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那些讀書的日子】韓少功
2009/09/18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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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那些讀書的日子】
2009-09-18 旺報 / 韓少功
我們頭頂著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裡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著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裡坐著讀，跪著讀，躺著讀，趴著讀，睡一會兒 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為了省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汙跡……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 全標識，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後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采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裡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裡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克制一下揭穿偽裝的鬥志。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於我的很多夥伴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饑餓者的暈眩。
抄 書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裡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藏書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熏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麼舊書刊，發現商店裡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
九○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只是筆頭不閒。他是「文革」後最早出國的數萬留學生之一，很快成為經濟學界一顆新星。在普遍的國外輿論看來，八○年代初陸續出國的這一批人總體素質最佳，不僅謙遜而刻苦，且學養不俗。「文革」後最早的那批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總體素質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師的話來說，能遇上這幾屆可謂人生之幸。這裡當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從十年積累的考生總量中擇優，與一般考錄沒有可比性。但即使不這樣比，這是否也能顯現出十年並非一張白紙？
現在，我的一些手抄書早已不知所往。隨著出版的開放與繁榮，我的書櫥也越來越多，盛滿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書，不需要我再在油燈下熏黑鼻子。但有時候我會不無惶惑，似乎書已經多得壞了我的胃口，讓我無所適從。又覺得新書像富人的賓客，舊書像窮人的朋友，我在太多賓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獨。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單獨的書房，還經常向我偷偷提供「內部」書──這因為他父親是官員，後來還進京出任要職。我在鄉下時，他常常寫來超重的信，用美學體系把我折磨得頭大。休謨、康德、尼采、克羅齊、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天知道他讀過多少書，因此無論你說一個什麼觀點，他幾乎都可以立刻指出這個觀點誰說在先，誰援引過，誰修正過，誰反對過，誰誤解過，嘀嘀嘟嘟一大堆，發條開動了就必須走到頭。因為他成為某電機學院的工農兵學員，我後來與他斷了聯繫。他為什麼要改學電機？他那些超重的美學怎麼說丟下就丟下了？
醉 書
作為我心目中一個個親切背影，作為「文革」中勇敢而活躍的各路知識大俠，他們終究在歷史上無影無蹤，讓我常感不平和遺憾。也許有生活難題捉弄了他們？有性格毛病羈絆了他們？也許他們清高得不屑於浮出地表，不屑於在名人圈裡對牛彈琴？
事情還可能是這樣：在一個沒有網路、電視機、國標舞、遊戲卡、MP3、夜總會、麻將桌以及世界盃足球賽的時代，在全國人民著裝一片灰藍的單調與沈悶之中，讀書如果不是改變現實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處，最好的精神夢鄉。生活之痛只有在讀書與思維的醉態下 才能緩解。何以解憂，唯有文章，是之謂也。因此，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或者說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反而最可能產生精神渴求；而一個機會密集、利益洶湧以及享樂場所環伺的時代撲來之時，真理的鎮痛效應和致幻效應是否會如期減退？醉漢們是否應該及時地清醒還俗？
那麼，我應該為他們不再需要鎮痛和致幻而欣慰嗎？應該為他們在知識苦戀之外找到更多的興趣、忙碌、實惠以及體面而慶幸嗎？
或者我不應該為他們的失蹤而欣慰？不應該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慶幸？
To be or not to be？一代失學者的漫長假期早已結束了。「文革」遠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貴。但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其實是越來越難。一顆顆靈魂在舒適而愜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聲音驚擾。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問我：「老師，學文學到底有沒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沒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過是想在交出論文之餘，再次求證一下他的文憑到底能否升值。我終於沈不住氣：「我容許你把這個問題問一遍，問兩遍，問三遍，但不容許你問第四遍！」我甚至扭頭就走，回頭再補一句：「如果你並不愛文學，現在改行還來得及！如果你對什麼也愛不起來，現在退學也來得及！你其實不必太虧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嚇壞了。
對不起，我忘記了他並非聖徒，只是一個娃娃。從他所處的康樂時代來說，從他眼下遠離災難、戰爭、貧困、屈辱的基本事實來看，他確實沒有太多理由熱愛文學，那麼累心和傷人的東西。
