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大體同意你對「主體性」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演變所提出的回顧：從希臘的理性人觀，到中世紀的神學宰制，再到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重新肯定人的能動性，再被現代性的資本邏輯與結構壓力所侵蝕，這是一條反覆鬥爭、充滿張力的歷史進程。這不是一條直線通往解放的道路，而更像是一場不斷重組語言與權力關係的思辨實驗。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將其比喻為「周伯通左右互搏」確實頗具形象性。

不過，我認為若因此就斷言這一切探討都是「原地打轉」，則可能低估了哲學本身的開放性、批判力與螺旋進化的可能。西方哲學之所以持續存在、持續演化，正因它從未停止對自身前提的反思，也從未放棄在現實矛盾中尋找有意義的實踐方向。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得出一個對「自由」與「真理」的終極定義，但那正說明它們不是教條可以依附的名詞，而是我們必須持續摸索與回應的問題。

我的原貼文並非要為某一哲學家背書，也不是從某一既定思想體系出發。我更想做的是自己思考、自己找答案，而且是扣緊中國社會面對的困境來找問題答案。我們如何誠實面對自己的處境？如何不倚賴簡單的答案，仍能保有一種追問的能力與精神的開放性？中國社會的內在困境究竟為何？

我當然並不否認「自由尚未實現」、「主體性充滿裂縫」這類反駁，我們何妨把它們當作思考過程中必須正視的前提。

你最後回歸到尼采，提到「真理並非客觀存在，而是人創造出來的」。對此，我並沒有疑議。我接觸過“建構主義”，我會直接接受：所有關於真實(reality)的陳述，都是某種建構—當然也是人造的。福柯說：「真理不在於與權力分離，而恰恰是權力的一種效果。」我不喜歡他，也不太接受他這個說法。不過，我同意：我們很難把我們自己所相信的某種真理和權力完全分割。但是，很難分割並不等於不分割是恰當的做法。就好像唯物論雖然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還是認為尋求超越精神不是無謂之舉。

總之，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就此放棄追尋真理，反而更需要去辨識語言與權力之間的構造關係。你提到「讀哲學的唯一好處，是讓我看見理性的幼稚與偏見」，我可以大概理解這種感觸，但我會試著強調：正因理性如此脆弱，更值得我們用理性去拆解那些偽裝為真理的迷思，哪怕理性本身也不完美。實際上，你自己也依賴理性標準來進行批判。譬如你說“合理懷疑：真象可能是相反的。”這時候，你其實就在依循你認為的“理性”判準。只是，你認為的“合理”判準，是不是真符合理性原則，恐怕大有可疑。

你信仰基督，這是一個個人內在選擇，我完全尊重。但我也想說，從對理性的解構直接跳到信仰的絕對，相較之下其實是一個更需要謹慎處理的「跳躍」。如果說哲學讓我們學會懷疑理性的侷限，那麼它也應該讓我們警覺任何形式的確信是否也可能只是語言與文化條件下的建構物。

關於信仰，我談過多次。其實我也曾經自剖。我比較是無神論者。就此而言，我可能和唯物論思想較接近。但是，感情上我對唯物論並不欣賞。歷史上，我們也看到所有唯物論國家（共產國家）其實都走向失敗；中共顯然也快了。另外，我也多次試著從更抽象的層次點出我對唯物論的意見。對追求超越精神，我其實並沒有清楚的想法。我其實只是試著拿來作為一種可能的出路(alternative)。

所以，回到你最初的提問：「自由、正義、真理是否真正落實在人類歷史上？」我的回答是：也許從未真正「完成」，但若我們因此就否定其作為問題、作為探索方向的意義，那麼我們可以依附的就真的只剩下虛無，或無條件信仰。我的選擇是繼續不斷提問，也不斷給出回答，即使回答永遠不完整。人生的意義也許就在這種奮鬥、掙扎過程中。

再次感謝刁女士的批評，願我們都在思想的過程中保持謙卑，也保持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