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爭戰(十)

厚誣兩蔣，形同鞭屍

管仁健的〈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2007-12-11 )。

文中提到:

「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當時蔣介石已離世32年，蔣經國也過世18年，痛罵兩蔣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的年代已然開啟，因為作者先已強調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管仁健所指責的內容，其真實性也沒有引起我的懷疑。

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的資料，是在前輩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文學江湖》當中：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 1950 年代、60 年代進入 70 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王鼎鈞老友朱炎)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王鼎鈞本人不是「七一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此事的陰影卻籠罩了他的大半生，他說:『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臺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 直到晚年移居美國，他才獲得「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心靈自由，開始寫作回憶錄。

大陸流亡海外作家余杰 (2019-07-13) 受邀來台，也很關心此案 ，有評論如下「國民黨是一個前現代的「暴力團」，國民黨軍隊和情治系統充斥著地痞流氓—最高領袖蔣介石是上海灘流氓出身，對「文化」和「文化人」心存敵意，當這群師生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上時，還不獸性大發、大施淫威？ 受難學生之一孫序先多年後回憶，當師部決定用高壓手段對付學生，張敏之校長趕來探望。學生們看到校長如同看到父母，放聲大哭。張校長安慰說：「不要怕！他有槍桿，我有筆桿，我要到臺灣去告他們。」張校長何其天真，在四顧蒼茫的蔣介石心目中，唯有槍桿才能保護小朝廷，當筆桿與槍桿發生矛盾，蔣介石當然站在槍桿一邊，犧牲筆桿。 張校長等人被當作替罪羊的命運，早已註定。」

受王鼎鈞的回憶錄《文學江湖》立論的影響，大陸流亡海外作家余杰認為

蔣介石及宋美齡是假基督徒。

「那麼，誰是真基督徒？誰是假基督徒？是每天在日記中摘抄《聖經》、禱告數次的蔣介石及宋美齡，還是引頸就戮、為學生捨命的張敏之，以及含辛茹苦、化劍為犁的王培五？在我的心目中，張敏之遠比蔣介石偉大，王培五也遠比宋美齡偉大。柏楊感嘆說：「我崇拜張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時間，和邪惡奮鬥，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細思，而這正提供了我們一個尊嚴的榜樣，一個戰勝巨大邪惡勢力的尊嚴的榜樣，她表面上可以低頭，但內心卻永不屈服！」

在為蔣介石父子辯護之前， 大家應該先了解，蔣氏父子在本案進行期間，到底

做了甚麼事 ?

1949年，中華民國最為危疑震撼，跌入低谷的一年。

從1948年徐蚌會戰失利開始:

1948年11月22日黃百韜將軍殉國。

1949年1月10日邱清泉將軍殉國。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下野與和平談判。

當天下午4 時蔣介石父子同機離開南京飛回浙江，有省主席陳儀同行，5時40分到達杭州筧橋機場。第二天乘車轉回奉化溪口。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發表文告，宣布就任代總統職，宣稱：「自今以後，政府工作目標在集中於爭取和平之實現：個人服務方針，亦夙以人民意志為依歸。」同日，李宗仁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同日，白崇禧派黃啟漢到南京見李宗仁，還有劉仲華。另由行政院會議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等為代表，並指定邵力子為首席，等候中國共產黨代表，於雙方同意之地點，進行「和談」。

1949年4月在北平進行的停火談判。中國共產黨要求同年4月1日起在北平進行談判。4月13日至4月15日，雙方代表團進行實質磋商，擬定《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並商定於4月20日簽字。4月20日晚，中華民國政府要求代表團拒絕簽字，談判隨即破裂。4月21日凌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戰役，進攻長江之南由國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區。

1949年4月25日，也就是南京失守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在溪口的「豐鎬房」吃了最後一頓飯，然後決定乘車離開溪口。

據當年的隨行人員回憶，那天下午，溪口下著濛濛細雨。蔣介石的車隊經過鎮口時，路邊的幾個老人靜靜地看著，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揮手。

車過剡溪，蔣介石沒有回頭。這一去，他再也沒有回來。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放棄國民黨這個

