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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季 平，前上海市台聯黨委書記，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摘要：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光復後發生的民眾反抗國民黨獨裁腐敗統治的社會事件，其規模之大，衝擊之深，至今仍對臺灣政治與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以中共臺灣省工委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政治盟友在事件的一些關鍵場域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在臺灣革命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使之融入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人民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準確描述中國共產黨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完整記錄其在包括臺灣革命史在內的整個中國革命史中的影響，澄清被“台獨”勢力扭曲的歷史，實有必要。
關鍵字：中共臺灣省工委;“二·二八”事件;作用與影響
一.“二·二八”事件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意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10月25日臺北舉行受降儀式，中華民國政府恢復對台澎地區的主權管治。當天，臺灣萬人空巷，民眾喜極而泣，壓抑多年的祖國情懷盡情流露。但時隔年餘，1947年2月27日，臺北因緝私人員毆打私煙小販引發民眾暴動並燎原全台，史謂“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集中暴露了臺灣蘊積的巨大社會矛盾，深刻反映了國民黨當局施政與民眾期待間的逆背現象。當時的臺灣不僅與大陸一樣，充塞著官場貪腐、軍紀廢弛、物價飛漲、百業凋弊，也有臺灣社會特別凸顯的被遣送回台軍人失業、被日本霸佔的房產林地索討無門、民眾參與管治的民主要求被漠視等等。民怨四起，終因2月27日的警民衝突而釀成遍地烽火。細究導致“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根源，固然與陳儀當局對社會民怨的失察、部分管治政策的失當有關，但根本原因仍在於國民黨當局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本質，在於國民黨統治的獨裁、腐朽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和唾棄，“二·二八”事件絕非一般偶發的社會群體事件，而是深刻反映社會矛盾、集中體現臺灣民眾政治改革訴求的社會抗爭運動。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更在於，剛剛進入臺灣還立足未穩的中共地下黨積極應變，在事件的關鍵場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影響和引導“事件處理委員會”更好反映民眾的政治訴求，指揮和領導知名武裝隊伍戰鬥至最後，從而使事件的政治性質悄然變化，成為中國人民追求民主進步和解放的偉大事業的重要一頁。對於以臺灣省工委為代表的中共地下黨在“二·二八”時期的作用，國民黨基於“反共”意識指責中共是製造與引發事件的“罪魁禍首”，“台獨”派則視而不見，或強調地下黨勢單力薄無力介入，或突顯抗爭者的“台共”背景而強調與中共地下黨無關。但觀諸歷史，當年中共地下黨在臺灣雖羽翼未豐，立足未穩，但他們面對突發的社會衝突，憑藉革命經驗和鬥爭意識，積極串連組織鬥爭，在社會團體政治鬥爭和民眾武裝鬥爭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在我黨對台工作歷史上寫下了濃重一筆，也使“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革命史上人民起義的重要一頁。
二.“二·二八”事件前地下黨基本情況與活動
