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俊男富女，不免垂垂老矣。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誕生；

汪精衛與陳璧君就在這一年成婚，伴娘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

  

 

    九州出版社的《中華民國史》用編年的方式，寫出作者認知的三十八歲告終的中華民國樣貌。除了花瓶般的〈歷史超鏈接〉之外，它每年只以一件史事為主題，且集中在政爭武鬥方面，儘管那確能呈現表象的輪廓，但無法藉以深入明白社會經濟和國際背景等本質性因素。然而做為通俗讀物，這本形象生動、趣味可能蓋過嚴謹的圖書，還是起到大致歸納民國史的一定作用。

 

    本文感興趣的是其中民國二十四年〈汪精衛遇刺〉那一章，作者許是轉載二○○七年出版《歷史的稜角》所述的一段往事。話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宋慶齡與何香凝在北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進行中，為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陳璧君說情。毛澤東回說陳若向中國人民寫個認罪聲明，人民政府可以特赦方式釋放她。

 

    為此，宋慶齡在九月二十五日親筆寫了封「能屈能伸大丈夫」的信“鼓勵”陳璧君，其中有「我們曾經在國父孫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瞭解。你是位倔強能幹的女性，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過去，因為我們與蔣先生領導的政權勢不兩立，不可能為你進言。現在，時代不同了…」等語。

 

    陳的回信是：「共黨要我悔過，無非還是持蔣政權的老觀點，認為我是漢奸。汪先生和我都沒有賣國，真正的賣國賊是蔣介石。這不用我歷數事實，二位先生心中有數，共黨心中有數。正由於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願意在監獄裏送走我的最後歲月。衷心感謝你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不過，這麼生動逼真的一場書信“交鋒”，可惜查無實據，想是擅長臆造的好事者所為吧！然而陳璧君的決絕語氣倒是自來如此，在那三年之前，民國政府江蘇高等法院以漢奸罪判決她無期徒刑的時候，她便聲言：「我當然不服！但我絕對不會提出上訴。判我無期徒刑，是最高當局早就決定了的，不過借你的嘴巴宣佈而已。即使上訴，絕無可能更改。這一點，我比你們更清楚！」

 

    若非曾是時代弄潮人，蓋無這種發言高度和清醒認識。當場的推事石美瑜，日後成了宣佈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無罪釋放的審判長。當然，同樣是「最高當局早就決定了的，不過借你的嘴巴宣佈而已」。陳璧君不服蔣幫國民政府的判決，在共和國登場後，她說：「我申請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我，我願死在人民的判決下，不願偷生在蔣介石所判的無期徒刑中。」“賣國賊”也是有個性的，於此可見一斑。

 

    回顧中華民國“賣國賊”史，那還真是一筆不小的賬。叫人奇怪：怎麼中華民國那麼好賣？中國人搶著當它的總統，又搶著賣它，便宜了誰去呢？一旦事跡敗露，他們或自圓其說，或別人幫著他說，說那是“曲線救國”！面從腹背固是應世之道，不但個人難免如此，國家生存亦然同理。然而曲線劃得太大，繞不回來救國，反倒成“直線賣國”，還越賣越少、越賣越小的，就怎麼也唱不出“曲線救國”的段子了。

 

    台灣主流論述自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賣台”意謂“賣國”，帽子太大頂不住，每每嚇得政客直打哆嗦兼青筋暴露。怪的是，買賣物件得賣方擁有物件主權不是？按說台灣不是「主權在民」的嗎？那“賣台”的肯定是島內選民囉？也不是！“賣台”的被告一直是「中華民國總統」！這說明台灣的「民主意識」沒超過大陸中華民國時期，依然處於「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意識形態。同時也說明，中華民國“賣國賊”史一脈相承、源遠流長。

 

    讀國史讀出賣國比賽，也算不勝感慨了，不分是中國人、是中華民國人、是台灣人。

 

    當年清政府把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卻又出賣其利權給英法帝國，使保路風潮引致武昌革命，賣國終至亡國，歷史線條就是如此，無論曲直。中華民國誕生，似乎傳承著前清遺習，賣國者如故，說明的就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國情事實。不論近代中國的國號和政體為何，不論近代中國的領導班子如何走馬換將，帝國主義列強對近代中國殖民掠奪的目的從來一致。因此，“曲線救國”的人們搞“以夷制華”的結果，每每是飲鴆止渴、引狼入室，叫中國人吃足了苦頭。

 

