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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國強:于斌總主教 與中美聯誼會
2009/10/30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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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五七年夏天抵達紐約打工,第一站報到的地方就是河邊大道的「中美聯誼會」。接待我的是天主教的陳之祿神父,是聯誼會 的秘書長,創辦人是于斌總主教,他當時的全銜是南京區總主教。
 由於南京已經解放,教區已不再存在,所以于斌總主教等於是流亡在外,而且被教廷限制只能住在紐約。又因他具有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大會代表身分,因此早已被中共政府列為通緝的戰犯,在宗教圈內也是被公認為熱中政治的國際知名人士。
 還好當時的紐約區大主教史培爾曼,也是國際知名的宗教家,和于斌總主教是惺惺相惜的多年老友。因此他在紐約的那段期間,等於是史培爾曼在供養他。同時在紐約郊區還替他準備了一間豪宅,不過于總主教嫌它太遠,所以從來都未去住過。
 于總主教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他的宗教家的責任感和強烈的服務熱忱使他根本閒不下來。因此在居住紐約市的那幾年,他總是馬不停蹄地奔走於美國各地。不是傳教,就是替中華民國從事國民外交工作,而且成效非常大。
 為了使工作推行順利以及讓留學生有一個落腳的地方,他於一九五三年在紐約市成立了「中美聯誼會」,並發動中美各界人士捐款置產,在靠近市中心的河邊大道購進了一幢五層樓的古典式磚房。其中出錢出力最多的,就是史培爾曼大主教和他的好友,時任眾議院議長的馬康麥克。當時在紐約的還有林語堂、胡適之等學界人士,然而在那種外交講現實和利益的時代,在美國社會能發生影響力的人士,除了于斌總主教,恐怕還找不出其他的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為證;那幾年的雙十國慶酒會全是由「中美聯誼會」主辦,地點是紐約最有名的華爾道夫大酒店,頂層住的是退休的胡佛總統和麥克阿瑟元帥。除了來賓超過三、四千人以外,不論誰做市長,都會將十月十日定為「中國日」,讓全體僑胞及留學生都感到無限光榮,多年以後還津津樂道。
 「中美聯誼會」成立以後,又有了自已的大樓,無形中等於替當年的留學生提供了一個免費聚會的所在,裡面有開會的禮堂,可以跳舞座談,底層還有健身房和乒乓桌。除了四樓是于總主教辦公會客的地方,還有幾間小房提供給剛到紐約的留學生臨時居住之處, 「留學生之家」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
 然而,于斌最大的成就,還是到各天主教大學去要獎學金,提供給台灣的學生赴美留學,為未來的台灣培育可用的人才,而且要獎學金的範圍遍布美歐各國。現在驗證,可以說早已遍地開花結果,蔚為國用。
 記得在民國四十四年,他送了八十位女生到西班牙去學護理,曾經受到國內的批評。然而他不為所動,第二年又募到了八十份獎學金。後來有許多都轉到了美國繼續學業,或與台灣去的留學生結成良緣,這也是于總主教的另一功德。
 「中美聯誼會」雖然已有穩固的基礎,但是于斌的生活卻是非常清淡,就如同他常常自嘲的一句話:「和尚是吃四方的」。所以他三十五十的也接受教友的奉獻,可是他左手進來,右手就又接濟了別人。自己的手中永遠是空的,這也是有些人常常去找他的原因。
在他被限制居住在紐約的那段時間,與他經常保持聯絡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後來他獲教廷批准,得以返台主持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也是經過蔣夫人向教廷說項的結果。
 民國五十八年夏,我返台參加「中華學術院」所召開的國際華學會議,承蒙總主教在第一飯店請我吃西餐,飯後在對面吉林路的輔仁大學辦事處,陪我觀賞他在梵蒂岡教廷受冕為樞機主教的紀錄影片。他那高大的身影,氣魄宏偉的英姿,穿梭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紅衣主教之間,讓我感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難忘于斌樞機主教,我也懷念那位盡忠職守、照顧留學生的陳之祿神父是否仍健康如昔?我想說一聲:那一個時代 的留學生,是永遠記得「中美聯誼會」的。(轉載世界日報2009.09.13「上下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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