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年多前在網上提到史蒂芬史匹伯電影「太陽帝國」，我說影片內容隱含貶抑華人的寓意（因為故事場景是在二戰時的中國，但是片中出現的華人幾乎不是難民，就是小偷、強盜、流氓，而中國在打擊日軍方面卻又似乎毫無作為）。結果有部分網友嚴厲抨擊我的說法，認為我對電影的「詮釋」不當，電影並沒有辱華的意思。

其實，我先前的貼文主旨並不是在批判史蒂芬史匹伯，更不是在做電影內容介紹或影評。我是從電影文本中看到一些可能不為一般人所注意的面向，並做出延伸的檢討。我自己所最關心的，主要是一般華人的（負面）特質。我認為這些特質影響深遠，應該多反省，因為華人的苦難與此脫不了關係。這些問題是最根源的問題成因。但是，要點出這些負面特質，完整的經驗研究很難進行，甚至也還有禁忌。所以只有從間接的方式來尋求證據。像西方電影這些現成文本就是我所依賴的間接證據了。當然，西方電影貶抑華人的，所在多有，我舉史蒂芬史匹伯的電影為例，是因為這部電影的導演是個特別突出、為人熟知的人物，而且電影本身也確有可觀。但是，網友質疑、否定我對電影內容的詮釋，我一時實在也無從辯駁。

二、西方人眼中的華人形象

最近心血來潮，使用 Google 尋找相關討論，發現中文網路上的討論文字其實非常多。尤其是在「百度貼吧」的「太陽帝國吧」裡，相關討論文字幾乎不勝枚舉（見 http://tieba.baidu.com/f?kw=%CC%AB%D1%F4%B5%DB%B9%FA ）。當然，討論中其實有各種不同意見，並且有爭議。也有人認為史氏無意辱華，不過，顯然還是有許多人認為電影內容貶抑華人，因而表示憤慨、不滿。總之，看來認為影片內容貶抑華人並不只是我一人獨有的感覺，而是許多人的共同感受。

譬如有一位觀眾表示：「縱觀整個抗日戰爭，…（中國）對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但電影裏體現了嗎？唯一一點反抗是上海樓頂的遊擊隊，結果被日軍三下五除二就鎮壓了。而其他呢？上海的小流氓，無助逃難的人民，搶東西的中國軍隊，無一不在醜化中國人。」 http://tieba.baidu.com/f?kz=293216764

另一位觀眾寫道：「你認為這部電影裏導演所構思的中國人形象很“理智”麼？壞人哪都有，可是電影裏中國人沒有一個是好人，貪婪叛變的傭人管家，奸詐狡猾的商人，再加上一群偷搶的流氓癟三等等，別忘了這部片子是在上海拍攝的，上海人口碑再怎麼不不好那也是家裏的是，也用不著外國人這麼糟蹋吧？」 http://tieba.baidu.com/f?kz=91558085

也有些網友則強調，史氏此片主旨並不在批華、貶華，而在強調兒童失去童真的過程。對史氏此部電影表示肯定的網友，有些會稱呼那些指責史氏電影辱華者為「憤青」，意思大概是批評他們太多民族主義情緒，而未能充分理解電影的（深刻）主旨。

其實，我也高度評價史氏的這部電影。這部電影的藝術價值無庸置疑。其中討論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經歷殘酷人間世事而失去童真的寓意也很值深思。此外，暗寓國力盛衰變幻的歷程也有史詩的韻味。但是，即使電影主旨並不在批華，史氏心中的華人形象究竟如何呢？或者，那位小說原作者心中的華人形象又如何呢？是不是很負面的呢？

從相關討論文字使我瞭解，電影是依據一部英國人巴拉德（J. G. Ballard）的小說改編而成。巴拉德則是以其親身經歷改編成小說。巴氏本人也是出生於中國的英國人，他也的確在二戰期間住過日本在中國的戰俘營。不過，他並沒有長時間與父母分隔，當然也不至於在與父母初重逢之際顯現那種茫然的神情。不過，電影最主要所要表現的主旨「失去童真」，或許他的確已經有所體會。

有網友表示，巴拉德的原著小說裡顯現了較電影更強烈的辱華意味。這部分我無從置喙，因為我還無緣一讀原著。

我和前述那些被稱為憤青的人同樣感受到電影對華人的負面描述。但是，我和「憤青」們卻又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我偏向主張正視這種對華人的負面描述，而不是惱怒、反對與控訴。我認為，這種負面描述其實並不是特例，而是西方人對華人的典型觀感。像電影「聖保羅號砲艇」、「紅色角落」、「龍年」、「西藏七年」、「中國」（安東尼奧尼）...等，似乎都有某種程度辱華的寓意。然而，既然有許多西方人這麼看華人，其中或許也有些接近真實之處，至少有可供華人自省的地方。