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摘自《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原文題為《漫長的假期》，限於篇幅僅登出節錄版。）
2009-09-18 旺報 / 韓少功
我們頭頂著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裡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著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裡坐著讀，跪著讀，躺著讀，趴著讀，睡一會兒 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為了省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汙跡……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 全標識，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後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采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裡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裡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克制一下揭穿偽裝的鬥志。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於我的很多夥伴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饑餓者的暈眩。
抄 書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裡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藏書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熏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麼舊書刊，發現商店裡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
九○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只是筆頭不閒。他是「文革」後最早出國的數萬留學生之一，很快成為經濟學界一顆新星。在普遍的國外輿論看來，八○年代初陸續出國的這一批人總體素質最佳，不僅謙遜而刻苦，且學養不俗。「文革」後最早的那批大學生，特別是文科生，總體素質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師的話來說，能遇上這幾屆可謂人生之幸。這裡當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從十年積累的考生總量中擇優，與一般考錄沒有可比性。但即使不這樣比，這是否也能顯現出十年並非一張白紙？
現在，我的一些手抄書早已不知所往。隨著出版的開放與繁榮，我的書櫥也越來越多，盛滿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書，不需要我再在油燈下熏黑鼻子。但有時候我會不無惶惑，似乎書已經多得壞了我的胃口，讓我無所適從。又覺得新書像富人的賓客，舊書像窮人的朋友，我在太多賓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獨。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單獨的書房，還經常向我偷偷提供「內部」書──這因為他父親是官員，後來還進京出任要職。我在鄉下時，他常常寫來超重的信，用美學體系把我折磨得頭大。休謨、康德、尼采、克羅齊、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天知道他讀過多少書，因此無論你說一個什麼觀點，他幾乎都可以立刻指出這個觀點誰說在先，誰援引過，誰修正過，誰反對過，誰誤解過，嘀嘀嘟嘟一大堆，發條開動了就必須走到頭。因為他成為某電機學院的工農兵學員，我後來與他斷了聯繫。他為什麼要改學電機？他那些超重的美學怎麼說丟下就丟下了？
醉 書
作為我心目中一個個親切背影，作為「文革」中勇敢而活躍的各路知識大俠，他們終究在歷史上無影無蹤，讓我常感不平和遺憾。也許有生活難題捉弄了他們？有性格毛病羈絆了他們？也許他們清高得不屑於浮出地表，不屑於在名人圈裡對牛彈琴？
事情還可能是這樣：在一個沒有網路、電視機、國標舞、遊戲卡、MP3、夜總會、麻將桌以及世界盃足球賽的時代，在全國人民著裝一片灰藍的單調與沈悶之中，讀書如果不是改變現實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處，最好的精神夢鄉。生活之痛只有在讀書與思維的醉態下 才能緩解。何以解憂，唯有文章，是之謂也。因此，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或者說一個危機四伏的社會，反而最可能產生精神渴求；而一個機會密集、利益洶湧以及享樂場所環伺的時代撲來之時，真理的鎮痛效應和致幻效應是否會如期減退？醉漢們是否應該及時地清醒還俗？
那麼，我應該為他們不再需要鎮痛和致幻而欣慰嗎？應該為他們在知識苦戀之外找到更多的興趣、忙碌、實惠以及體面而慶幸嗎？
或者我不應該為他們的失蹤而欣慰？不應該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慶幸？
To be or not to be？一代失學者的漫長假期早已結束了。「文革」遠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貴。但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其實是越來越難。一顆顆靈魂在舒適而愜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聲音驚擾。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問我：「老師，學文學到底有沒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沒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過是想在交出論文之餘，再次求證一下他的文憑到底能否升值。我終於沈不住氣：「我容許你把這個問題問一遍，問兩遍，問三遍，但不容許你問第四遍！」我甚至扭頭就走，回頭再補一句：「如果你並不愛文學，現在改行還來得及！如果你對什麼也愛不起來，現在退學也來得及！你其實不必太虧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嚇壞了。
對不起，我忘記了他並非聖徒，只是一個娃娃。從他所處的康樂時代來說，從他眼下遠離災難、戰爭、貧困、屈辱的基本事實來看，他確實沒有太多理由熱愛文學，那麼累心和傷人的東西。
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摘自《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原文題為《漫長的假期》，限於篇幅僅登出節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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