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本文背景概述與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澀澤榮一出生於1840年代的日本埼玉縣。中國當時正好發生鴉片戰爭，因中國戰敗帶給日本相當程度的震撼，並開始醞釀內部思辨的動因，而且也是在這個時候，日本當時已廣泛存在初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基礎的規模與架構。

而澀澤所出身的家庭是日本當時所的的「村莊大農」，集農業、商業與小型金融業於一體。也因此澀澤可以說是深深受到這種亦農、亦工、亦商以及亦金融的環境，而他同時從小也是受到父親所施予給他的教育，以及他在7歲以後開始進入當時的日本私塾研習儒學，接受儒家思想的薰陶。[1]14歲那年，因關東地區大旱之故，父親派他去外鄉代購所需的藍靛原料，從此開始發揮其天生的商務才華，加以，同年日本發生「黑船事件」，並與美國簽訂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這樣的政治時勢，也帶給澀澤不小的衝擊與影響。

學者認為關於澀澤榮一為何會獲得成功，主要有三個客觀的條件：一是他剛好生於一個日本歷史面臨轉變的「過渡時期」；二是他的文化素養基本上終身都是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所形成的；三是他曾經有幸出訪歐洲，見識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蓬勃發展之故。而澀澤成功之關鍵，基本上都寫在他的《論語講義》以及《論語與算盤》這兩本著作之中，尤其是後者。[2]

另外，澀澤的成功或許也與他的處世態度有關吧？澀澤認為，既生為人，尤其是在青年時代絕對不可以避開競爭，為了社會之進步，競爭是必要的，不躲避強力的對手而與之競爭，同時等待時機之道來，也是人生處是不可或缺之要件。

        而明治時代，日本人普遍的閱讀《論語》，在當時甚至還曾出現「讀《論語》而《不知論語》」（論語読みの論語知らず─）[3]的成語出現，且日本人在當時，也多半都認為《論語》和「算盤」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兩件事情。尤其明治時代初期，武士道精神仍然是日本社會的典型風範，輕商之習依舊瀰漫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對於日本近代化之經濟發展殊為不利，而有「商業無需學問，有學問反而會妨害商業的進行」之情形。日本在政治、教育制度方面頗有逐漸加以改善的必要，當時我國商業積弊最深，我以為商業不振，國富不盡，因此同時也有必要振興商業。於是他從本來有機會從次長升上部長而變成大臣，卻毅然決然由士級轉而為商人，決心以《論語》作為他一生的信條，以其教訓做為商場買賣的原則。

        也因此，澀澤率先而起，大聲疾呼日本應積極培育「士魂商才」者，而其培養之基礎便是由《論語》開始。畢竟任何人都可以向孔子請益，而恐子的教誨對任何人都著實非常有用。

貳、〈仁義與富貴〉─真正的「利殖」與孔子的「貨殖富貴觀」

        在〈仁義與富貴〉這一節中，澀澤便開宗明義對「實業」一詞下了定義，亦即：「凡一切買賣商業，生產工業都是以利殖為目的。」主張其關於真正的利殖，須以仁義道德為基礎求得，才可能永續與久持的信念。故利殖和仁義要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兩者相輔相成才能使國家健全發達，個人也才能各得其所而榮達富貴。換言之，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利殖的慾望」，但是在追求利、欲的過程中還是要順乎道理，與仁義道德相並行。

        蓋從古至今，東洋社會便有重精神，輕物質的風習，這也是日本社會所經常遭遇到的問題。但是錢本身是無心的，善用或惡用，完全存乎使用者一心而已，畢竟錢本身不會判斷善惡，一切端視金錢所有者的人格或善或惡來決定其為善為惡。不過世人往往有惡用金錢的傾向，所以才有古人誡之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以及《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等教訓。故澀澤認為凡人要成為一個完全無缺之人，就必須要對金錢有所覺悟，不能看得過重，亦不能對之加以蔑視，此即「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也因此，他認為孔子不是鼓勵貧窮，而是認為「不以其道，得知不處也」而已。

        澀澤也認為歷來許多如者對於孔子的想法常有所誤解，這其中又以富貴的觀念與貨殖思想最為嚴重，畢竟孔子說話向來都僅是微言大義、點到為止而已。

        他舉例《論語》〈里仁〉中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澀澤認為孔子其實不是在輕視富貴，而是認為孔子事實上只是在告誡人們不要浸淫於富貴而已。因為孔子所希望的是，如果不能夠用合理的方法來得到富貴，那麼他寧可安於貧窮。畢竟，用合理的方法所獲得的富貴，實在沒有加以拒絕的必要。

