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對中共的評價極為分歧。一方視其為專制暴政的典型代表，另一方則以「務實」、「民族」、「和平」為名，為其開脫，甚至以之為親近對象。這種評價上的分裂，不只是統獨之爭的延伸，更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價值認同上的撕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在近年政治發展中日益展現出對中共的諒解與依附，這不僅是戰略考量，而也是出於一種對秩序、權威與統一的文化性嚮往。這種傾向讓人質疑：國民黨是否已喪失作為民主政黨的價值底線？而這樣的親共傾向，又會如何拖累台灣文明的自主發展？

我們不能把中共當成一個普通的政權加以對待，也不能以「民族同胞」的情感幻想其將善意對我。中共的統治邏輯是建立在極權控制、資訊壟斷與對人性系統性壓抑之上。它並非僅是專制政體的延續，而是當代極權主義的典範，其治理方式不僅剝奪個人自由，更剝奪人們思考、組織、反抗的基本能力。在這樣的制度中，人不再是公民，而是工具；政治不再是公共討論，而是服從機器。與此體制合作，不是「和平」，而是向文明倒退。

我們評價中共，不是為了激化仇恨，而是為了建立正確的文明尺度。唯有明確指出中共體制的壓迫本質，台灣才能在文明選擇上走出自信與清晰的道路。模糊的態度只會讓我們在關鍵時刻失去立場，在價值戰場上敗下陣來。而一旦失去立場，我們就無法真正抵抗對岸的滲透與統戰，也無法向國際社會證明台灣值得支持。

面對中共這一結構性危害，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外交對策，更是一場價值的自我澄清。我們要問自己：我們是誰？我們要建立怎樣的社會？我們是否願意在面對邪惡時選擇沉默、模糊與妥協？還是敢於直視威權、捍衛自由與尊嚴？

我們可能也要問：文明價值應該優先於民族情感嗎？這是一個關於評價、認同的重大思考。

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情感，其實很自然，問題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專制體制國家，甚至是極權傾向的統治模式。認同專制體制的中國，是不是也要接受被專制體制政權統治呢？是不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專制體制國家的一部分呢？文明價值相對於民族認同，我們究竟應該優先追求何者？

文明價值，是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普世原則。這些價值並非「西方專利」，而是人類在長期歷史中所累積出來的基本共識。它們的核心，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作為「人」被尊重，而不是被定義成工具、階級、或族群中的一粒沙。

而民族認同，雖然有其歷史與文化意義，但本質上是一種情感性與想像性歸屬。這種認同能夠凝聚人心，產生歷史感與文化連結，但也極容易被操弄、被綁架，尤其當它脫離了文明價值的制衡之後。

我們看到歷史上太多例子：德國在納粹時期訴諸民族榮耀，最後帶來的是種族清洗；中共高喊民族復興，帶來的卻是對異見者、邊疆民族的打壓；現今中國，對內高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旗幟，對外則實施戰狼外交與信息封鎖。這些都不是文明的展現，而是民族情感被極權利用的結果。

那麼，我們該如何選擇？

我想說得直接一點：如果民族認同需要你關掉良知、封住嘴巴、容忍不公，那它就不值得被擁抱。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不是靠軍隊、導彈或黨國口號撐起來的，而是靠這個民族是否能尊重多元、保障自由、讓人民活得有尊嚴。文明價值不是用來反對文化傳統的，而是保護它們能在自由空間中各自發展。你要認同中華文化可以、要說自己是中國人也可以，但不能因此就為中共的極權背書，更不能為了情感補償而犧牲掉真理與自由。

台灣的責任與價值不只是爭取生存，更是示範，示範給中國大陸，甚至示範給世人。台灣之所以珍貴，不只是因為我們有自由選舉、有言論自由、有多元社會，更因為我們在一個華人語境裡，活出了文明價值可能的樣貌。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台灣曾經經歷白色恐怖、動員戡亂，甚至族群對立；但我們一步步走出來，建立起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今天的我們，是整個華人世界中的少數明燈。如果我們自己都選擇了放棄文明、投向威權，甚至投向極權，那這盞燈也會熄滅。

所以，當文明與民族衝突時，我選文明。文明讓我自由發聲、勇於懷疑、平等看待每一個人。民族，若不能包含這些，只會成為一個排他與壓迫的工具。台灣應該走向何方，應該不難抉擇。而即使是為中國長遠福祉著想，堅持民主體制的台灣也會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利。

台灣的未來，不取決於中共如何看我們，而取決於我們如何看中共。這是一場文明自決的試煉，而每一個台灣人，都是這場選擇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