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550年左右，古希臘的領導城邦雅典進行了所謂「克利斯提尼改革」的一連串政治革新。內容包括行政區的重劃、強化公民大會的權限，還有創立所謂「策略團」─就是類似以後的內閣的組織。

        但整個政治革新裡，最有新意，最與眾不同的，莫過於所謂「陶片流放制度」。

        它是一種民主的自我清潔機制，目的在於防止獨裁政治公民有權將希望流放的人名寫在陶片上，然後投票表決；只要每年的公民大會裡，有過半數的人投票贊成，認為某人的權威或是權力威脅到雅典的民主，這個人就要被流放到國外十年。

        但這種流放制度並不等同於司法裁判─一般人都認為即使被流放也沒有甚麼可恥的，流放期間，既不會喪失公民權，財產也完全不受影響，名譽上也沒有甚麼汙點，只是在流放期間一定要住在國外，期滿就可以回到雅典。

        所以陶片流放起的只是一種中斷的作用，就好像中國古代官場的「丁憂」一樣，它讓有權者的權力中斷，資源不會一直往勝者有力者的方向傾斜，最終釀成社會階級對立的大禍。

        這個制度的毛病在於：並不是每個公民都有獨立判斷的能力。在陶片流放制度創立不到二十年的時候，就出了以下這個小插曲：

        在每年固定舉行的陶片流放制度投票場，雅典政界名人亞里斯底德斯遇見一名男子向他求助：

「不好意思啊，我不識字，麻煩在上面幫我寫上亞里斯底德斯的名字好嗎？」

亞里斯底德斯有些吃驚，便問他覺得這個要被流放的人有甚麼不好。男子搖頭：

「我連他長甚麼樣子都不知道哩！只是有太多人稱讚他是個大人物，有正義感，我聽都聽煩了。」

亞里斯底德斯聽完了，甚麼話也沒說，默默地在陶片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年，他就被流放出國。但之後不到三年，他就因為波斯入侵而被召回雅典，並帶領軍隊獲得波希戰爭的勝利。這是後話了。

        這種制度當然很蠢。第一，它提供了一個絕佳整肅異己的工具，任何人只要策動群眾，就能把傑出的政敵暫時趕下舞台。第二，它是一種反向的淘汰機制，太優秀的人都會遭忌、遭殃。

        但是它至少嘗試指出並改正一件事，那就是：民主的敵人可能也是好人。當大家都說好的時候，這離所謂的「聖君明主」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而一個好人或好的家族，如果長期享有權力，他們很快就會忘記是選民的付託，才讓他們享有現今的權位；而他們的血胤與父祖輩的成就，就像基金公司「本基金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的廢話一樣，只是畫出一個夢境，而並不是指出一個「他們都一樣能幹」的事實。所以當當權者顯出戀棧權位的傾向時候，只有用這種決絕的手段，讓他們清醒，讓他們得以保住生命財產，同時也才能讓在位的人有著健康的新陳代謝，從而保住民主的可能性。

        當俄國的梅德韋傑夫與普丁此下彼上，看來即將締造20年連續統治的「民主」的時候；當菲律賓繞了半天繞不出「馬可仕─艾奎諾」的魔咒的時候；當台灣的銀行一家家地變成不是富X就是台X，當信義區的大樓不是姓吳就是姓蔡的時候，我想起老毛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同樣的，民主也不會僅僅只是看看辣妹，喊喊凍蒜，罵罵政論節目就能長保的東西。

陶片流放這個制度當然不可取。可是如果我們還相信民主這個看起來必須公平的玩具，就一起思考一下可能的解決方案。

(陶片流放制度部分資料採自鹽野七生「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