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托洛茨基主義的徹底破產】

毛澤東周恩來批判陳獨秀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右傾錯誤

（轉載）

　　陳獨秀就是一個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者和實踐者。

　　眾所周知：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並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做出了重大貢獻。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重要人物，毛澤東也沒有對其作出全面的評價結論，更沒有徹底否定他，但毛澤東卻明確指出：陳獨秀只是一個“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走著一條反對革命的政治路線；對於陳獨秀這個人要讓歷史去評價。現在看來：陳獨秀是一個以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為主導的客觀唯物主義者是確鑿無疑的。這就導致了陳獨秀的政治路線的錯誤、被撤銷總書記職務、直至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以及以陳獨秀為首的“托派”的不團結、四分五裂、叛徒眾多，最終解體的結局。陳獨秀也始終以“反對派”的面目存在於中國當時的政治舞臺上。陳獨秀之所以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也主要就是因為陳獨秀所擁有的客觀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哲學思想而認定中國共產黨不會發展壯大起來。
　　陳獨秀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早期，積極促成國共合作，但在後期卻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機械唯物主義者的錯誤指示，又基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思想和觀點——托洛茨基堅持認為：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基礎上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夠挽救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他要求俄國應該竭力去促進和點燃西方革命；並且，托洛茨基也沒有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他甚至認為：在一個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更不可能建設成功。陳獨秀尤其是接受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意見的觀點；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退讓政策，導致犯了嚴重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無產階級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沒有徹底反省自己，仍堅持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錯誤。他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了共產國際“托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竭力主張大搞“民主的鬥爭”，即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發展農村武裝鬥爭，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建了由四個小宗派組合而成的臭名昭著的“托派”組織。
　　他們自譽為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是敷衍了事地承認自己犯過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卻推卸自己所犯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主要責任，並把全部責任推卸給中央和共產國際。1929年10月10日，陳獨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批判共產國際說：“我們黨在革命中所做的過失，徹頭徹尾的原因，是犯了機會主義，很深的機會主義；我們若不能認識，並肅清機會主義，不但不能得到過去的教訓，不但不能矯正現在的錯誤，而且將來還要走錯誤的道路，重演革命失敗的大悲劇。要徹底認識並肅清機會主義，不僅是枝枝葉葉的指摘哪幾個人犯了機會主義便可了事，重要的是在解剖指出整個黨的機會主義政策之真實內容及其原因究竟是些什麼，無忌憚的暴露出來，然後才能徹底的認識，才能夠徹底的肅清，才不致重走舊路；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表示黨之真誠。”“我個人正因為過去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對於機會主義深惡痛絕，力圖糾正，尤其是在第六次大會之後，你們雖然口裡反對機會主義，實際上並不認識過去機會主義之真實的內容及其原因是些什麼，而且也不願意去認識，所以至今還說‘階級聯盟’政策是對的，至今還說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甚至於根本否認國民黨是個黨，至今還說武漢國民政府是革命的，至今還說以前主張退出國民黨是錯誤的，所以對資產階級及富農懷了種種奇妙的幻想，這些都充分說明你們實際在思想上，在政策上，仍舊繼續著傳統的機會主義，而執迷不悟。”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說：“我自從一九二零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的我，當時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不自覺的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黨，未能救革命，這是我及我們都應該負責任的。”“機會主義政策固然都來源於國際，然而中國黨的領導者為什麼不向國際抗議而忠實地執行，這個責任又推給誰呢？我們應該很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任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與彭述之等81人的“托派”組織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說：“國際的政策不但不因資產階級進攻無產階級自己更加獨立起來，反而採用了最可恥的投降政策，嚴厲地阻止中共退出國民黨，連準備退出都不許，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國際代表還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從此無產階級更進一步投降了資產階級，不吝自己正式宣告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陳獨秀人云亦云地批判客觀機械唯物主義思想說：“現在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國際及中共中央一直主張將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將來的政權應該是工農民主政府，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握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並且中國還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或封建勢力佔優勢。現在的國內戰爭還是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戰爭。”