    民國四年一月，日帝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當袁還正為這款賣國條約傷透腦筋時，孫中山搶先在二月五日和滿鐵理事犬塚信太郎等人簽訂《中日盟約》，把袁世凱還沒出清的特賣品趕先一步專賣日本人，例如中國軍隊的武器彈藥和軍事顧問全用日貨，以「便於中日協同作戰」。另外，政府顧問、外交主權、最惠國待遇等，對於外務省官員小池張造起草的“二十一條”而言，可說是「要五毛，給一塊」了！然而在此以前，民國三年五月，孫中山就寫信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大罵袁世凱反日了，說袁世凱：「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党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當然，「不在其位，仍謀其政」的孫中山只能是日帝“以華制華”的工具；袁世凱眼見給孫中山的預售業績比了下去，趕緊地半推半就日帝“二十一條”。民國四年五月九日，出賣大清國又出賣中華民國的袁世凱成就“賣國賊”的千古罵名，卻是賣國比賽勝出害的！雖然孫中山賽後不甘心，又對日帝重申出讓滿蒙的主張。但日本人自認經過日中、日俄兩場戰爭之後，東三省的利權還用得著中國人來出價嗎？至於外蒙古從地緣上來看是沙俄地盤，又經過袁政府三年多的鬥爭而剛結束獨立鬧劇，自非日帝的一時之需。

 

    日本人只管孫中山扮演牽制袁世凱的角色就好，但孫中山輸了賣國比賽卻贏得「愛國者」尊號；他輸了，又贏了，歷史就是這麼鬧騰出來的。若從“曲線救國”的角度來看，賣國比賽又是愛國比賽；則贏了愛國比賽，卻有可能成為“賣國賊”，孫袁比賽固是例證，後頭更有蔣汪比賽接力為證，歷史還是這麼鬧騰著。

 

    不管歷史鬧劇如何折騰，筆者曾拋出兩句心得或還堪用：「中國的問題從來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但中國的問題終究只能靠中國人解決。」

 

    民國六年六月大總統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接任有名無實的大總統，而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著民國實權。府院之爭，竟在於由誰決定中國參加一戰(The First World War)的場子上角力。黎段二人根本不在乎中國該不該參戰的問題，不為別的，只因他們和美日帝國主義的貸款關係。由此可以解釋美帝自己對德宣戰，卻支持黎元洪去反對中國參戰的滑稽現象。當然也可以解釋，段祺瑞決定中國參戰後高達1.45億日元的西原大借款，以及山東和東北利權的哈日大放送。美國人晚了日本人幾步到中國，實在獨佔不成，就和日本人在同年十一月協定好双方在中國共佔「特殊利益」，中國由此“門戶開放”給太平洋兩岸的帝國主義者共享，至今餘味猶存。

 

    大清帝國是倒了，但大清倒台的原因可沒倒，倒清的民國人物相繼奉行著晚清的賣國傳統，因為這個國家太窮了。一個人窮急了，可能出賣自己的所有物件來救自己，最後連他自己也出賣了。民國領袖們需要不斷出賣中國的利權來挽救中國的貧弱，然而中國的貧弱恰恰是因為借錢借火給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所致，於是乎民國領袖們越愛國就越賣國，越賣國也就越導致中國貧弱。這似乎是一種宿命，至少是他們思考線條上的宿命。中國貧弱當然不只有外因，只是內部的土地、官僚和軍閥等封建性誘因，必然地引致帝國主義加乘對中國的侵奪與剝削。於是乎中國人越挨打，就越挨餓；越挨餓，也就越不免挨打。任誰會去打一個又富又強的人呢？

 

    中華民國總統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琨、蔣介石、李宗仁，不論臨時的、正式的、拱的、騙的、選的、買的、搶的、代的，誰不“曲線救國”？誰又不“直線賣國”？然而近代中國人若想在挨打挨餓中活命，只能靠自己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道路，不論它是曲是直。

 

    中華民國“五九國恥”前夕，當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人聯名通電反對「假借外力」，主張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的事時，他們大概還不知道昔日同志孫中山、陳其美已和日本人偷渡《中日盟約》了。然而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外力介入卻是一種歷史條件，並幫造了“曲線救國”的觀點。只是，外力透過這些“曲線”來到國內，目的卻不是為了挽救中國，倒反而因之曲線深入，乃至長驅直入了。

 

    日美帝國得以和近代中國的命運瓜連蔓引，民國領袖們的居中牽線許是立功厥偉的吧？民國史三十八年也好，一百多年也好，從沒少過這對外力搭檔的身影，更沒少過民國總統們對他倆的嬴糧影從。

 