中共臺灣省工委於1946年4月入島，至“二·二八”事件時，已在臺北、台中兩地建立工委會並在台南、嘉義、高雄三地建立支部，發展黨員七十餘人。在一些重要領域工作有所進展。這些基礎工作為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組織和領導群眾投入與國民黨當局的鬥爭，作了必要的準備和鋪墊。
(一)主要工作原則
中共臺灣省工委入台之初的工作重點，蔡孝乾曾說是“通過民主方式以開展群眾運動”①，而張志忠也談到，中共上海局負責同志在“二·二八”事件前兩次來台，“除分析國內外新形勢，並要求臺灣的党應透過民主運動的方式去發展群眾”“黨對臺灣的工作初認為可通過民主方式去發展”②。此一“民主運動方式”也即當時我黨著重強調的“愛國民主運動”，它是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在經歷“重慶和談”，圍繞國家前途和命運出現既合作又鬥爭的政治較量中，我黨所採取的一項戰略舉措。1946年12月，中央書記處專門研究國統區工作，“為加強對第二條戰線的領導，推動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決定改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來兼任部長”[1]，可見當時中共在國統區的主要工作是開展以上層統戰工作和群眾運動為主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也決定了中共地下黨在入台初期的工作重點和主要方法。而隨著國民黨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我黨開始以“人民解放戰爭”取代“自衛戰爭”，提出以“打倒蔣介石”作為最後解決國內問題的方針，到了1947年2月，已處於毛主席所說的“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的“前夜” [2]，而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轉折也必然會影響到在蔣管區的工作策略調整，包括對武裝鬥爭的關注與運用等。
(二)初期主要活動特點
一是注重上層統戰工作。最早入台的張志忠很快與謝雪紅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等左翼進步人士達成共識，完成整合。據楊克煌說，省工委安排謝雪紅等人的“主要任務是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因此要我們和做秘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3]250，也因而有了後來支持謝雪紅參選臺灣省婦女會理事和偽“國大代表”。地下黨的上層統戰工作是有成效的，這在“二·二八”事件中，一批上層人士站出來公開批評當局和時政可見一斑。
二是參與和引導群眾運動造成較大社會影響。其中較突出的是1946年12月10日由法商學院陳炳基等進步學生組織的抗議澀谷事件的學生示威，以及1947年1月9日抗議沈崇事件的萬人遊行，兩次遊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批評當局和反對美帝。尤其抗議沈崇事件的遊行，是在黨中央指示國統區地下黨發動各地組織支援北平學生運動，努力“造成最廣泛的陣容”“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化中國之途展開”[4]後在臺灣進行的，更具意義;而地下黨的參與也更深：主辦方台大學生自治會在地下黨員吳克泰“越快舉行越好”的要求下決定集會示威，並“呈現出較有組織系統的運作模式”;地下黨也積極協助印製傳單。黨組織培養的學生骨幹吳克泰、葉崇培、藍明谷“更受命在1947年初籌組學生工作委員會……整體來說已串連到一些學生，但大多還未吸收入黨”[5]91。這次遊行使臺灣學運首次完全融入全國進步學潮，以至時任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時隔多年後還要說：“臺北亦發生群眾示威遊行，聲援沈案，由此可知共黨分子早已伺機製造風潮。”[6]幾次學運為進步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投身抗爭奠定了基礎。
