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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國強:永遠的留學生之父張仁家
2010/02/03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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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的夏天,在台北市中山南路教育部的舊大樓旁,有一間小平房,不到五坪,但是每天都是擠滿了人,都是來打聽留學消息的。那裡就是老國際文教處長張仁家督學的辦公室,只見他手裡拿著手帕不停擦汗,一面還不厭其煩地答覆圍著他的學生們提出來的問題。我就是在這裡認識了這位照顧留學生和令人尊敬的長者,也開始了我們近三十年的交往。

他那時的職稱是督學,所以我們一直都是以督學相稱,即使他後來升任駐加拿大和駐美的文化參事,留學生還是以「張督學」來稱呼他,以示親切。

後來我到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受訓,為了協助這批準留學生辦理出國手續,他曾經三度蒞校,是最受歡迎的講座,讓學生深為滿意,因為他早已是最權威的留學問題專家。

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到波特蘭華納太平洋大學任教,他奉教育部之命來美加各大學,宣慰旅美學人。我每天都抽空陪他去訪問波特蘭附近任教的中國教授,彼此交談的機會也更多。回台以後,他隨即奉命來加擔任大使館的文化參事,所接觸的都是學生和學人,很快的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可是他的薪水永遠都不夠用,因為他都拿去貼補需要幫助的留學生了。還好他沒有家小,「留學生之父」的名稱即因此而來,但也因此孤獨了一輩子。

一九六七年春,我已由美轉赴加國阿爾伯他大學任職,與當地的港台留學生辦了幾次大型晚會,他不但親自由加京趕來參加,而且還帶來寬銀幕的國片放映,讓大家一飽眼福。此後他每月必定和我通話,談些工作上的問題,和他早年留學田納西大學時的回憶,增進我許多對他私人的了解,諸如他從前追隨朱家驊部長的一些歷史,以及他的戀愛經過,聽了令人辛酸,因為他實在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不會和人勾心鬥角,也不懂得玩政治,一生只有犧牲奉獻,默默地為留學生服務。

在他擔任駐美及駐加文化參事的時候,他曾經面臨兩大事件的衝擊,那就是釣魚台事件及台灣面臨與加拿大斷絕邦交的危機。一方面他要安撫留學生的愛國情緒,另外還要兼顧自己身為政府官員的立場。幸好他一向做人誠懇,經他苦口婆心地解說,都能一一化險為夷,讓學生都可不逾分寸,達到理性的意見申訴。

他以使館館員的一分子,在斷交之前與薛毓麒大使密切配合,盡了最大的努力,特別在旅加學人及學生向杜魯道總理表達嚴正的立場上,他以半年的時間,奔走於加拿大各省之間,居中籌畫,穿針引線, 才能得到各大學知名教授的簽署,如西部哥倫比亞大學的張佛泉;中部麻拿托把大學的馬潤庠、葉祥馨;東部皇后大學以及蒙特瑞大學的盛慶、勞長春等,都成了他工作上的支持者。

後來他與薛大使專案報告外交部及中央黨部,使我在回台開會時,特別受到蔣中正總統及嚴家淦副總統的召見並合影,這都是因為我在這件事上替他做了些聯絡的工作。在教授的簽署書上,他將我列在第一名,也可見出他照顧晚輩的德意。

政府撤館以後,他回到台北,曾經沉寂一段時期,既無家又無房,住在公館的一間小旅舍中,每日以書寫大字報紓解情緒。這時我已在文化學院任教並兼出版部的總經理,偶爾也陪他上上小館話話家常。

某日他交給我一包資料,其中有一件他當年在田納西大學求學時與房東簽的住房租約,他就是在此時愛上了房東的女兒,這張租約他已保存了四十多年。

另外就是一些舊照片和任職聘書。他特別請我幫忙,要在文化學院出版的「美哉中華」大畫刊上發表,以作紀念,並且立刻認購五百冊助印。

那時文化學院財務不甚良好,所以我也不客氣的照收,而且幫他用四大全幅完成任務。送書時他緊握我的雙手,反覆翻看那精美的彩色印刷,彷彿又回到了那些甜美的回憶中。

他的一生精華時代,都奉獻在美加兩任的文化參事歲月上,他的畢生心血,都用在留學生的身上,只要見過幾面,都可叫出他的名字。只要有所要求,他絕對不會拒絕。這「留學生之父」的稱謂,是留學生大家公認的,絕非浪得虛名。

可惜美加兩國與台灣斷交之後,新的官僚體系無法再借重他的經驗與才華,這真是國家最大的損失。

大約在民國八十年代初的某日,我陪先父程烈在榮總住院,忽然有位護士跑來說:「對面病房的一位老先生要我來問你是不是姓程?如果是就請你過去一下。」一看居然是張督學,他因為聽出我的聲音而認出是我。

那時候他因為患青光眼,正在 等候開刀,動手術時他要我保管三樣東西,一本存摺,內有退休金二十八萬台幣,另有現款三千元台幣,再就是他永遠帶著的那份租約。我找來護士長簽名與我共同負責,開完刀後再交還給他。

然而令我難受的是,國家何其殘忍,對待一位有功於國的公務人員居然如此刻薄,奮鬥一生,只值區區二十八萬台幣,讓人如何口服心服?然而我從未聽到他有半句怨言。

再過不久,我就聽到他中風臥床的消息,而且已經不省人事,人就住在公館的台電舊宿舍裡。有一位看護在照顧他,幫他翻身洗澡。簡單的一間小房,陰濕昏暗,望之令人鼻酸。

我趨前輕呼「張督學」,但他毫無反應。 在他床前有一本小冊子,上面記著去探望他的朋友的名字, 也有一千二千的捐款,然而杯水車薪,都是盡點心意而已。可是去探望他的這份情,還是令人感動。

後來我接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長的職務,逢年過節都可以向文建會替作家及文化人申請急難補助,因此我便以協會的名義,替他申請了一筆二十萬元的補助款,算是我對他所做的最後一次服務。

他走後無碑無墓,然而他的熱忱辛勞及無私無我的服務精神,卻永遠銘記在留學史上,墓誌銘上所刻的是:「永遠的留學生之父 張督學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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