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存天理，滅人欲”相比，在朱熹言語中，知道“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人要少得多，但這確系朱熹所說，出於《孟子集註》。

　　孟子勸齊宣王實行王政，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對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他說的“同之”，並非“共產”之謂，乃是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對曰：“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他說的“共之”，並非“共妻”之謂，乃是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就在註釋這番對話時說的。

　　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有以下幾點值得註意。其壹，“天理”與“人欲”並非截然對立。“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這便是“天理”與“人欲”相通之處；其二，“人欲”有“循理而公於天下”和“縱欲而私於壹己”之別。能“循理而公於天下者”，即能“與百姓共之”的，則是符合天理的人欲；“縱欲而私於壹己者”，把自己的“好勇、好貨、好色”建立於損人基礎上，則是違逆天理的人欲，為天下人所不容；其三，“遏人欲”與“滅人欲”大有區別，“人欲”需要節制，順理成章，不然就有“縱欲”之憂；“人欲”當“滅”，乃是“禁欲”主義，則很難使人接受。其四，孟子希望齊宣王與民利害相通，憂樂與共。朱熹贊賞孟子的言說，其所謂“遏人欲而存天理”，首先是對於君主的要求。凡此種種，都與“存天理，滅人欲”大有差別，也都比“存天理，滅人欲”通情達理。

　　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或許過於極端，於是就有人對“天理”與“人欲”作出種種詮釋。例如，說“天理”就是孟子說的“性善”，“人欲”就是荀子說的“性惡”，然而，荀子說的“性惡”即“好利”“好色”“好妒”，與朱熹說的“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的“好勇、好貨、好色”似乎沒有多大出入。也有人說，“人欲”並非人的“正當之欲”，而是人性中的“貪婪、自私、虛偽”，免不了還有動物性甚至“獸性”，那麽，說成是“滅獸欲”豈不更為確切？“人欲”，應包括“正當人欲”與“非正當人欲”，飲食男女、衣食住行之類，都是人的正當之欲，每個人都有滿足這種正當之欲的權力，當為“天理”。籠統地說“存天理，滅人欲”，怎能不使人視之為“禁欲主義”，並懷疑這種“天理”的實際內涵到底是什麽。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確有“誤說”之弊，實在不應責怪別人“誤解”或“誤讀”。

　　“存天理，滅人欲”出自《朱子語類》：“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壹，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是以此六字來歸納儒家經典以至“聖賢千言萬語”的。《朱子語類》系朱熹與其弟子問答的語錄匯編，於宋度宗鹹淳六年（1270年）刊行，此時朱熹已去世七十年。盡管其可靠性不及《孟子集註》，但我仍以為，此言未必就是後人杜撰。在《四書集註》中未必能找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六個字來，卻也隱約可見其影。

　　在《論語集註》中，朱熹說：“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夫子之言”，即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朱熹說：“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此處的“天理”似已不是能“與百姓共之”的“好勇”“好貨”“好色”，而是君臣的名分，儒家的綱紀，即不少論者所謂的“社會倫理”。此處作為“禁止之辭”的“勿”，也離“滅人欲”之“滅”靠近了壹步。

　　在《論語集註》中，朱熹還有壹句話說：“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此言已將“人欲”與“天理”對立起來，“天理”之“流行”以“人欲”之“盡”為前提，則與“存天理，滅人欲”沒有多大區別了。

　　以上所說，當然只是推測。但有壹點可以肯定，對權勢者而言，“存天理，滅人欲”比“遏人欲而存天理”更合口味。因此，在朱熹及其朱子理學如日中天之後，“存天理，滅人欲”被無限放大，並演變為對民眾的道德教化，而“遏人欲而存天理”則逐步隱退，以至將“遏人欲”與“滅人欲”混為壹談。“理學殺人”，被無限放大了的“存天理，滅人欲”功不可沒。壹定程度上，也將朱熹及其朱子理學陷於尷尬與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