“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六大以後的路線是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為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資產政權相當穩定和經濟相當恢復而產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與其政黨軍人間之衝突，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軍事專政之衝突而開始的民主立憲運動之趨勢，我們應利用這種趨勢，而力爭徹底的民主主義作我們目前過渡時代政治鬥爭形勢，重新闖進政治舞臺，由現在的政治鬥爭，縮短反革命的現階段，開闢新的革命環境，走向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世界無產階級隊伍中自然要產生反機會主義的反對派之鬥爭，即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之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擔負了領導這個鬥爭的責任。”“現在整個的第三國際中顯然有兩個根本不同的路線：一個是以斯大林所領導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路線，即現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路線；一個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即國際左派反對派的路線。”“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也只有這兩條路線之徹底的鬥爭。”同時，陳獨秀在上海建立的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的政治觀點。1930年7月1日，陳獨秀在《無產者》第二期發表的《答國際的信》一文中說：“中國無產階級必須得到國際之列寧主義的領導，才可順利地達到它的解放之旅途，這是必然的。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切蘇聯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的系統地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真正的根源所在。當你們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且也預言這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必然遭到的結果。”
　　1930年7月1日，陳獨秀在《無產者》第二期發表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一文中站在與中共中央的敵對立場上批判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他說：“‘兵變是毀滅軍閥的主要武器’，‘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是生長為紅軍的社會基礎’。憑藉這種社會基礎的‘紅軍’來推動社會高潮，這就是叛徒們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們自己對於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之分析。”“統治階級罵我們是共匪和匪共並稱，都不足為異；所可異者一個先進階級的政黨，竟以與土匪結合自豪向列寧主義者的反對派誇耀，我們多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被叛徒們使之墮落至如此地步，我們反對派安得‘真要氣死！’”“我們無產階級的黨，還拾取孫中山的老政策，企圖結合土匪，憑藉土匪實力來擴大‘紅軍’區域，來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憑此便證明他們是工人運動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識淺薄的黨員，受了叛徒們胡吹亂喊的宣傳，竟以為現時紅軍區域擴大是事實，我們也許能夠得到勝利，中央的政策也許是對的，這班人是被‘紅軍’、‘蘇維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並未仔細想想現有的所謂‘紅軍’、所謂‘蘇維埃’其內容究竟是怎樣。”陳獨秀誣衊說“這種流寇的遊擊戰爭所得之惡果是：（1）使原有的武裝農民離開生產，過和土匪同樣的生活而墮落腐化；（2）使農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們積極的黨員都不得不集中到軍事組織和軍事投機方面，如接納土匪潰兵等。民眾運動的組織與領導，必然要落在無足輕重的分子手中；（3）農民的組織與鬥爭連所謂‘蘇維埃’也在內，都隨著遊擊戰爭的武裝勢力而生滅，使農民群眾只有依賴一種武裝的特殊勢力即所謂‘紅軍’為長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組織力量能夠鬥爭；（4）遊擊戰爭所經過的地方，強有力的農民只有跟著‘紅軍’走，留下的懦弱分子經過白色的鎮壓與報復，這地方的組織與鬥爭必然要推遲若干年都沒有希望。這樣的遊擊戰爭，真是斷送革命之有效的方法。”“赤衛軍是城市工人武裝暴動時的群眾組織，紅軍是工人取得政權後的軍事組織，現在全國各大城市工人都還在反革命勢力統治之下被壓迫著動掙不得，我們的黨不把力量集中在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離開政治中心的鄉村中，糾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業農民，冒充紅軍。想用這樣的紅軍來‘產生’革命，而忘記了真正紅軍乃是革命產生的。”“城市中既然沒有群眾的組織，黨的組織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並未能團結主要的革命工人幹部在黨的周圍，在這樣狀況之下，怎樣會有工人革命高潮來領導農村暴動？怎樣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說有共產黨的領導嗎？離開了工人群眾的組織，共產黨還有什麼？說有全國總工會領導，全總之下有幾個工會呢？差不多全總就是羅章龍，羅章龍就是全總。說有共產黨員在‘紅軍’中做領導工作嗎？這不僅如幾粒鹽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變成鹹味，並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環境關係，也跟著遊民無產階級化流寇化了。叛徒們現在還掛著共產黨的招牌，口頭上不得不說說：‘無產階級的領導’、‘遊擊戰爭只有獲得城市工人的領導才是唯一的勝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徵，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這類話作假面具，而實際上他們另有一個根本理論和這些門面話完全相反。”“叛徒的理論很明顯的是：中國大革命失敗了，無產階級雖然受了莫大的損傷，然而農民仍然能夠繼續擔負中國革命的任務，現在更加上變兵、土匪、神兵、回民、紅槍會、大刀會等所組成的‘紅軍’日漸發展，就是黨的組織力量還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還沒有群眾的組織，也可以由這班‘紅軍’領導農民遊擊戰爭，來影響大城市，決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是所謂‘中國式的特點’，而為反對派所不能瞭解的。這種由‘中國式的特點’所推演出的理論，不大屈服於農民的原始情緒，而且很明顯的是‘以鄉村領導城市’、‘以遊民無產階級領導工人’的政策，誠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對派所萬分不能瞭解的。”“叛徒們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無產階級的政策，將給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以很壞的教育，我們反對派若不及時在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面前從原則上公開的指摘出來，簡直是罪惡！”陳獨秀錯誤地判定紅軍的前途是：“（一）統治階級的內部戰爭意識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售賣。（二）因自己內弱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此外不能有別的前途。”歷史就是如此這般地戲弄了陳獨秀——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獲得了偉大成功。
