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

—— 未成熟的“資本主義”與其中心的“外圍”

常熟之殤：誰說童工是資本主義的過去式？

清純釗氣2

思行學社

編者按：

　　編者偶爾向人大的後勤工友詢問家庭情況。在中老年工友佔大多數的學校食堂，這些年輕的工人們有的生於1995年，有的1998，甚至1999；而問起出來打工的年紀，已經有不止一個人告訴我那小於十六歲了。

　　他們比很多學生都要小，卻比學生成熟得更早。在沉重的生活面前，他們既堅毅，又弱小而茫然。

　　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竟然還有童工？                                                     

　　又有童工被解救出來了，這回是江蘇常熟服裝廠僱傭，央媒跟進報導。在這起事件中，這些未成年被中介從雲南等地介紹過來，每人開價約2000元被工廠“買下”。這些童工幾乎沒有休息日，不到年底拿不到工資。如果有人想走，老闆就把身份證、銀行卡、手機沒收，甚至用暴力方式脅迫。

　　童工引人同情和憤慨，主要因為他們是孩子，其次因為他們是工人。孩子柔弱，工人勞動強度高，相互疊加，與殺人無異。而在這些新聞中，令人震驚的不是出現了零星的童工僱傭，而是形成了集團和模式長期存在；雙方的關係不僅是僱傭，而且是一種近乎人身買賣的勞動關係，加以暴力和自由的強制剝奪。

　　招童工用童工的套路幾百年來都是如此，如今在北上廣深依然普遍。相關的新聞並不少見：

　　今年4月，一名14歲童工在廣東佛山南海出租屋內猝死，經查，涉事企業存在非法使用童工的問題。死亡童工家屬稱，死者每天主要是做內衣加工，工作時間每天大概十一、二個小時。廣東深圳、東莞等地非法僱傭童工的現像也多次被媒體曝光。

　　濫用童工現象的最諷刺處，即在代表著正確和文明的改革開放前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出現了最原始而直白的剝削方式。當肉食者正在經濟論壇上大談特談開放和轉型，標榜科技怎樣改變了經濟增長方式，互聯網智能正在取代人工，我們彷彿以為黑色工廠和流水線早就是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代的過去式，是法制尚不健全的落後國家才不得不承擔的“發展代價”；然而資本蠶食青春和血汗的現實就活生生地擺在眼前。即使近幾年產業升級叫得很兇，似乎變化的只是童工加工的東西，而僱用童工這一現像不曾根絕。

　　一切以地方經濟發展為先的指導思想之下，執法者對製造業用工向來放縱，使用童工也是如此。不過對於童工問題來說，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法律管不管，而在於只要供需兼備，童工市場就始終有存在的基礎；在利益和貧窮面前，法律不過一紙空文。

　　從改革一開始，發展就不再成為一個屬於多數人的平衡的概念，“全面協調可持續”試圖用理論彌合實踐中“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先富帶後富”帶來的現實裂痕，而這在市場條件下只是理想者的一廂情願。在發展過程中，東部與西部的不平衡、城市與鄉村的不平衡，直接體現在發展過程中收益和代價的不平衡上。童工正是作為從西部到東部、從鄉村到城市流動的大量資源中的一部分。

　　在農村整體式微的時代背景下，鄉村教育呈現出衰敗和混亂的景象，幾乎不可能實現階級流動的功能，只能束縛住孩子們，甚至是暴力孳生的溫床。在社科院學者李濤的一項鄉間調查中，揭露過鄉村寄宿制學校成為了少年幫派誕生的土壤，同學之間結伴打牌、喝酒，拉幫結派和校園欺凌十分普遍。對於大量留守兒童來說，孤獨的處境更惡化了他們的心理狀況。

　　目前的情形是，農村的青少年普遍有著擺脫鄉村、進入社會的強烈渴望。不僅有黑中介從中搭橋，少年自己也會努力托關係、使用假身份證進入工廠、飯店等場所做工。湧向北上廣深的這些童工，試圖完成一場對過去命運的逃離，消費、掙錢、都市生活，對他們而言是極大的誘惑。

　　可普遍的現實十分殘酷：農村有貧窮，城市有剝削。巨大的經濟母體把他們吸納為一個個卑微的細胞，他們並不了解眼前這陌生文明的規則，幾乎沒有任何依靠，缺乏主體性，更無反抗之力。對於出生於農村並試圖離開的人來說，就算他們沒有在16歲之前被人僱傭，也只會在多長兩歲之後成為法律承認的工人，這不過是把雞養大了，有什麼區別嗎？只是從“非法僱用童工”變為“非法僱工”或者“僱工”罷了，不過是從因為天真而被剝削變為因為不再天真而被剝削，從出賣勞動力到為了家庭負擔而出賣勞動力罷了。

　　在城鄉和地域不平衡，發達對落後吸血的發展之路上，童工們承擔的正是那最弱小可憐的犧牲者的角色。

　　不只是在中國，資本主義統治全球的今天，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僱傭童工現象。據統計，全球目前約有一億六千八百萬名兒童做勞工，僅亞太地區的童工數量就已經過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更是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兒童在為雇主服務，而這種恐怖的數字甚至還在逐年增長。

　　圖：一名淘金兒童無助地對著鏡頭，其他孩子在甘姆村古老的金礦中淘金。金礦是該地區的主要商業活動。2010年，中非共和國童工數量驚人，5歲至14歲的兒童中，高達29%的人是童工

　　新聞和數據足夠給唱讚歌者打臉。楊瀾前些年發過一條微博：

　　“毛澤東去世時我才上小學二年級。當時師生都泣不成聲。記得我滿懷恐懼地問老師：'毛主席不在了我們會不會去做童工？'那種全民幸福係於一身的洗腦和催眠真不可思議！不過它有多強大就有多脆弱，國門一開，神話不攻自破。”

　　這番話想諷刺所謂個人崇拜，卻透出開放後既得利益者的自大和輕薄。高居廟堂者自然不必去觀察和關心被統治階級的苦痛，倒可以泰然自若地高歌盛世；可成千上萬受苦的人們就在腳下發出吶喊，刺破這虛假的幕布。

　　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承諾過道德進步，相反地，卻一再以其逐利性挑戰著道德的底線。既然21世紀奴隸關係可以在泰國和印尼的漁業大行其道，那麼童工和殘障人當然也可以被困在黑工廠和黑煤窯裡忍受超高強度勞動和虐待，不見天日。在一個剝削作為理所當然邏輯的時代裡，期待真正的勞動倒像不正常了；在一個強者通吃的世界裡，對最弱者的欺騙和奴役怎麼可能禁絕？《狂人世界》裡說封建禮教吃人，如今吃人的東西連“仁義道德”的溫情脈脈都揭去了。

　　面對北上廣深昏暗車間裡那千千萬萬稚嫩的面龐，我們或許又要喊出魯迅先生的那句：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