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白鴿的故事

薛介民和姚明珠夫妻二人組

從潛伏台灣到就義，他倆如何堅守長達15年 ?

2025-06-03

——《前言》——

薛介民和姚明珠在南京結成了夫妻。

派到台灣生活了十五年，卻無人知曉他們的身分。

直到槍聲鳴響，所有事情才被揭曉。

——《壹》——

出發前，沒人知道他們要去哪

身為國民黨中校、共產黨員以及空軍安全官，這三個身分集中在一人身上，

聽起來似乎自相矛盾，但薛介民確實就是如此。

他先從重慶調到了南京，然後又從南京前往台灣。

誰都不曉得，這個身著軍裝之人，並非前來效力，而是企圖搞破壞。

1949年，大陸情勢大致明朗，國民黨開啟大規模撤離行動。幾撥經過

李克農「挑選」的人，悄悄被安排跟隨軍隊前往台灣。

中共檔案裡不再有他們的名字記載。

薛介民和姚明珠已脫離了組織，但仍要為組織效力。他們在上海

領受的任務，既非會議安排，也非文件指示。

只是一句簡短的口頭命令：「前往台灣，停留時間越久越佳，深入程度越深越妙。」

既無歸期，也無接頭之人，在飛機上的每分每秒，皆如穿越生死邊界，

此時無人能夠預知，台灣的地下黨組織已瀕臨失聯。

沒有任何人向他們透露，最危險的並非敵人，而是來自同黨的背叛。

1950年，在台北空軍總部，薛介民頭戴軍帽踏入辦公區域，那裡存放著

飛行訓練的關鍵檔案，他擔任「督查室中校安全官」一職。

旁人都覺得他是來調查人的，卻無人曉得他實則是來找人的。

他若要實施策反計劃，就得去尋找那些心懷不甘、滿腔憤怒且已

徹底失望之人。他最初接觸的是毛履武，此人年輕氣盛、自命不凡，

父母遭日軍殺害，故而對國民黨毫無好感。

薛介民並未一開始就提及「革命」之事。

他邀他一同飲酒、打球，還告訴他戰鬥事例。他一直在等一句話，

一句能露出破綻的話，這一等便是三個月。後來，毛說：

「繼續打下去，也望不見盡頭。」

薛介民點頭說：「咱們尋個地方，再飛一回。」

——《貳》——

白天是軍官，晚上是聯絡員

1950年6月，由毛履武駕駛的C - 46運輸機偏離預定航線，在河南安陽降落。

數小時後，中央廣播電台發布新聞，表示毛履武已抵達，飛機與人均安然無恙。

姚明珠接到訊息後，將診所的門關上，痛哭了一整晚。她心裡明白，

對方的第一步計畫已然成功。

她的處境更為艱難，姚明珠身為婦產科醫生，於台北開設了「育德診所」。

醫生這項職業本就是絕佳的掩護，診所往來人員眾多，能獲取的資訊也

豐富多元。她承擔聯絡人、傳信人的角色，是情報的中繼站。

她所寫的「處方箋」能夠被轉化為密碼。

她所蒐集的並非僅是傳聞與訊息，還涵蓋了飛行訓練安排、燃油消耗記載、

指揮部的調配方案，而這些資訊皆記錄於家庭收支簿、病歷檔案、藥方單子之上。

隱匿於送往大陸的「醫藥樣本」包裹之中，透過夾帶的方式渡海。

每一回送出物品，都如同一場賭局。對岸能否順利收到？會不會中途被攔截？

她並不知曉，但依舊堅持去做。他們兩人平日在吃飯、睡覺、接孩子、

看病等方面，都得表現得和一般大眾一樣。

然而，每當深夜降臨，他們便化作了影子，即使面對彼此，也無法吐露真心。

他們打算一同上演戲碼，面向敵人演，朝著鄰居演，甚至對著自己演。

 1950年，蔡孝乾被捕後選擇叛變，致使台灣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部覆滅，

組織聯繫完全中斷。

從那時起，他們失去了上級領導，斷了與接頭人的聯繫，得不到物資補給，

也收不到行動指令，僅存的聯絡體系，早已支離破碎。

然而他們並未停下腳步，姚明珠堅持每週開展一次「診所午休」活動，

與依舊在行動的少數同志進行秘密會面，薛介民則更為小心謹慎，

他停止策反工作，轉而專注於情報分析。

他著手撰寫「飛行訓練報告」，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報告，而是供大陸進行

技術分析的樣本。

這樣的生活過了七年，他們不再信賴他人，只信賴時間，然而時間

最終並未偏向他們。 1958年，一位和他們有過接觸的交通員張為鼎被捕。