重要的是，「太陽帝國」的原作者巴拉德絕不是唯一一位較知中國事而又對中國負面評價的西方人。我讀過一份文獻提到史迪威將軍，他是出生於中國的一位美國將軍，二戰時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與印緬戰區司令。據說他曾說過下面這樣的話：如果把中國軍官殺光，我們就可以訓練一支真正能作戰的中國軍隊。

 
很久以前，我讀過一本小說，是由西方傳教士所寫，書名是「六福客棧」，裡面提到的中國也是非常不堪，亟待西方人的拯救。類似地，在臺灣享有盛名的馬偕醫師（他其實只是傳教士，並不是醫師）的筆下，十九世紀末的台灣其實也是一個充滿自私、愚昧行徑的社會。

我甚至還親耳聽過一位在華資深美籍傳教士（曾擔任台灣大學教授）批評過華人，他也提到華人的自私，說是有一次乘船渡長江，船因風浪太大而搖晃，他呼籲乘客去站在船舷高起的一邊，以維持船身的平衡，卻沒有人肯動。他舉此例以說明他對華人的失望。

我知道我講這些話不受歡迎。嚴厲抨擊我詮釋不當的網友很可能其實是因為不願意接受我所要藉此強調的「事實」：華人確有許多負面的行為模式與人格特質。其他的多數網友大概也不太願意接受我的這種論述。但是，我認為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因為華人的苦難與華人的行為模式與人格特質脫不了關係。我強調華人的苦難有內在性與結構性，而內在性與結構性都牽連到華人的行為模式與人格特質。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逃避這個問題，除非我們無視於華人的苦難。

三、華人眼中的華人形象

當然，關於華人特質的描述也可能是因為西方觀點、西方偏見，是出於所謂的「東方主義」的偏見。但是，對華人有負面看法的人並不只是西方人，華人中也有不少人對華人（或對特定華人）提出過類似的負面描述。譬如魯迅、柏楊、孫隆基、劉曉波、辜雲、章家墩…等人，都對華人特質有某些負面的描寫。其實溫和如胡適，也曾指出危害中國的五大禍源：「貧、病、愚、貪、亂」。

上述的批判意見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甚至是受到西方的「東方主義」思想的影響。但如果像某些批評者那樣，說他們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終究太過。這種論述的解釋力恐怕很有限。人沒事為什麼要去仰西方人的鼻息？仰人鼻息這種沒自尊的事為什麼有人要做？我認為大體可能有兩種理由，他們的負面描述確是他們的真實感覺，或者，他們確實缺少自尊。後一種論述倒又可用來支持本文的「華人負面特質」論。

其實，從魯迅、柏楊的生平，並不能看出他們從西方「帝國主義」得了什麼好處。如果說劉曉波得了西方的好處，但是他現實上卻是遭到長期牢獄之災，諾貝爾獎迄今只能讓他得到虛名，而無法幫他與他家人解困。總之，如果他們沒有同樣的（負面）觀察，他們何苦要去做西方的「走狗」？

再說，即使是作為華人領袖的蔣與毛，難道就對華人沒有負面意見嗎？譬如老蔣提倡新生活運動，內容強調「禮義廉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共同一致」；以及毛澤東提倡的文化大革命，力主「破舊立新」，難道不是出於對既有人與文化特質的不滿嗎？

撇開特定人物所反映的意見，其實我們更容易看見整群人心中存有的負面刻板印象。譬如當今一些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批評，也反映了一種對「華人」形象的「觀察」。這種觀察當然太主觀，並且也太自外於這些缺點的描述，而忽略彼此同質的一面。但是，一群人的刻板印象很可能終究也有某種程度的真實。

反過來，我們也看到，許多大陸人對另一些華人也有極負面的評價，譬如他們對所謂「獨、運、輪」就常給予嚴厲的抨擊，其中常包括否定其人格、操守。另外，大陸上的戲劇、小說也常描寫「舊社會」的種種陰暗面，裡面往往也有許多人格陰暗的反派角色。只是，大陸上在批判舊社會的時候，可能暗示「新中國」的人已經不同於往昔；而在批評「獨、運、輪」的時候，可能認為「獨、運、輪」這些人已經不再是中國人，因此否定他們並不致於損壞中國人的形象。