      戰時盟友，停止一切軍事援助。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

1949年，11月14日10時，蔣介石不顧幕僚勸阻，登機由台北直飛重慶。

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飛渝，乃為中華民國之存亡，全國人民之禍福唯一最後之關頭。如幸邀天父眷顧，此去果能轉變局勢，使民國轉危為安，革命轉敗為勝，是乃天父之金恩。若以人事與戰局而言，實是危急存亡之秋已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時矣。」

重慶白市驛機場的熱浪尚未散盡，李宗仁已飛往香港。蔣介石怒氣難平，只能把臨時指揮所設在西郊林園。不久，美國參議員威廉·諾蘭到訪，再次給他打了一針強心劑：「再頂半年，美國必出手。」

蔣介石當即拍板，要拼最後一把。當時對手是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統率的西南解放軍，正沿川黔邊迅猛突進。蔣的如意算盤，是依託大巴山、烏蒙山鎖死要隘，拖住解放軍，再以空運拼湊兵力，等待外援。

12月4日，瀘州失守，徹底擊碎「川西會戰」的幻想。解放軍跟著拿下自流井、內江，直接切斷了成都—重慶舊道。蔣介石仍抱希望，將目光投向雲南的盧漢，寄望此位「雲南王」能替自己扛起西南大旗。派張群急飛昆明，帶去的條件只有兩樣：金銀與官銜。可盧漢早已悄悄安排家眷南下香港，等待破局後良機。

12月6日晚，蔣介石突然下令調換成都北門守軍，改由胡宗南嫡系接防。此舉等於把刀架在劉文輝、鄧錫侯脖子上。兩位老四川軍閥心知肚明，若再遲疑，只能做籠中鳥。7日拂曉，他們一南一北先後出逃，一個翻牆溜出北門，一個借「狩獵」遁入郊外。成都上空的氣氛，頓時山雨欲來。稍晚，蔣介石還在中校場對軍校生動員閱兵，沙啞著嗓子擠出一句「同學們……」，便哽咽收聲。

危機在外，信任瓦解。12月8日，張群回報：「盧主席只要武器、糧餉，似無久戰之意。」蔣介石眉頭緊鎖，卻已騰不出餘裕。晚間他電令陳誠:「政府當遷台，西昌設大本營」，嘴上仍念叨「守半年，待時機」

1946年2月，郭汝瑰任軍事三人小組中的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隨員。因受到國防部長白崇禧賞識，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掌理陸海空軍與聯勤各高級司令部及機關、部隊、軍校的編制與訓練方針。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汝瑰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抄轉任廉儒，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七十四師（由第七十四軍改編）作出了貢獻。

郭汝瑰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郭汝瑰一直欺騙蔣中正「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的戰略意圖，最後成功讓其判斷失誤，作出「集中兵力追殲」的錯誤決策，放「劉鄧大軍」突出黃泛區直抵沙河。郭汝瑰在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任上，還依照董必武的指示，設法調任張克俠為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在徐蚌會戰中，張克俠等人在萬年閘率部投共，使徐州防線的東北大門洞開，中國人民解放軍得以佔領徐州。

郭汝瑰為了保護自己，曾經檢舉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劉斐有共諜嫌疑。實際上郭汝瑰與劉斐關係極差，1948年豫東戰役期間，劉斐擅自改動作戰計劃，使區壽年兵團被殲，郭曾想藉此檢舉劉。

郭汝瑰除洩露軍情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矛盾，作出錯誤部署，擬訂對國軍不利的作戰命令，發佈了很多假情報。

1948年7月，郭汝瑰復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

1948年9月22日，授中將軍銜。1948年10月，國軍統帥部決定「守江必守淮」，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與解放軍決戰。淮海戰役的具體作戰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的國軍，就被郭汝瑰報達任廉儒轉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放棄堅守蚌埠，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

會戰前後，國防部劉斐、郭汝瑰利用職務便利，影響與誤導戰略決策；從醞釀制訂會戰計劃，到杜聿明部被圍陳官莊，劉、郭幾乎參與所有重要決策；會戰之兩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體擬定，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於徐蚌鐵路兩翼之「攻勢防禦」案被前線指揮官、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指為「中外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出奇方案」；蔣採納方案，又事先為解放軍掌握，未及全面付諸實施，即因解放軍迅速進攻而落空。