　　陳獨秀在1938年7月所寫的《資本主義在中國》一文中主張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強中國進行抗戰的經濟實力，他說：“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而不是劃地自足的封建經濟居領導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比起資本主義先進國來，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在中國，還大有發展之餘地。”陳獨秀在1938年8月所寫的《抗戰一年》一文中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安分於在野黨的地位，說：“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作一談。”他甚至警告中國共產黨“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黨派應該口心如一地援助政府抗戰，獲得勝利。不應該有保存實力趁火打劫的企圖。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代，在今天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在陳獨秀看來：“近代國家已經是工業支配了農業，城市支配了農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敵人首先要佔據的是我們的沿海沿江沿鐵路的大城市，他們佔據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國……因為他們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國家之重要。如果我們不懂得這個，妄想拿農村來支配城市，妄想拿鄉村來作抗日根據地，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過去的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什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地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地幫助敵人更容易地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佈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1932年11月17日，陳獨秀在《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中客觀機械地指出：“誰都知道，不但是恢復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為只是經濟恢復，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陳獨秀回答說：“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一）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榨制。因為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為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獨佔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只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部分再生產所必須的費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度之下犧牲乾淨，這不但阻塞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ndarin（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代表資產階級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復興中國，特別是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麼，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只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民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過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擔負的起復興中國的大任，……”1933年2月20日，陳獨秀在提交給國民黨法院的《辯訴狀》中為共產主義唱讚歌：“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即是：一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所有，由社會公共機關，使民眾之需要計生產消費之均衡，實行有計劃的生產與分配，使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較今日財產私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高度發展，使社會物質力量日漸達到足夠各取所需的程度。”
　　陳獨秀早在1926年9月25日發行的《嚮導》第172期上撰寫的《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一文中就說過：“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須要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陳獨秀堅決主張中國不能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去搞社會主義。他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必然要發展起來……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在文中強調說：北伐戰爭、消滅軍閥、停止內戰的目的只是在於“使中國歷史由封建時代進化到資本主義時代，……”而陳獨秀在1938年8月24日所寫的《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一文中仍然堅持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他說：“我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老成謀國者，要‘負責任，說老實話’，不要有絲毫虛矯之氣！”這也正是陳獨秀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兩次革命論”思想。陳獨秀早在1927年6月15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書面致函答覆共產國際的“六一指示”中說：目前中共只能讓步的原因是“不這樣做，將會引起大部分反動軍隊的直接衝突，並同國民黨發生分裂，而且我們還可能淪為反對黨。”也就是說，中共現在“同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領導者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吸收這些左派領袖，找出一個共同的政綱。假如同他們分裂，要創造我們自己的軍隊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這些就是陳獨秀的典型的投降主義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和觀點，誤國害民不淺。