        另外，孔子也在《論語》〈述而〉裡說過：「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這句話往往也被解讀成孔子是賤視富貴的。在鄭玄所注的意思中認為：「富貴不可求而得之也，當修德以得之。此言有命亦有道。」與澀澤的理解事實上相去不遠。蓋澀澤亦認為孔子所言之意，乃是富貴的取得必須「踏著正道」，如果以正當的方法不能得到財富，就不要留戀富貴，也不要以卑劣的手段強求，寧可安貧樂道比較實在。所以他認為，孔子所說的富貴，都是絕對正當的，任何富貴功名，只要不正當、不合道理，在孔子眼中概都視如浮雲，不值得一顧的。

參、澀澤的「貨殖觀」與「義利合一」說

一、澀澤的貨殖觀概述

        澀澤認為救貧事業必須從人道上、從經濟上去處理，但時至今日，他認為必須更進一步得朝向政治上著手進行，而不論是從哪一方面來看，都必須救助弱者，保護弱者。不過這並不代表要直接提供他們援助，而是要針對「治貧」來提供一套完善的救助措施，一個最具體的方法就是減輕對於一般下層階級住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租稅或公賣制度。

        財富並非為個人所私有，畢竟正是因為有國家與社會的幫助，他才能獲取利益，才能立身處世。也因此一個人的財富愈大就愈有義務要回饋社會師與她的恩惠而參與救濟的事業，此即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要表達之真義所在。富豪仕紳們應該「誠實且誠心」的履行他們的義務，一方面可以「榮耀天皇聖上」，一方面則可以保持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寧。

        在澀澤的認知下，所謂的金錢不單單僅指「通貨」而已，舉凡一切可以代償的債務，大都可以用金錢來支付，因此金錢僅是「財產」的代名詞，代表所有產品的價值。並非所有的金錢或商業都是罪惡的，蓋罪不在其身，只存乎運用金錢之人的一心而已，畢竟「心地好，黃金是財寶；心機壞，黃金帶災害」，也因此我們要對金錢抱有公平的見解，不能動輒先求富貴而後求道義，否則最後便容易因此以為「金錢萬能」，故人是否會淪為金錢的奴隸的關鍵還是在「存乎一心」而已，所以這一切的責任仍然在人自己的身上。

        澀澤對於「御用商人」的想法，並非如世人般那樣認為他們是一群利用金錢的力量諂媚阿諛權勢的人，反而認為他們資力雄厚、講究信用，並且能夠自我反省，明辨是非善惡，縱使官方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要求，也不一定會輕易許諾。例如在歐美個人主義下的影響，大多也認為「真正的富是在正當的活動中取來的」，有良心者，就算拒絕與官方合作買賣，也應當在所不惜才是，畢竟生產利殖的事業如果非以正派方法，不應令其可以經營。商業者唯有存乎一心，斷然拒絕索賄，則不正不義之事必然不會發生，則國家的安全便得以被寄予厚望。

二、傳統「武士道精神」與澀澤的貨殖觀

        澀澤平常就有一個主張，他認為當時的日本社會往往在「厚生」[4]與仁義道德兩方面結合的不好，「為人則不富，為富則不仁」，就利遠仁，近義失利。凡有得失形影相隨者，人們往往容易為了利慾而迷失了方向，自然容易會偏離仁義之道。他認為孔孟之訓原本應該是「義利合一」的，但是到了宋朝朱熹，卻認為孔孟非常蔑視貨殖功利，而誤傳其意，遺留罪過。

        然而，日本在元和寬永年間（1615－1643年）開始盛行所謂的朱子理學，使得後世人們幾乎都認為所謂儒學除此一家，別無分號，反而對後世造成某種程度的流弊。也因此其根本的結果就造成從事於後生的實業家精神，幾乎變為完全的利己主義。

        也因此，澀澤認為應該要使實業家們知道他們的職分是在根據仁義道德來進行利用厚生之道，以便努力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而這樣的信念，某種程度上即必須將儒家孔孟的信仰與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做結合，才是可以使「義利合一」最重要的方法：[5]

武士道乃日本之精神……舊商工業者明顯誤解了對武士道的觀念，認為如以正義、廉直、俠義、敢為、禮讓為宗旨，則買賣無法成立。……當然，在封建時代，認為武士道與殖產功利之道相背馳，比如者之所謂仁富不兩立的觀念乃與今日之商工業者犯同樣之錯誤。仁富絲毫不相背馳的理由，今已為世人所容認了解。孔子所謂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第四）正合乎於武士道之真隨，即正義、廉直、俠義等。……吾竊以為，武士之道與實業之道，必須促使其為一致，不但如此，他們應該可以一致者。