三是在新聞界的積極活動。臺灣光復後，新聞媒體一度非常活躍。吳濁流曾說：“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7]而最為活躍的是一批久經磨煉的進步人士，他們在《民報》《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評論》《自由報》《中外日報》等媒體，以“嚴厲批判與針砭時事為宗旨，對當時的社會亂象與經濟的不穩定有不少的報導”[8]29-30。這些“戰後臺灣本土左翼分子，政治立場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施政則採取批判的態度”[9]，他們引領思想，揭批時政，蔚為風潮。省工委對宣傳武器頗為重視。1946年10月，省工委成立“新聞記者工作小組”，由吳克泰、孫萬枝、徐淵琛三人組成，徐任組長，直屬省工委領導，“顯而易見的是‘台工委會’有意開展宣傳工作另辟文化戰線”[10]37。地下黨還積極支持謝雪紅爭取影響《和平日報》。張志忠指示“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3]276。在地下黨和謝雪紅等人運籌下，林西陸、蔡鐵城、蔡瑞旺等先後進入該報，該報周夢江、王思翔、李上根也日益傾向進步，該報不時刊文批評時政。地下黨與左翼人士對媒體的影響與經營，對地下黨引導輿論乃至在“二·二八”事件中發揮影響提供了機會和平臺。
四是在青年學生和進步群眾中積極開展思想教育。地下黨常常通過各類讀書會，對青年學生和進步群眾進行政治啟蒙。楊克煌曾在李韶東幫助下，在台中師範組織學生讀書會，有呂煥章等人參加，後來移交給蔡伯勳等人[3]271。曾永賢也談到台中商業學校教師何集淮曾組織馬克思主義讀書會，“談話內容主要是謝雪紅講述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以及強調我們應該為人民服務，瞭解老百姓的疾苦等等”[11]。馬列著作、進步文學作品影響了一代臺灣青年。“年輕世代……認為要推翻國民黨，必須從思想戰、組織戰、地下戰做起，因此賦予了‘讀書會’三效合一(引進思想、發展組織、掩護行動)的功能。”[12]可見，當年中共地下黨以“播種機”“宣傳隊”的方式在青年中開展政治啟蒙，使之成為我黨得以依靠的組織基礎。
(三)基層組織發展的特點
“二·二八”事件前，臺灣省工委在臺北、台中等地建立了基層組織，其特別之處，與“二·二八”事件中地下黨能在這些地方組織反抗運動有一定關係。如1946年秋天成立的臺北市工委會，“之下包括教員支部、學生支部、工人支部，臺北亦有不少以個別關係進行工作”[8]38“串聯了一批臺灣共產黨或農民組合的老運動者，……以他們為核心向外擴張。到1947年2月底發展了數十人入黨，大多數是工人，其次是教師或學生等知識份子”[5]89-90，這種以單線聯繫的統戰工作和以學校為重點布建組織，使地下党能於“二·二八”事件中在“處委會”開展工作和組織學生武裝暴動。1947年2月成立的台中縣工委會，下設“城市與鄉村支部，另外還有台中工作組以及以謝雪紅為主的與農民組合的關係”[8]38，顯然也使得地下黨在事件中能支持謝雪紅等開展武裝鬥爭。在嘉義更為明顯。“1946年12月……蔡孝乾派張志忠南下，負責開闢嘉義地區的組織工作”[13]167，張志忠的主要助手是從上海回台、有“紅區黨經驗”的蔡建東，他們“辟劃建立武裝工作，由蔡建東與北港阿木的十餘人槍做起”[5]100-101，為地下黨在事件中組織“自治聯軍”打下了基礎。
由此可知，“二·二八”事件前，省工委雖尚初創，組織成員數量有限，但布建與活動的重點頗具特色，在社會中累積了一定能量，為在事件中發揮獨特作用奠定了一定基礎。以人數很少、影響有限而試圖否定中共地下黨在事件中的作用，只是機械的唯心的判斷。
三.“二·二八”事件中地下黨和左翼人士的活動
(一)臺灣省工委在事前對形勢的研判及事件中的應變部署
“二·二八事件”雖是突發的社會衝突，但左翼陣營有些人對“最近臺北地方很緊張，人心思變”[3]270“臺灣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很有可能一觸即發，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在所難免”[14]35已有預感，“對許多地下黨員來說，也已經察覺到山雨欲來之勢。不過，2月27日的一連串事態，變化之快，仍超出他們的想像。”[5]125-126但許多地下黨人基於政治使命，立即在不同地方投身民眾抗爭。初時囿於環境，聯繫並不順暢，正如吳克泰所言：“因大家都就地參加了鬥爭，互相像捉迷藏一樣，互相都找不到。”[15]209但很快地下黨就開始組織起來，準備開展武裝鬥爭，並加強宣傳工作。