    “清黨”之後的蔣介石，已是個打著革命旗號反革命的主了。他對財閥、對地主、對買辦、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迴護與屈從，明顯走到反帝反封建的對立面去。當然，“曲線救國”嘛！怎知他賣國不是為了救國？因此，《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秦土“換文”協定》、《何梅“覺書”協定》等賣國條款就被合理化了，中華民國的版圖越賣越小也隨之合理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也隨之合理化，日本人得寸進尺也隨之合理化；而抗日義勇軍、抗日同盟軍、十九路軍、二十九軍的反帝事蹟，卻因不合民國領袖的曲線而被淡化、異己化、失憶化，甚至遭民國領袖的文化幫辦們攬功自肥了。

 

    至於美國，早在甲午戰爭以前就和日本暗通款曲、合謀中國，《馬關條約》正是日本借助於美國一臂之力的成果。美西戰爭後，美國一系列遠東政策的主軸就是如何為自己在列強林立的中國取得最大利益，而最終他的戰略就是聯合日本驅逐在華列強的勢力，以共佔中國的「特殊利益」。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太大，自己又太遠；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扎根中國夠深、夠久，地緣上又特別值得利用。後來日美互咬，正是因為對中國這根大骨頭分食不如獨享的欲望獠牙，咬破了日美双方共佔中國「特殊利益」的海誓山盟所致。

 

    因此，外力介入還真的幫造了“曲線救國”，趁著狗咬狗的歷史空隙，中國人在這帝國主義矛盾中獲取歷史生機。這種歷史結果，有些啼笑皆非，但也無可厚非；美日既有山盟海誓，中國倒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什麼線條都成就了他的前世今生。美日對華的「特殊利益」，自大清帝國到中華民國，自《馬關條約》到《安保條約》；中國人的“曲線救國”，自李鴻章到蔣介石，自李登輝到馬英九，這齣戲還沒唱完，因為物件還沒賣光。

 

    然而，許是中國人自己唱著歷史双簧的緣故，有些中國人不玩“曲線救國”，至少不想把線條畫得那麼曲折，畫成越賣越小的中華民國。於是近代中國除了可悲可笑的賣國比賽之外，仍有人進行著可歌可泣的救國比賽，古老的東方從而撐持下來這麼一個舊邦新造的國度。

 

    自民國十七年北伐途中的五三慘案開始，蔣介石便奉行先安內方針，他的軍隊主要用來打內戰；除了已投效紅軍的左傾同窗之外，一些不明就裡的黃埔生軍官還以為遵奉著反帝反封建遺訓，而被蔣調去了「軍官訓練團」訓話。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烏泱烏泱的民憤快漲破了蔣介石葫蘆般的“曲線救國”，他不得不用大量逮捕關押的手段來維持他的葫蘆曲線。可楊杏佛、宋慶齡等人馬偏要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來添堵，專門營救“直線救國”的抗日份子，逼得滿腹星火的蔣介石來勁兒玩陰的。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個高壓籠罩的清晨，國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和他的司機被四名特務的槍彈織成蜂窩。他的志業則由宋慶齡等人繼續著，畢竟宋二姐可是「孫夫人」，又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成了「國母」的嘛，輕易動不得的！

 

    在楊杏佛的追悼會上除了宋慶齡和魯迅等人，還有一個知名人物沈鈞儒。個頭矮小的沈鈞儒是中國法學家，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底他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大搞抗日；但還不到半年，中華民國政府就把他和王造時、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等六名“全救會”的領頭人物關押起來，史稱「七君子事件」。

 

    愛國是對的，卻又是不對的；“七君子”的愛國線條和民國當道不合，只能被咬，台灣作家楊逵便是因為國共內戰時期“愛國過激”而下獄。美日兩國同理，愛中國是對的，卻又是不對的；他們合愛中國可以，但愛得太過只好互咬。

 

    日後審判陳璧君的同一間法院問沈鈞儒：「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嗎？」沈鈞儒的回答令人發噱：「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卻不能抗日嗎？」又說：「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並且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這個“危害民國”的沈鈞儒同“賣國賊”陳璧君一樣，當場搞得審判長下不了台，自然不會有好果子吃。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宋慶齡和何香凝這對添堵双后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她們說：「我們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國人絕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絕不僅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是有千千萬萬個！」這下可好，中華民國的監獄恐怕不夠用了，至少也得空著等共產黨進來吧？偏偏七七事變爆發，“抗日統戰”箭在弦上，民國政府只好放了那夥“七君子”。雖然，其後不滿九年，李公樸就給民國特務當槍靶子了，還賠上個聞一多。