        蓋前曾述及在明治時代初期，武士道精神仍然是日本社會的典型風範，輕商之習依舊瀰漫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對於日本近代化之經濟發展殊為不利，也因此，澀澤方率先而起，大聲疾呼日本應積極培育「士魂商才」者，而其培養之基礎便是由《論語》開始。於是，澀澤試圖將在傳統儒學中相隔十萬八千里的《論語》和算盤實質的揉合起來換言之，澀澤的經營思想特點在於將倡義的《論語》以及功利的算盤合而為一，也就是一種道德經濟合一主義。另外，其揉合的方法則是希望透過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作為其中心的思想，使得算盤與《論語》能夠在當時的日本社會被緊密的結合，個人茲將其試著簡式如下：

        ∵ 論語 = 武士道精神 ； 論語 = 算盤  ∴ 武士道精神 = 算盤

        至於，澀澤認為正是因為貨幣本身具有代表性的價值，才很寶貴，所以貨幣的第一要件是貨幣本身的實價與物品本身的價值要相等。如果名目上的價值不變，而貨幣的實質減少（或貨幣的數量增加），則物價就會上漲。其次，貨幣要便於分割。而所有人都要尊重金錢，並以同樣尊重產物的心情來尊重貨幣。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澀澤的貨殖觀，認為錢是要能集能散[6]的，才能使社會循環活動蓬勃，從而促進經濟（生產）的進步，真正擅長理財的人必須能生產、多賺錢，同時也要能多多消費、多多散財，故千萬要注意的當然就是別吝嗇，莫浪費。

肆、結論─心得與評析

        日本與中國雖然共同享有一樣的「儒家文化」，但是日本透過日本近代儒學的「新釋轉化」，將儒家思想轉化為「和魂洋才」，使得明治維新得以成功，而澀澤的理論[7]基本上不可不謂對當時的社會大環境起了一個承先啟後的作用。

        澀澤在立場上算是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先驅，在日本掀起「日本資本主義論戰」時，他的思想被肯定近代資本主義性格的「勞農派」歸類為右派。蓋因其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競爭力極強的自由經濟貿易體制，企業家必須具有自立自營的精神，果斷迅速且徹底的處理所面臨的一切問題。而澀澤先從文化方面著手，畢竟日本在文化上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東亞社會主導的成分就是儒學，也因此他才選擇走上「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並且終其一生都在為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奮鬥與努力。

        然而，澀澤到了晚年以後也開始注意到資本主義有其弊病，於是方才在其晚年的著作《論語與算盤》中做出了適當的修正，也就是將他的「義利合一說」擴及到整個社會，向當時的實業家提倡「盈利道德化」，認為實業家謀取的功利應該與其所應負的社會責任形成正比，實行企業的社會化，換言之，成熟的企業就必須對「厚生事業」做出相當程度的貢獻，並且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故其認為一個穩定的社會、調和的勞資關係、生態環境的平衡以及（人民）擁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將會促使企業更健康的發展，而他在晚年所做的種種社會事業就是他實踐其理念的嘗試。但是若從左派的觀點來看，則澀澤可能會落入「調和階級矛盾，護持既成秩序的保守主義者」吧？

        當時的日本對於儒學的理解，幾乎是一片擁護朱子理學的風氣，而造成當時日本人民對於儒家思想的錯誤解讀，加上當時日本社會「武士道」的精神背發展到了極端，形成所謂的「大和魂」思想，並且湧起一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所結合而成的神國主義思想又被發展到了極端，使得兩者結合形成與鄰為壑頗甚的「軍國主義」思想。加上當時日本接受西方技術與資本主義思潮所進行的維新工程的推波助瀾，使得日本跳脫鎖國封建，擺脫殖民地的窘境，一躍而成為具有侵略性的強盛國家。

        然而，即使澀澤在當時認為人民對於朱子理學對於儒學的誤解，對於整體日本社會將造成某種弊害的想法沒有錯，然而，因為他的思想仍無法擺脫「忠君愛國」的窠臼，加上他又提倡應將武士道、《論語》以及算盤三者做適當的調和，使得他那較偏向於右派資本主義的理論，在以上元素相互結合以後，某種程度也被當時的日本政府與企業做為奉獻的藉口，曾經被他點名批評的三井與西門子，藉著「忠君愛國」的託辭，積極奉獻資金與政府或幫助日本發展軍需工業與國防技術，以追求自身的利益（追利），貢獻國家（逐義），而達到「義利合一」的境界。

我想，恐怕澀澤在其生前也萬萬沒有想過他的理論，竟然會成為十年後整個東亞國際社會遭受日本侵略與迫害的藉口（因素）之一吧？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址：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8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