　　陳獨秀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深刻地批判國民黨說：“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三民主義的政綱上，在其建設中國實業計畫上，在其上層領導成分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自始即帶有不少的反動性（如希求帝國主義的幫助及不主張沒收土地及大貧小貧論）；至於其中的下層群眾含有不少的工農分子，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不乏此例，決不能改變其黨的資產階級性；無論其如何口頭上主張世界革命，擁護工農利益和聯合蘇俄，凡在一個革命運動高潮中，羽毛還為豐滿的資產階級往往採用一部分迎合無產階級的口號，甚至於拿出社會主義的幌子，以獵取無產階級的同情和擁護，這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是在歐洲革命史中所常見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剛一抬頭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殘他們的昨日的擁護者——無產階級。”1931年12月26日，陳獨秀在《熱潮》第五期發表的《談談“越軌行動”》一文中深刻地批判國民黨說：“國民黨政府對外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其對內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民；其已自絕於國民，自最激烈的共產黨到最和平的江蘇耆老團，一致認為是實；即彼黨所稱為國母的宋慶齡也宣言‘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即彼黨青年亦自認‘假黨治之名，行專治之實，致令國民黨為人所不齒。’”“學生群眾一侵犯國民黨黨部，一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國民黨便指為‘越軌行動’，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而言，‘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自然是‘越軌行動’；然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這一‘越軌行動’乃是必要的。國民黨認為黨權應高於一切，黨的利益亦高於一切，舉凡國家危亡戮辱，概不足以使其黨內權位之爭減輕毫末，……”1931年12月29日，陳獨秀在《“一二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中說：“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暴行，正在有加無已；國民黨政府無論是蔣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馬上就復辟，他們的‘不抵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常軌’，他們自己是不會‘逾越’的，全中國民眾能夠‘恬靜’的跟著他們當亡國奴嗎？”1932年1月6日，陳獨秀在《中國民眾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中說：“日本帝國主義，認為它佔領錦州後，滿洲問題即進入建設時期。日本在滿洲的勝利，即一切帝國主義無形瓜分中國之序幕，亦即中國殖民地化之序幕！”1931年1月23日，陳獨秀在《由反日到反國民黨》一文中說：“國民黨為什麼這樣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同時又這樣瘋狂的屠殺民眾呢？這兩件事也有其必然的連環性，一切統治者，一切上層階級特別是他們的領袖們，第一天不相信民眾，第二天要離開民眾，第三天就要害怕民眾，第四天就會仇視民眾以至屠殺民眾，它既然離開了民眾，便不得不投降帝國主義，否則在空中一無所恃而不能生存了！……像這般寧可賣國以救黨的人們，不用說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般號稱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中等華人，奔走呼號‘寧粵統一’、‘汪蔣胡團結’也算是‘准叛逆’！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號的，不是救中國，而是救賣國的國民黨！”
　　1932年，陳獨秀因為繼續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抗戰開始，他出獄後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與托派中央決裂，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陳獨秀出獄後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澤東表示歡迎。但是共產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復黨籍的三項條件，即必須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擁護黨的路線，並以實際行動表示其擁護黨的誠意。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等人阻撓，陳獨秀還是未能回到黨內。1939年，周恩來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同意，在陳獨秀因病到重慶寬仁醫院住院期間去醫院看望過他。而僅兩個月以後，周恩來又親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陳獨秀，並請陳獨秀到延安。其間，中共代表董必武和葉劍英都與陳獨秀就回黨工作問題面談過。畢竟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是對黨有過貢獻的。但正是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使得陳獨秀固守己見，最終也沒有回到黨內。
　　陳獨秀是堅決主張抗日的，並積極為全國的抗戰而奔走呼喊，它既批判共產黨，批判共產國際，批判斯大林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思想；也批判國民黨，批判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只是他走了一條錯誤的抗戰路線。陳獨秀是堅信共產主義的，並為之而奮鬥，即使在國民黨的審判法庭上也為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進行鬥爭而辯護，只是他走了一條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政治路線。陳獨秀也曾批判過客觀機械唯物主義，但最終成為一個典型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者；陳獨秀看到了人的“物質屬性”，但沒有看到人的“精神屬性”和“意識屬性”及其社會作用；這就是導致陳獨秀走向悲哀的哲學思想基礎。陳獨秀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清楚地認知中國的國情。客觀唯物主義者認為世界是不完全可知的，他們確定不出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線，制定不出正確的方針和政策，更無法採取正確的策略，……只能把人類社會引入歧途！客觀唯物主義導致了“托派”中出現了眾多的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和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叛徒和漢奸。儘管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一些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示憤憤不平，但是，客觀唯物主義導致陳獨秀拿不出正確的辦法，制定不出正確的措施付諸實施，找不到正確的路線，他也不得不照本宣科地服從和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把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引入歧途。以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為主導的客觀唯物主義導致陳獨秀走上了一條右傾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慘重損失，從而導致了他本人在政治立場和政治路線上的不堅定，導致了他本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悲劇結局。