在“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因應形勢變化有兩次殊為關鍵的決策。一是蔡孝乾和張志忠的會面。據張志忠回憶，“卅六年三月五六日事變中，我和老鄭會晤並決定(1)民眾已有武裝及控制若干地區，國民黨統治已崩潰，雖能增援，惟欲恢復統治，實非易事，尤其鄉村絕難控制，決定黨在臺灣的工作應以武裝活動為主。(2)控制武裝，並以既得武裝為基礎，加強中南部的武裝鬥爭，以期建立中南部的武裝活動基地。(3)儘量動員青年到台中去，並加強領導，迅速形成中南部的指揮核心，及建立指揮部。(4)以自治聯軍名義統一組織各地武裝。(5)建立通訊連絡”②。可見當時地下黨已把工作重點聚焦於武裝鬥爭，但形勢發展比地下黨估計的更快更嚴酷。
二是3月8日國民黨軍隊登島開展鎮壓後，省工委也隨即作出應變。據周明回憶，“3月10日前後，蔡孝乾以省工委書記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所有黨員立即停止活動，隱蔽起來”[16]。也因此有了3月14日謝富找到謝雪紅，傳達省工委指示要其撤退。此舉雖“難免遭致不義的批評”[13]221，但從保存革命力量卻是十分必要的。在事件後的鎮壓行動中，黨組織沒有受到大的損失。
(二)共產黨人參與和引導臺北“處委會”的政治鬥爭
1947年3月2日成立的臺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從一個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後的臨時組織，發展成一個推展政治改革運動的團體”[17]，無疑是整個事件漩渦的中心，“處委會”制訂的《處理大綱》則是“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的彙聚民眾改革要求的歷史文件;而身為“處委會”宣傳組長的王添灯無異是事件中最受關注者之一。在“處委會”制訂《處理大綱》過程中，共產黨人及追隨者通過王添灯等進步人士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王添灯身邊的“對策委員會”由左翼人士組成。
蘇新曾談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那天，王添灯派人來叫我。他對我說：‘大家要我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但我沒有理論，也沒有政治經驗，又不會寫文章，人民既然選我做省議員，我應該對人民負責，盡最大的努力擔負起這個責任，希望你們多幫助我。’因此我們《自由報》這些人就組織了一個‘對策委員會’(後來蕭來福、潘欽信也參加了)，蔡子民當該會秘書。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阻止‘處理委員會’的妥協行為，利用王氏的地位，進行公開的宣傳，暴露反動派的罪行，引起全省人民的注意，來推動各地的鬥爭。……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王氏的廣播講話和在處理委員會的發言以及他所提出的意見，都是在這個‘對策委員會’討論決定後，交給王氏去執行的”[18]。參加這個“對策委員會”的蘇新、潘欽信、蕭友山以及蔡子民等人，或是原台共成員，或是即將加入中共的進步青年。蔡子民在回憶王添灯這位“二·二八的旗手”時也表示：“說他(指王添灯)相信共產黨可能較為恰當，周圍的幾個朋友——徐淵琛、蕭友山、潘欽信——很受他信任，有事總要徵求這些人的意見，而這些人顯然與地下黨是有聯繫的”[19]101。他們對王添灯，及透過王添灯對“處委會”乃至整個事件發揮影響至關重要，也無庸置疑。
二是“對策委員會”重要文稿(包括《處理大綱》)交地下黨把關。
有關《處理大綱》的起草和地下黨對之的影響，蘇新曾表示，“王添灯的發言、提案、廣播稿都是我們給他準備的。遇到重大問題或意思不甚一致的時候，都經過連絡員蕭友山請示廖瑞發(又名廖煙、舊台共)，再由廖請示蔡前的”[19]63-65。而蔡子民更講明：“三月五日，王添灯回來說要擬一個具體的處理大綱，蘇新、潘欽信、我和另一位年輕的同事，一共五個人就留下來討論，而後由潘欽信起草，在六日寫成，這就是三月七日王添灯在‘處委會’上提出的《卅二條處理大綱》。”蔡子民還說，“最後，由阿榮謄寫三份。傍晚，一面交給王添灯，一面由蕭友山找地下黨負責人。據蕭說，負責人表示，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20]。