 

    孫中山去世那年，容共政策步步崩解，廣州左右陣營互咬起來。廖仲愷作為“三大政策”的信徒和實踐者，竟在自家黨部門前遭刺客擊斃，他殉道了；廖夫人何香凝卻和宋慶齡同年作了“未亡人”，自此開始她倆愛國救亡的「菊石之誼」。

 

    早在北伐中途“清黨”之後，何、宋二人就和蔣幫民國政權正式決裂，漸行漸遠，甚至出國。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姐倆又回國給蔣介石添堵了。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在上海發起侵略行動，惹毛了原被何應欽調離以“避免衝突”的十九路軍當場對幹起來。這支在北伐時期賺過「鐵軍」稱譽的部隊，足足血戰撐持了33天；添堵双后親臨戰場前線慰勉官兵，並積極募捐物資、組織傷病救護。

 

    但民國政府對日不抵抗，心事誰人知，張治中、俞濟時等請纓出戰，總算組了支第五軍出席中日對幹。可張治中等官兵不懂 “曲線救國”，不解第五軍該去監視十九路軍用的，他們還真打，打得忒英勇！這可能會造成列強誤會，特別是怕日本人誤會！於是趕緊地，《淞滬停戰協定》簽簽字，上海便成了日軍侵華基地了，十九路軍給調去福建反共。

 

    這下何、宋双后更堵得慌了，接連著長城抗戰又給一堆民國政府對日方買一送一的《協定》截斷。華北淪喪，“賣國賊”輩出，何香凝把詩寫在舊裙子上寄給蔣介石：「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赴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這和去年三月台灣棒賽迷在東京場子一幅「中華民國國旗」上寫著「日本おめでとう(恭喜日本)」的故事，多麼相映成趣啊！

 

    蔣幫來台的高階將領斷不認同所謂陳璧君的“賣國賊”論，自然會說蔣介石是領導抗戰的民族英雄；但他們難以面對添堵双后的人生見證，難以解釋諸多“直線救國”的將領何以被廢、被殺，更難以說明廢除不平等條約、抗戰勝利、美國撐腰、如日中天的中華民國何以越戰越小。於是中華民國的史觀和教育就是一味怪責中國共產黨；在島內，仇共恨匪的人們和拜美親日的數量與情緒成為一種正相關係數。

 

    所以大陸人難以理解龍應台為什麼要「向失敗者致敬」，因為失敗者並不承認、至少不甘心中華民國失敗，儘管這才是失敗者真正的失敗。他們需要敬禮、需要溫柔、需要撫慰，輕易就讓自尊心受傷的。還好，對美日來說，他們還有些物件值當，於是他們仍在小島上討價還價。

 

    要說民國史上最輝煌的業績，當屬“八年抗戰”了；可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戰而不宣，和日軍侵華的不宣而戰，總有些叫人不舒適的巧合。在尾隨美國政府對日宣戰而宣戰之前，民國政府中央軍曾大量投入過京滬保衛戰，但歐洲列強自顧不暇，美國更是日本軍需進口的大盤商，“震動國際視聽”這招不靈。「誓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搞破釜沉舟的橋段，卻叫部隊撤退時無船可用，除了他預留給自己的那艘汽艇。

 

    反倒是不同意死守南京的李宗仁，次年在台兒莊打了場艱苦的勝仗；然而功高震主，卻自此被架空軍權。蔣介石真正介意的一塊大石頭是中共，他的嫡系精銳胡宗南、顧祝同部給調去看住八路軍和新四軍；至於抗日戰場基本上是節節敗退，橫豎是些雜牌部隊當砲灰或者東北抗日聯軍之類的零星犧牲。日後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蔣介石產生無法協調的矛盾，主因就是前者力爭國軍部隊應該悉數用在抗日戰場，包括中共部隊。然而蔣介石的愛國方式是獨有的，還不許別人的愛國勝過他，他“義兄”馮玉祥便是因此愛到出國去了。

 

    直到日軍“偷襲珍珠港”那年年初，還發生過剿滅新四軍的「皖南事變」，添堵双后又為此寫信痛罵蔣介石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力介入”，形勢大好，果然英美等國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常德會戰，給蔣介石在開羅會議平添籌碼；遠征異域，給五星上將在中國戰區錦上添花。

 

    然而美國人卻是怎麼想的呢？他們憤恨日本咬破共佔中國「特殊利益」的海誓山盟，決心給日本一個大教訓。可歐洲是殖民主義列強內鬨，美國得先幫扶殖民主義的基地作為日後自己打造新殖民世界的後勤支援，例如北約(NATO)之類的；至於亞洲，有中國人的反殖民鬥爭撐著，略施小惠比直接介入划算的多，一如當今扶植日本牽制中國的算計。