　　1929年10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上所做的報告《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中指出：“至於托洛茨基反對派活動的策略路線，我們可以看出有下列四點：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與統治階級勾結。《新生命》已經登過關於反對派的文章。將來反對派更要利用統治階級的宣傳機關，以進行其幫助統治階級反黨的活動。如果在黨內鬥爭中失敗了，他們必然會整個賣給統治階級。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第二，在一切當前實際問題上表現他們的反黨路線的宣傳與活動。他們在‘五卅’紀念時，宣言號召同志向黨鬥爭，要比反帝國主義鬥爭更重要，客觀上毫無疑義地是幫助敵人。‘八一’示威，他們又認為是盲動主義，反映出許多失敗的情緒。在論調上表現出極右的悲觀的取消主義。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實行其停留在支部內活動的策略。他們借著停留在支部內，以動搖下層群眾，並專門找鬥爭失敗的支部，專門利用失敗的事實，以攻擊黨的路線。當鬥爭困難時，反對派在宣傳上可以說出極左的口號，如‘沒收工廠’，以使工人階級孤立，並引導工人群眾幻想未來的天國而忽略了目前鬥爭的實際意義；反之，在實際問題上卻又提出極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無出路的消沉狀態。 第四，與中國的機會主義者結合。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因為固執自己的路線，現在既不能深入群眾，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綱，以掩飾自己的錯誤。這樣，反對派的政綱，正好在掩飾自己過去的錯誤上，在口頭上‘左’的革命口號而實際上右的革命形勢的估計與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於是就被他們利用了。而反對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這些分子幫助他們進行反黨的活動。機會主義者與反對派在‘惺惺惜惺惺’的情形之下，便結合起來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對派拋開原則，專門利用些小的問題小的糾紛，進行非事實的譭謗與有意的造謠誣衊，企圖用這些卑劣無恥的手段以破壞同志對黨的指導機關的信仰。這除了幫助敵人破壞革命的指導者以外，簡直沒有任何意義。”
　　1943年春，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幹部學習會上所做的報告《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中指出了陳獨秀客觀機械唯物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路線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巨大讓步：放棄了“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削弱和放棄了黨的軍事領導權。
　　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來在延安中央黨校所做的報告《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從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承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不是領導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是替資產階級抬轎子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不要爭取領導權；認為幫助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無產階級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時工作制，以後再搞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這種觀點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用這種觀點來看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就很久得不到解決。”
　　1960年7月14日和15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於北戴河召開的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揭發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周恩來指出：共產國際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當時群眾鬥爭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但是在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下，在關鍵問題上掌不好舵。”“北伐的時候，我們應該爭取群眾，爭取軍隊。可是，這邊北伐，那邊上海的《嚮導》反映陳獨秀的主張，反對北伐，說現在是軍閥戰爭，廣東不應該北伐，應該防禦，應該搞群眾鬥爭。我們黨放棄了對北伐戰爭的領導。土地革命轟轟烈烈起來了，毛澤東同志的文章出來了，但是黨中央不支持。當時，陳獨秀的確是有點怕革命，怕群眾。”“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政府叛變革命，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破產。”
　　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批判了陳獨秀等人在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主導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的錯誤，明確地指出：“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並墮落為反革命。”
　　“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
早在1937年7月，毛澤東就在《實踐論》中批判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說：“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大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的講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批判了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犯下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毛澤東指出：“第一個階段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後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群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右的傾向是一切聯合反對鬥爭。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鬥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變了，而我們的政策不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打擊革命了，我們的政策也還是不變。這就犯了右的錯誤。在聯合中應該一方面與它聯合，一方面與它鬥爭。”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的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再次批判了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犯下的客觀機械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的錯誤。毛澤東說：“今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說過：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法無天’。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同志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託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像陳獨秀。陳獨秀對於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乾淨。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和陳獨秀的方針絕不相同，任何騙人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方針，要不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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