蘇新也說，“我們起草《處理大綱》三十二條，蕭就聯繫了好幾次，最後，據說‘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所以，可以肯定這三十二條是經過地下黨同意的，事實也證明，這個《處理大綱》也符合同年三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支持臺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的精神的”[21]。另據蘇慶黎所記，蔡子民說蕭是與地下黨徐淵琛聯繫，“請他請示蔡孝乾，蔡孝乾說，來不及了，就這樣發罷!第二天王添灯就拿去大會，這就是著名的‘三十二條’形成的經過”[22]。蔡子民、蘇新所述蕭友山與地下黨聯繫的中間人雖有不同，或廖瑞發，或徐淵琛，但請示的最終對象是省工委主要負責人蔡孝乾，則無異議。這也證明地下黨參與32條《處理大綱》制訂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
三是地下黨借重民意影響“處委會”的走向。
台“國安局”檔案《台民暴行實錄》指稱，“暴動事態擴大後，當局為求寧息，由臺灣國大代表省市參議會等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借挽危局，詎為野心家所乘，旋由左傾政團之脅持，改變該會組織，由商會工會學生民眾政治建設協會等五方選出代表參加，情勢遂曲線發展。該會處理委員會除一部左傾分子外持權者多係日人時代之御用紳士，……主要者為蔣渭川、王添灯、張晴川等”[23]301。對此，蘇新則有說明：“當時，‘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裡面沒有黨員，所以地下黨及時地把王添灯、林日高等人，作為黨的代理人爭取過來，而且通過他們爭取了不少人，形成了強有力的左派隊伍，還爭取了中間派，孤立了黃朝琴一夥的右翼，打擊了敵人。陳儀的官方代表終於退出了‘處理委員會’。以王添灯為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個‘處理委員會’。”[19]63-65而當時已是地下黨員的楊克煌並不認同這一說法：“‘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蔣集團也派代表參加，黨棍、特務也混在這裡面，而全省人民的起義就被這個所謂‘處理委員會’篡奪了領導權。而由於它始終主張妥協，執行妥協路線，反對武裝鬥爭和反對堅持下去，這就嚴重地障礙和破壞了全省各地鬥爭的開展，因此它的存在和它所執行的錯誤方針，事實上成了‘二·二八’起義失敗的最大的和決定的原因。”[24]蘇新和楊克煌雖處同一陣營，但兩人對“處委會”的評價截然不同，顯然不僅與“二·二八”事件中兩人所處地位和觀察角度不同有關，而且與他們評價歷史的標準不同有關。客觀講，蘇新的講法失之於寬，事實上當時“處委會”除了王添灯和林日高等少數人與左翼陣營有來往外，遑論一支“左派隊伍”。王添灯之所以能在“處委會”大聲講話，是因為當時臺灣社會充滿了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王添灯及其背後的地下黨，是在民意的強大支持下，才能借“處委會”在歷史上留下一筆。至於楊克煌的觀點則失之於偏，抹殺了進步人士的歷史作用與影響。至於有些“獨派”學者說“蔡子民說，擬寫處理大綱的是潘欽信、蕭友山與蔡子民本人。從這裡可以顯示，王添灯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並不是中共地下黨指揮擬訂出來的，而是由個別的成員自主性地構思出來的”[25]306-308，則更是要否定中共黨組織對“處委會”的影響，試圖將之窄化為個人，乃至於小團體的事情，藉以淡化抹殺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並將省工委支持“處委會”開明派對當局的鬥爭與謝雪紅的武裝鬥爭對立起來，這種解釋是唯心、曲解歷史的。而另有說“蘇新此說恐怕是為了駁斥當時北京所流傳‘二·二八處委會是談判妥協路線’，使包括自己在內的與處委會較接近的人士能夠免於批鬥”[26]，則更只能說是主觀臆測、別具用心了。
(三)地下黨人參與和領導的武裝鬥爭
1. 臺北未竟其功的學生武裝暴動
“二·二八”事件中，臺北學界曾在地下黨策動下醞釀武裝暴動，雖因時空原因未能成功，但可看出，雖然地下黨組織工作倉促，但反應快速，使這場未能成功的暴動成為“二·二八”事件中左翼陣營鬥爭的一個章節，也為後來中共地下黨在學界的活動打下了重要基礎。