 

    對於中國，美國希望他大而弱，走美式體制，作為美國新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利益代理即可。沒想到中華民國政府這麼不爭氣，氣壞了“制中佔亞”的盤算，卻給共產黨取代而創建反帝的共和國。老美只好取消原構想，轉而重修舊好，“重建”日本成為美國的亞太買辦兼戰略前哨，《美日安保條約》成了共佔中國「特殊利益」的歷史延續，島內中華民國是這種延續的幫從。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蔣幫為累積反共內戰的資本，和美國人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出賣盡所能賣的領空權、領海權、駐軍權、居住權、開路權、採礦權、…；在此前一年之內，長驅直入的美軍在華暴行已多達3,800餘起，這是近代中國“曲線救國”之必然、“外力介入”之必至吧？

 

    簽約之後，美國人更把中華民國國民當成次黑奴了，皮爾遜和普利查德強姦北大學生沈崇，爆發民憤，連台北街頭都搞起反美遊行。結果呢？民國政府幫辦嫁禍共產黨，北大校長胡適教大家冷靜，分工合作之下，中華民國領土內的美軍法庭撤銷對強姦犯所有判決。「中華民國到台灣」之後，這種故事橋段也跟著複製到島上來，劉自然事件、彰化埤頭鄉豐和村集體強姦事件，別說是“老黃曆”；眼下釣魚島、核四商轉、軍購買保險，孰不是“曲線救國”到台灣呢？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新陳代謝，除了民國政府對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遺緒之外，新中國走上真正獨立自主之道，後來甚至不惜為領土問題和蘇聯對幹，更別說“抗美援朝”那話兒了。「中華民國是台灣」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簽字，中華民國又賣了台灣主權，全台招待美軍那話兒，蝴蝶夫人蟑螂種成為時代特色。《與台灣關係法》固然規範美國自己，但作為美國“最忠實的朋友”，中華民國乖乖看門，乖乖進口美國萊克多巴胺和鈾燃料棒；乖乖地，「永遠維持現狀」。

 

    曾經，上世紀九○年代，台灣通過為美日廠商定牌加工生產(OEM)，快速發展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加工基地。然而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兩岸經貿關係快速發展，大有導致台灣經濟減少對日依附、相對增強大陸競爭力的趨勢。於是民國總統李登輝忙不迭地搞起了「戒急用忍」，以出賣台灣經濟發展先機和良機的方式，端出“南向政策”和“北向政策”阻撓台商西進，以迎合日本二老爺聯台制中的經貿戰略。如今二老爺給新中國擠了下去，連大老爺都慌了；「中華民國」暈頭轉向一陣，白忙活。歷史分明告訴大家：「中華民國總統」，不分大陸台灣，愛國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由上可知，在中華民國時代，愛國多麼艱難又多麼扭曲。愛國可能賣國，從而愛台也能賣台。「愛台灣」叫得越大聲，越表示出賣台灣的政治係數越攀高。《聯合報》說：「不出賣中華民國，就不會出賣台灣。」當然，賣台就是賣國，台灣可是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啊！可讀起中華民國自己的賣國史，卻叫人寒慄《聯合報》那兩句話的可信度。

 

    一種「被球迷救回來」的國旗，曾在一場東京球賽中被笑賣給勝出的對手；現在那個東京對手喊價另一個《與台灣關係法》了，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拚老命力挺，價碼未知。真叫人奇怪：怎麼中華民國那麼好賣！

   

 

                                                                    原作於二○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一四年五月十八日修訂

 

註：本文曾刊於《共識網》。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七君子”出獄時合影留念。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新華社資料照片）。

 

 

一九四九年九月，準備參加「政協會議」的宋慶齡與何香凝手挽著手。

(照片來源：http://dzh.mop.com/ttq/20111206/0/z88g87I285475bFz.shtml)

 

菊石之誼，「政協」會後留影。「唯菊與石，品質高潔；唯石與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明月；唯菊與石，品質高潔。」── 何香凝《菊石圖》 (照片來源： http://dzh.mop.com/ttq/20111206/0/z88g87I285475bFz.shtml)

 

 

王盛烈畫作《八女投江》，陳列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內。民國二十七年双十節當天，東北抗日聯軍八名女戰士遭日軍追擊，她們拒降拒俘，集體投入松花江支流烏斯渾河。年長者23歲，最小1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