他交代出了當年秘密接頭的二人。

國民黨保密局心生疑慮：是否二人仍在暗中行動？他們隨即展開排查，

查看人員調動記錄，篩選空軍中三年前「意外得到晉升」的人員，

對每一個曾與毛履武有過接觸的人進行詳細調查。

薛介民這個名字被畫上了圈。

——《叁》——

五年，沒有名字，只有編號

1958年10月份，薛介民並非被強行帶走，而是被「邀請」離開的。

他身著軍裝，踏入保密局的審訊室，就好像是去參加一場例行會議。

他以為可以和對方交流溝通，然而一進門，身上的制服就被剝了下來。

他們為他編了號碼，不再稱呼他為「薛中校」。

姚明珠於診所內被帶走時，護士們都被嚇得呆若木雞，她既沒掙扎，

也沒哭泣，僅僅說了一句：「記住把隔壁孕婦的處方交給她老公。」

她心裡清楚，局面已無法挽回。

在牌局裡，僅剩下看誰率先敗下陣來。審訊尚未開​​啟，但折磨卻先登場了。

他們為了知曉兩個問題的答案，每日更換折磨手段，如電擊、吊拷、灌水、

用指甲鉗夾等。這兩個問題分別是：還有哪些人參與其中？他們是如何

進行聯絡的？然而，薛介民始終緘口不言。

拂曉將人吊起，清晨灌入涼水，午後持續審訊，夜晚更換刑具。

姚明珠的狀況愈發糟糕，她沒有軍人的銜級，只是一名醫生，還是個女性。

那些人手段更為凶狠、細緻且緩慢，他們用帶毒的針去試探她的神經。

用電棒捶她的腿骨，用毛巾封她的嘴，再澆冰水。

然而她始終未曾呼喊求救，不管是被關押監禁、遭受刑訊逼供、被單獨囚禁起來，

還是面對假釋誘供，她都守口如瓶。 1962年，審訊宣告終結，他們沒能

取得任何有價值的線索，國民黨保密局覺得他們「毫無用處」了。

薛介民開啟絕食之舉，並非為了抗議，而是在做準備。

他心裡明白，已經留不下什麼了。他的報告、情報，還有同志，

都已不存在。他打算留下些別樣的東西，於是開始寫詩。有人勸他

認罪，說這樣就能活命。

他晃了晃腦袋，轉過身去書寫道：「木蘭溪之水悠悠流淌，白鴿嶺巍峨聳立，

對鄉親的深厚恩情，此生絕難相忘。」

——《肆》——

塵封的名字重現人世

他們行進了漫長的時間，從台北的刑場，前往台北郊外六張犁一座沒有名字的土丘，

從無人知悉的秘密掩埋，直至跨越半個世紀、遠渡重洋的歸鄉之路。

這一離去，便是數十載。

1963年1月31日，薛介民與姚明珠於刑場上被秘密處死。既無通告，

亦無墳墓，連死訊也悄無聲息。他們的遺體，被國民黨以「叛亂罪犯」之名匆匆埋藏。

他們變成了名符其實的「無名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歷史的潮流靜悄悄地發生了轉變，他們子女在

這一年才知曉父母真正的死亡原因、身份以及所做出的犧牲，此時，

薛人望、薛人星、薛人華兄妹三人都已在美國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薛人望的妻子李黎著手四處打聽、來回奔波，於檔案裡探尋遺骨的去向。

這過程絕非輕而易舉，既沒有墓誌銘，也不見碑文，僅存一張顏色泛黃

的舊檔案與一串編號。他們依據這零星的訊息，將檔案裡那些「無名」的

靈魂尋了回來。

2014年4月，薛介民與姚明珠的靈骨盒，總算開啟了回鄉之旅。

那一日，在北京首都機場，一場靜悄悄的迎接儀式正進行，歸來的是兩位烈士──

從台灣回來的中共地下黨員。這一迎接，是歷史予以認同的莊重儀式，

好像沉默者發出的激昂吶喊。

他們被安置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成為從台灣遷回中國大陸的中共烈士遺骸。

2013年4月，中共國家民政部正式將兩人追認為革命烈士，他們的名字自此得以

被知曉。如今，他們的名字被銘刻於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的花崗岩牆上。

在烈士牆的下方，前來參觀的人接連不斷。

他們望著這些名字，多數都不熟悉，然而總會有人在那裡駐足停留。

歸來，並非僅僅是回到故土，歸來，是要讓後代知曉，那些默默的犧牲，

曾經真實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