淮海戰役開始前，邱清泉參加在徐州花園飯店召開的軍事會議，對郭汝瑰警告說：

「

你今天這個部署就等於當年項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陳毅從濟南下來，也就等於劉邦當年的情勢一樣。而今時代變了，戰略地勢沒變，我們現在在九里山，也就是當年項羽失敗的地方，這個部署非蹈歷史覆轍不可！ 」

會戰後，郭汝瑰繼續得到蔣介石的器重和信任。1949年1月11日，郭汝瑰向參謀總長顧祝同要求帶部隊，遂被任命為第七十二軍軍長兼敍瀘警備司令。10月初，二野攻入貴州直逼重慶時，蔣才明白解放軍主攻方向，急令郭將新編第三十四師推進到長江南岸，堅守隘路口、江門，阻止解放軍前進，並提升郭為第二十二兵團司令指揮第二十一軍、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和3個獨立師在宜賓、瀘州、內江之間沿長江、沱江設防。郭暗中命令新編第三十四師敗往宜賓，解放軍於11月30日順利進佔重慶；12月3日，解放軍從瀘州下游之羅漢場打電話給郭，當日傍晚郭率部離開瀘州退往宜賓，12月9日上午郭發出通電，且以敍瀘警備司令之名義命令川南各縣縣長妥善保存檔案向解放軍交接。

1949年12月12日，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共，徹底破壞蔣介石企圖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1949年12月5日上午，代總統李宗仁皆其夫人郭德潔、長女李幼鄰、

      次女李志聖，以及李漢魂、私人醫生、秘書等人，從香港啟德機場

      搭機赴美醫病。

1949年12月10日原山東省主席秦德純此時是國防部副部長，

      剛由四川成都飛回台北。

1949年12月11日，澎湖〈山東學生匪諜案〉七人，兩位校長（張敏之、

      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被

      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命台北保安司令部槍決於馬場町。(當天是星期日，

       啟動行刑有違常理。)

1978年，黃埔軍校23期學生蒲劍虹回憶蔣介石1949年12月13日離開成都，上機前一幕時曾說:「我們在卡車上邊打邊往前沖，蔣介石的轎車緊跟我們卡車。穿過火力網，直開進新津機場。」

勾連起所有事件的時間軸後，可以看出，〈山東學生匪諜案〉的偵辦是在

中樞無人，各地方軍管單位各自決策之下所進行，俗語所謂「家中沒大人」

的狀態下，造成的冤案。

 

厚誣兩蔣，冤殺古人，形同鞭屍 ! 亓官先生在此不厭其煩整理出蔣介石1949年12月13日離開大陸前四個月的戰鬥經過，11月14日，蔣介石由台北飛重慶，爭取中華民國仍能「建都重慶」，而大西南保衛計畫的構想與破滅，就發生在最後的短短3個月。據一些回憶文章披露，蔣介石是在聽說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通電投共和駐宜賓的國民黨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的通電投共後，才決定離開成都的。真是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對照「澎湖713事件」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的匪諜冤案發生時序， 1949年7月13日發生「澎湖713編兵事件」，9月15日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以匪諜嫌疑被逮捕，1949年11月14日東南軍政公署將煙臺聯中張敏之校長、第二分校鄒鑑校長與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五位學生判處死刑，1949年12月6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長官批准照判執行，1949年12月11日在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 蔣介石在馬不停蹄的軍務倥傯之中，如何分心去安排白色恐怖殘酷血案去鎮壓外省族群？王鼎鈞把1949年「七一三事件」真相類比為第二版「二二八事件」，豈不是成了「張飛打岳飛」，完全對不上號。 管仁健的〈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2007-12-11 )，文中所提到:「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當時蔣介石已離世32年，蔣經國也過世18年，痛罵兩蔣不會有任何的心理負擔的年代已然開啟，又因為作者先已強調自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管仁健所指責的內容，其真實性也沒有任何人懷疑。 兩相對照之下管仁健的〈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強調該案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外省人，更是厚誣兩蔣，冤殺古人，形同鞭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