只有當我們跳出上述這種互相批評的圈子來看，我們才會發現，其實所有這些批評終歸都還是指向這一群或那一群「華人」。至少，被批評者也仍然流著華人的血，或者在文化上深受華人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因為有著某一群華人的這些作為，所以就會有另一群華人不得安生、難脫苦難。總之，華人的苦難至少有相當部分是源於（其他）華人的作為，背後則有著某些普遍的負面人格特質。

總之，我認為華人確有些特質是不利於團體生活與團體發展的。而我這樣的觀察，其實並非唯一，別人其實也有類似觀察，只是他們往往將所觀察到的這些負面特質賦予特定人，賦予「敵對的一方」，而並不肯一般化地如此描述華人，特別是不願將己群納入為批判對象。只有將雙方或多方的觀察彙集，我們才看到其實華人很普遍地被認為具有負面特質。

也許，這些觀察都太過主觀，都因為距離太近而有太多情緒涉入。我們可能過度誇大「敵對一方」的惡，而忽略己方的不是。但是，比較不易排除的是，至少在主觀上，我們的痛苦許多是源於（其他）華人，源於他們的作為，以及作為背後的人格特質。

其實，當代大陸人對當代（其他）大陸人也不乏負面的描述。從時下大陸的大量（網路）小說裡或可看到一些當代中國社會的輪廓（雖然小說故事情節往往誇張，但是，對於故事主線外的情境脈絡描寫，卻很可能接近真實）。其中往往會述及一些貪婪、掠奪或不法競爭的行徑，以及一些官員的氣焰與腐敗，這其實也是關於華人的一種負面特質描述，而且更接近一種對於己群的描述。也可以說，對（華人）負面特質的描述，其實往往只排除故事裡的主人翁與重要少數，而及於整個情境脈絡裡的多數其他（華）人。

不肯一般化地負面描述華人特質，或許出於謹慎，但是我認為這最主要是出於主觀情感因素，也就是說，人總偏向要正面評價自己所屬的群體。這是「我群中心」的自然思維傾向。如果我們否定自己所屬的群體，也就等於是自我否定，那將會給自己帶來痛苦。在傳統中國文化裡，似較少這種自我否定的思考傾向。

我們通常會將惡歸於他者，以維護自我與我群的價值。這是一種「外化」或「他者化」的策略。如果抽除這種「他者化」的論述策略，應該更容易看清屬於一般華人的問題特質。

四、拒絕對整體華人做負面描述的理由

拒絕對整體華人做出負面特質描述，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由。約可歸納為以下幾種論述。一種是說華人的負面特質是出於貧窮，或出於戰亂，當然也可以說是兩種因素的共同結果；一種是強調「中國」人的問題性特質源於共產黨或國民黨，甚至是近代中國的革命或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所致（由後者或可推得：只要回到中國文化傳統，一切就能好轉）；再有一種是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質問有哪個國家不出壞人，憑什麼就認為華人比較多負面特質。

（一）「貧窮（與戰亂）」論述

上述的「貧窮論述」有相當的合理性，確可合理解釋華人問題特質的出現。貧窮與戰亂很可能造成中國社會的混亂、失序，也促成更多的問題行為與問題人格。事實上，許多人很可能確實也低估了物質、經濟條件對行為模式、人格特質的影響力，並因此低估了未來華人的發展潛力。但是這種論述的侷限性在於：除非我們能假設西方（與日本）等先進國家是自始一貫就比較富裕，或少戰亂，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與日本）能突破貧窮、戰亂條件的限制。

從我的觀察，華人的負面特質並不完全是在近代的戰亂中才顯現，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特質。這些負面特質雖然可能與貧窮處境有關，但是，也與其他的結構特質有關。而重要的是，當近代西方社會因一些特定因素而突破了物質、經濟條件的侷限時，華人世界卻並未達到同樣的突破。

許多人常提到西方掠奪殖民地以致能得到進步。這種論述的缺點是：無法充分解釋西方憑什麼能發現並掠奪其他地區；以及，為什麼其他社會進行的掠奪似未能獲得類似的文明進步成果。

西方的殖民行動對近代西方社會的進步很可能有正面影響。但是，我強調他們應該還有些別的條件，先於殖民的條件。設若沒有這些先於殖民行動的條件，他們又何從進行殖民呢？他們憑藉什麼能發現美洲新大陸？又憑藉什麼能壓制在量上可能佔優勢的土著？

再說，以蒙古與土耳其曾經的掠奪行動來說，卻似乎並未帶給他們明顯的文明進步結果。可見掠奪增富並不必然會帶來其他的文化獲益。

有些網友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們強調合理經濟結構本身的重要作用，而不同意自律等人格特質對經濟的影響。但是，我仍然認為即使是經濟結構的合理化也還是要依賴其他社會條件。

