔心。國會剛剛下令停止轟炸。”聽到這話，周恩來勃然大怒，並開始拍桌子，因為他——後來了解到，這是因為他達成了協議，結果卻讓人覺得他不夠能幹。但這只是許多插曲之一。我想表達的基本觀點是：我們不能在國家內部意見不一的情況下進行戰爭。我們自己有義務至少要對我們政府的善意懷有信心。我們不能把這些問題轉變為人們之間道義上的競賽，聲稱只有自己才有善意，采用絕對的、不僅是錯誤的評價而且屬於是非不分的態度來表達意見。
我們取得了——我們有許多經驗教訓需要吸取。當我們考慮打一場戰爭時，我們需要有一項向我們闡明這場戰爭意義何在的全球戰略分析。戰爭的目的在於給勝利下某種定義；僵持不下不是一種戰略，要給勝利下的定義是：在保持美國公眾輿論支持的時期內可以取得的一種結果。
我不喜╗?“退出戰略”（exit strategy）這個說法。如果我們只要求退出的話，我們根本不應該卷入。必須?一個可持續的外交框架提交給總統考慮。外交與戰略必須作為整體來對待，而不是作為政策的不同階段。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及其批評者在辯論時應當受到一種制約，即認識到這個國家的團結一向是而且將繼續是世界的希望。
我想說的是，迪克·霍爾布魯克在繼續走我走過的道路，對此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我們兩個人在這方面有相同的經歷，不總是持相同的觀點，但總是十分相互尊重。我們在西貢、河內相遇，當時我們都是前途光明的年輕人——他的前途比我更加光明。（笑聲）。我在年輕時，通常會覺得像我現在這般年齡的人一生下來就是老年人——（笑聲）——他們一直都是那個模樣。
因此，感謝你們邀請我到這里來。這是我一生中一段不尋常的、令人感動的經歷。我要向在座的越南人表示敬意，我對我們兩國之間建立的牢固關系感到高興。但這一點並沒有改變我對[美國]允許越南戰爭以那種方式演變所感到的悲哀。
謝謝大家。現在我接受提問。（掌聲）
（講話部分完）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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