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豬攝

今年開春以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大家都沒有輕鬆過。上週四，美國勞工部公布統計指出，近兩成美國勞工在疫情中失業，就算沒有失業的家庭也經濟吃緊。

我們家也不例外。三月中停班停課以後，數週內我排定的採訪接連取消、稿量與收入都大幅縮水，江小豬在股市也損失了近千萬（看官諸君請別誤會，江小豬非投資客，只是工程師，乃因美國科技公司多以股票紅利代替年終獎金，故他持有許多公司股票）。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們出租的房子因為水管漏水，導致洗碗機等家電損壞、牆壁地板部分泡壞，修繕費用數十萬以外，還得就房屋整修期間的種種不便，賠償房客。

那段時間，江小豬忙著調頭寸，終日面有鬱色。眼看先生愁眉不展，我決定把上半年在台灣的版稅和稿費收入匯回美國，以紓家計之困。

奉上支票，江小豬一看，並沒有舒心的樣子：「錢的事情我來處理就好，妳不要管。」

當時小小豬和迷你豬正在旁邊的地板上爬著玩，齊齊抬頭望向爸爸。我忍不住捏了江小豬一把，他唉唉叫起來。

我討厭「錢的事就是先生的事」這種說法，如同討厭「孩子的事就是太太的事」這種說法。

婚姻是與時俱進的。美國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J. Cherlin）和歷史學家史蒂芬妮·孔茨（Stehanie Coontz）指出，綜觀人類歷史，我們經歷過三種不同的婚姻模式：十九世紀以前，人類遵從制度化婚姻（institutional marriage）模式，當時人們對婚姻的需求圍繞著吃飽喝足、傳宗接代等基本需求，男人娶老婆就是娶個孩子的媽，女人嫁老公就是嫁張長期飯票。雖然當時的人也樂於享受恩愛的夫妻生活，但那只是親密關係運作良好帶來的附加價值，並非婚姻的核心目的。

時代的巨輪運轉著，人類的婚姻模式從制度化婚姻、十九世紀以後的友伴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進步到今天的自我表達式婚姻（self-expressive marriage）。婚姻的制度色彩逐漸消失，現代人更多將婚姻看作是實現個人價值的一種手段，一些電影經典台詞，例如《愛你在心口難開》裡傑克尼克遜說的「你讓我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征服情海》裡湯姆克魯斯說的「妳讓我變得完整」，都對這種價值觀做出了貼切的詮釋。

於是，我們對婚姻的期待、對配偶的標準都變高了。媽媽們會說：「照顧孩子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賺錢的人的絕對不是老大！」「全職媽媽最偉大！」

這些是性別意識抬頭的現象，我覺得是好事，但是太表面了。如果我們只意識到孩子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卻沒有意識到賺錢也不是爸爸一個人的事；如果我們懂得讚揚全職爸媽的辛勞，卻不懂得肯定職場父母的努力，就不是真正的性別平等。

這種「假平等」，乍看提升了媽媽們的地位，其實恰恰相反。研究發現，有了孩子以後，爸爸們升遷加薪的機率會提高6%，媽媽們升遷加薪的機率則會降低4%。美國社會學家用兩個專有名詞來指稱這種現象，叫做「爸爸獎」（fatherhood bonus）與「媽媽刑」（motherhood panelty）。

而許多研究指出，孩子的出現不利媽媽們事業發展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媽媽們有了小孩以後工作效率變差了，而是世界各地的職場文化普遍存在著「女人生小孩以後就會忙著帶小孩而無心工作」、「男人有孩子以後為了賺錢養家會更努力工作」這些刻板印象，也可以說是一種歧視。

如果我們要更好地經營親密關係，如果我們想真正地落實性別平等，就應該在「照顧孩子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之外，也加上「賺錢養家不是爸爸一個人的事」這樣的觀念。

那天晚上，小小豬湊過來對我說：「爸爸說，因為舊家水管漏水修理很貴，所以妳把稿費都領出來幫爸爸付錢。」

我摸摸他的頭，說：「不是我幫爸爸，家裡的事本來就是大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