譬如當今中國大陸的決策者可能也希望引導中國經濟結構走向合理化，但是很可能卻是眼看著某些貪腐現象愈演愈烈，卻難有特效作為，主要是因為缺少我所強調的基礎社會條件。

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批評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因為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認為讓每個人追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出來操作，使社會整體獲利。涂爾幹說，這其實是有前提條件的，特別是需要良好的社會規範。如果缺少良好的社會規範，那隻「看不見的手」就難以奏功。

而良好的社會規範又是靠什麼力量形成的呢？我們或可延伸德國社會學者韋伯的見解，認為近代西方主要是靠基督新教倫理達致普遍的自律、敬業習性，並藉著與新教倫理的入世性與營利欲和其他條件間的交互作用，促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

中國社會則相對欠缺這種良好的社會規範，因為中國欠缺類似基督新教的社會力量。儒教雖然有些積極作用，但是因為一些內在於儒教的理由以及一些外在於儒教的理由，儒教形塑社會規範的力量不若基督新教，從而在促進合理資本主義制度上成效不佳。

以上的論述當然仍嫌粗疏，但未必完全不合理，也未必完全不能解釋實際現象。總之，中國的貧窮並不總是其他現象的原因，而也可能是結果，或許部分是欠缺自律等行為模式、人格特質的結果。

（二）「革命（或改革）破壞傳統」論述

至於強調「近代革命破壞中國文化傳統」的論述，則可能低估了上世紀初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極度不合理、無以為繼的狀態，忽略了改變中國文化傳統積弊的必要性。五四運動發展為新文化運動，甚至導致共產主義運動，並非完全無的放矢，而是良有以也。只是，革命本身的方向與實際性質也可能有問題，以致效果難孚期待，甚至過程確也演成災難。然而，說是因為革命（不管是國民革命或共產革命）才導致了華人的問題特質，恐怕不當，有可能是倒果為因。革命之所以出現嚴重問題，倒有可能更多是因為傳統結構（包括普遍的行為模式與人格特質）的積弊扭曲了革命的方向與性質。

從我的觀點看，近代中國革命的真正問題其實是文化與心靈改革的失敗。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初推廣所謂「五講四美」，其中五講指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指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總之，這正是涉及行為模式與人格方面的改革。只是，在這個時候而還要做這樣的改革，正可反映這些方面的實際狀態仍不孚期待。

文化與心靈改革本來應該是改革的重心，但是改革卻總是被扭曲成為權力鬥爭、資源分配的鬥爭、異群體間的鬥爭。改革重心的不斷滑脫、位移，實際上反映了文化問題的根深柢固，也可能反映了在傳統結構下文化人格早已經被普遍扭曲的狀態。

（三）「烏鴉一般黑」論述

至於「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雖然也有道理，而且很難找到充足的實證性的經驗證據來反駁（這可能也是問題一直難以釐清的根源因素之一）。然而，即便前述的所有刻板印象都有問題，天下烏鴉真的都一般黑，但是，中國人的苦難如果相當程度是源於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源於中國人自身的作為，那麼，對於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我們還是要格外關注、格外多加反省，並尋求改進，而不能避而不談。而社會結構與普遍個人的特質終究是循環式的互為因果的關係。

從全球的觀點看，華人的自律程度或社會秩序水準的確未必遜於多數其他社群，而很可能是優於多數社群（尤其是晚近的中國）。但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社會，其實只是全球社群中的特定少數，而且很可能正是秩序最佳的少數社群。相對於這些先進國家，華人的自律程度或社會秩序水準就未必較優越，在公領域裡的表現，更有可能明顯遜色，並因此影響社會的發展。

五、結語

我願再強調一次，我並不打算全面否定華人與華人文化、華人的社會結構，也不認為那樣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是，我還是認為，華人的自我反省空間確實還很大。

如果華人果然有些負面的特質，這些特質卻可能是出於像「人本主義」這種文化特質。這種文化特質有多面性意義，既帶來問題，也帶來生機。我們要認清生機，也要認清問題。但是，我的感覺是，儘管外人（包括海外華人）偏向直指華人的問題面，華人則偏向否認問題，或者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邏輯來面對指控。
我認為我們應該承認問題、面對問題，但是也可以從問題中看到生機，並且發掘生機、促長生機。

我不是說華人都沒有注意到這積極的一面，或者，都沒有去從事促長生機的努力。但是，我們的體認似乎還不夠深，因為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阻礙了我們去深刻體認，阻礙我們去自我超越。許多華人就不願意承認我們的行為模式的問題。我認為這就是阻礙的一部分。如果中國因此而進步遲緩，或過程中遭遇嚴重困頓、發生衝突，將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