對於臺北學生武裝起義是否存在，除了幾位地下黨人的敘述外，完整記錄不多。郭琇琮太太林至潔的口述是少有的圈外人記錄：“二·二八之後第四天，三月三日，以學生為主，和一部分郭琇琮義診認識的朋友，組織反抗的隊伍。學生聯盟開始分隊組織，郭琇琮被選為學生聯盟主席。單單集合在師大禮堂的學生，至少有五百人以上，都是台大、師大、延平學院和三高的學生……正好郭琇琮是一個極愛活動的人，日治時代又有反抗政府牢的經驗，大家對他在政治上或人格上有一分尊重，願意聽他的領導。學生想要抵抗，抵抗需要武器，武器是最大的問題。為此，他們開始收集武器，找原住民削了很多鋒利的竹竿，這是日本人的老方法。他還準備幾百支番刀和武士刀，藏在師大附近。學生聯盟的成員戴著面罩，或以毛巾掩面，綁著‘必勝’的頭巾，充滿一戰的決心。學生集合起來，首先計畫奪取華山倉庫的糧食和圓山兵營的槍械。沒有武器，就不能反抗陳儀，不能趕走那些貪污的官吏。攻打華山倉庫和圓山兵營時，駐守的兵力很少，只有局部的肉搏戰，根本沒有打死人就成功佔領。在圓山拿到五十支步槍和一些子彈。”[27]郭琇琮作為學生領袖，是當時學生起義的領導人之一，林至潔的口述將學生起義描繪為由學生聯盟所組織或只是局部現象，謂其成功佔領華山倉庫和圓山兵營也缺乏更多佐證，但證明了學生起義事實存在。這場未能成功的學生武裝起義有幾個特點：
一是中共地下黨及時介入，引導學生把鬥爭聚焦在武裝起義上。據陳炳基、葉紀東等人回憶，發生緝私人員毆打私煙販的隔天(2月28日)下午，一些進步學生聚集在延平學院討論時局，“這些學生都是前幾次反美、反蔣學運的領導人和骨幹”，會議結論是“不能中緩兵之計的當，絕不妥協必須鬥爭到底”[28]，而這群進步學生思考鬥爭策略時會轉向武裝鬥爭，以葉紀東的說法，“我們的行動之所以轉向，主要是因為一個地下黨人李中志的介入”。而李中志正是地下黨指派的臺北學生武裝起義總指揮。從3月1日開始，“在李中志的策劃下，我們迅速動員了臺北地區的學生，組織‘學生軍’，並加以編組”。3月4日下午，各校代表再次舉行秘密會議，討論編排部隊及配備武器等問題。為了加強對學生武裝起義的組織和領導，聯絡全盤作戰計畫，地下黨也在廖瑞發位於警總附近的家裡設立總指揮部。“當天晚上，地下黨幾個領導人，蔡孝乾、廖瑞發、林梁材等，也都聚集在這裡，瞭解隨時的戰況發展”[29]。有說“這可能是中共最早介入二·二八事件的開始”[10]40-41。
二是學生武裝組織，有明確編組、分工和負責人，有武裝起義計畫。當時組成三個大隊，分由法商、師院、台大和延平等校組成，各隊動員學生各有一二百人，正副總指揮是李中志和郭琇琮。據“國家安全局”檔案《台民暴行實錄》：臺灣大學學生亦受奸偽指使，佩帶證章，集團出動將延平路員警派出所焚毀……臺灣大學學生四百餘，沿途張貼標語，並遣人聯絡全省各地青年，爭取武器，進行暴動[23]301。臺北縣文山區署報給縣長陸鈞的電文也說，“每日有學生赴烏來煽動並以酒肉餉高山同胞激其下山作亂。幸鄉長陳志良副鄉長施良芳……事先已赴各村勸告鎮定事後又應付得宜，是以高山同胞雖亦盲從欲動，卒未下山殊可欣慰”[30]。相關檔案的蛛絲馬跡，都證實了這場起義的存在。
三是起義因缺乏武器，兼之與烏來山胞以及桃園的聯絡出現問題而失敗。學生武裝在5日淩晨未能按計劃行動，最後指揮部不得不取消計畫。對此，吳克泰說，“臺北的武裝起義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前被國民黨所發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同烏來的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鬥爭沒有成功”[31]42。而這裡說的“被國民黨所發覺”，柯遠芬有更清楚的說法：“4日晚間供應局長李進德來電指新莊倉庫守兵捕獲兩名奸細，柯遠芬立即精神緊張地要求憲兵團長張慕陶與義勇總隊長林頂立(軍統臺灣站長)準備一切、聽候差遣。兩名奸細原來是建國中學學生，供出預定集合在臺灣大學與建國中學附近，於夜間12時至1時‘暴動’，柯氏即命林頂立派便衣隊員往台大與建中搜索，並無所獲;至凌晨2時，陳達元(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來電稱，義勇隊員回報說台大方面因雨只集合了30人，被義勇隊員勸說解散了。”[32]顯然，當時地下黨策動的這場學生武裝暴動沒有完全暴露，組織沒有受到破壞。
之後，地下黨和進步學生曾計畫在9日再次暴動，但由於國民黨援軍已於8日登陸基隆並展開大規模鎮壓，起義再次取消。吳克泰證實“為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臺北市實行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31]42。從整個策劃組織過程來看，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快速應變，迅速行動，在學生中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同時很快作出開展武裝鬥爭的決定，應該講黨組織的鬥爭方針和策略選擇是正確的，惟因時間倉促，組織和武器準備未能跟上，功虧一簣，未能打響這一槍。
2. 台中地下黨和謝雪紅所領導的武裝抗暴鬥爭
由中共地下黨和謝雪紅領導的台中武裝鬥爭是整個“二·二八”事件中最受矚目的反抗運動。雖然從時間上說，它不如張志忠在雲嘉領導的自治聯軍(嘉南縱隊)的武裝抗爭時間長，但由於謝雪紅在臺灣的社會影響，“二七部隊”在整個“二·二八”事件中更受關注，國民黨當局也視謝雪紅為“奸偽”首要，把謝雪紅領導的台中武裝鬥爭作為共產黨“煽動”和“製造”“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證據。“由於台中的起義比較有領導、有組織，並有具體的鬥爭綱領，所以彰化、員林、大甲的武裝群眾，和埔里一帶的高山族人都紛紛來台中集合。因此台中成了一個起義的重心。”[33]130柯遠芬也坦承：“中部地區則以台中、嘉義暴亂較為激烈，原因乃為共產份子在此地區較為活躍。”[34]謝雪紅作為當時臺灣社會最有代表性的左翼人士，她所領導的台中武裝起義具有相當指標意義。
(1)謝雪紅在台中“二·二八”抗爭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台中地區自3月2日開始響應臺北抗爭活動後，謝雪紅、何鑾旗、吳振武都曾扮演過領導角色，但回顧整個過程，只有謝雪紅才是真正具有影響的領袖。3月2日晚，謝雪紅、楊克煌等最早公開鼓動人民起來反抗，“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在經歷一整天人民自發的抗爭活動後，謝雪紅要求留守在市民館的青年“應先武裝起來，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衛”[25]292-293，謝雪紅向大家聲明：“為了爭取臺灣真正的自治，掃清貪污，改革政治，現在全省人民已決意武裝起來，向這個獨裁政府宣戰，我們為了這個正義的目標，願起來徹底的鬥爭。”她提出三項原則：一、不要殺傷外省人。二、不要撕毀物資房屋。三、一切武器儘量把握在人民手裡。謝雪紅下令把繳獲的二十八支步槍及一百多把軍刀武裝青年，進攻蔣軍據點，收繳武器[35]。經過一晚上戰鬥，台中除了幾處規模較大的國民黨軍營，其他機關、倉庫、據點基本都被起義人民佔領。3月3日清晨，謝雪紅等仿照蘇聯“國家保衛組織”模式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雖然“所謂委員會實際上並未成立”[3]296，但把“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解散的治安隊予以整編擴大，並號召各地勤王，很快聚集了多支民眾武裝，包括彰化、大甲、豐原、埔里、東勢、員林、田中、太平等地的隊伍，其中又以幾個學校學生隊伍為主。
事件中，台中地方士紳林獻堂等人“害怕她(指謝雪紅)有共產主義色彩，惟恐她行動過激”[36]而剝奪其兵權，委由吳振武指揮“治安本部”的隊伍。謝雪紅聽從李喬松等傳達省工委負責人的指示作出退讓，但她沒有把“作戰本部”的民軍編入“處委會”保安委員會，而是另闢蹊徑，通過自行建立的“作戰本部”建立和指揮隊伍。當天(4日)傍晚“七時許，謝雪紅的‘作戰本部’派遣獨立治安隊，迎擊王田競馬場的陳儀軍”[37]92-93。同時她“為了挽回局面，接受中共臺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的建議，另行組織了以工人、農民、學生為骨幹的‘二七部隊’”[38]。
質疑謝雪紅在“二七部隊”領導地位的，主要在鍾逸人混淆是非的說法。鍾反復強調，“二七部隊”是在他主導下於4日下午成立的，其中“謝雪紅擔任校長的建國工藝學校也來了一些學生”[39]110，但整支隊伍組織與謝並無關係。到了“3月6日下午，我正在開會，謝雪紅和她的秘書楊克煌求見，原來是謝雪紅在民族路的市民館，被綽號‘迦納’的何鑾旗拔槍恐嚇，因此跑到‘二七部隊’要求庇護，我見她狼狽，便決定把他們留下來”[39]111。
楊克煌則指5日上午張志忠來找他們，強調“不要灰心，我們以後還要組織”，並要他們儘快把武器分散到鄉村去。恰在楊克煌等人發愁時，“當天下午，鍾逸人來告訴我，他要把原來的獨立治安隊伍擴大組織‘二七部隊’，繼續接受我們的領導”[3]305。楊克煌還要鍾逸人去找謝富，動員學生參加起義部隊。據楊克煌說，“‘二七部隊’於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舉鍾逸人為隊長。黃文輝率領的嘉義隊員也來參加。地下黨謝富介紹何集淮、蔡伯勳等都來參加了”[3]307。黃金島也說，“台中各種自發成立的治安隊，於3月6日在干城營房集合，組成‘二七部隊’，獨立治安隊改為警備隊，由謝雪紅任總指揮，鍾逸人任部隊長，古瑞雲當副官，我擔任警備隊長，記者出身的蔡鐵城擔任宣傳部長”[40]262 。
據台官方資料，“憲兵第四團給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徐處長的公函(台警軍(36)字第296號)，36年3月5日：迄五日處委會共党分子提出七個主張十個口號穩健分子發覺行徑背離要求改革省政標榜愈遠開始分化由謝雪紅糾集四百餘眾另編“二七部隊”自任總指揮以鍾逸人蔡鐵城分任隊長參謀長等職務”[41]。臺灣高等法院1947年底對鍾逸人的刑事判決書也說：“鍾逸人於本年三月二日本省二·二八事變台中發生變亂時受奸匪謝雪紅指揮，編組台中決死隊、獨立治安隊等部，會並組成‘二七部隊’，受任‘二七部隊’隊長。”[42]這些都表明“二七部隊”應是在6日正式成立，且自成立始即受謝雪紅領導。
“二七部隊”轉移埔里，也是謝雪紅、楊克煌依據張志忠事先規劃的戰略作出的決定。“3月12日中午，我們回到‘二七部隊’，即向該隊幹部宣佈下午3時‘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3]313。進到埔里後，“二七部隊”先後在日月潭、烏牛欄打了兩仗，最後寡不敵眾。在此過程中鍾逸人基本脫隊，據鍾自己說是“曾潛回台中觀察，再趕回埔里，三度前往霧社，遊說頭目，招募山青。趕回埔里時，遇見黃金島隊長”[39]112，而黃金島則說“我們到達埔里後，我則從頭到尾沒有看到他(指鍾逸人)的人影”[40]262;楊克煌說在3月14日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計畫時，鍾逸人還在場並主張解散“二七部隊”，由於“與會者大多數不同意他的意見。鍾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在鍾逸人離開後，“大家推選周明擔任‘二七部隊’隊長。參謀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14日下午，謝富到埔里傳達省工委指示，要求公開參加武裝鬥爭的黨員盡速轉移，並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我們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並告訴隊員解散後，可以自願到小梅地方參加在該地的‘臺灣民主聯軍’”[3]315-316。當晚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前往竹山小梅尋找張志忠、陳纂地的部隊(楊克煌說是在15日晚)。在此過程中謝雪紅雖未直接指揮軍事行動，而著重宣傳、鼓動民眾參加武裝鬥爭，聯絡山地同胞兼或偵察地形。毫無疑問，謝雪紅對“二七部隊”的領導和影響，不是鍾逸人可相比或抹殺的。
(2)謝雪紅謀劃成立“人民政府”反映其革命意識
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多次籌畫要成立“人民政府”。“監察委員”何漢文的調查報告說，謝雪紅3月2日在台中戲院的群眾大會擔任主席時曾“提出打倒國民黨的反動專政，組成包括各黨派的民主統一戰線，組織聯合政府”[33]130。同日下午，謝雪紅宣佈成立“人民政府”，保障人民言論及集會自由，呼籲共同努力建設臺灣，並下令“不帶槍的不要打，不抵抗的不要打”。謝雪紅還通知各報社發刊號外新聞，報告人民政府的成立[37]89-90。“市民大會結束後，群眾紛紛佔領政府機關和警察局，並繳獲部分槍械彈藥，待情勢已被控制後，謝雪紅即致函台中各報社，要媒體以‘人民政府’名義發佈安民告示、發刊號外”[43]228。以此可推測，當時謝雪紅尚未正式組建“人民政府”，而只是把光復後內部醞釀的“人民政府”拿出來宣傳。到了4日，謝雪紅聯合各界集會成立“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44]。從政治理念上講，“謝雪紅根本不相信陳儀會接受處委會的條件，她的政治意圖是要‘建立自治人民政府’，支援各地的戰鬥直到奪取政權，最終成立人民政府，逼迫蔣介石承認”[43]230。鍾逸人也談到：謝雪紅“還曾刻官印，並建議我成立‘人民政府’，但被我回絕”。 鍾逸人還說：“3月11日，我回隊部召集隊長以上的幹部開會，也請謝雪紅、楊克煌參加。會中，我報告第一兩天臺北、基隆、高雄、嘉義等地概況，以及我們‘二七部隊’應有的心理準備。謝雪紅接著發言，埋怨我把成立人民政府的事壓下來，否則局面會不一樣。”[39]111-112從這一系列鬥爭過程，可以看出謝雪紅充分意識到政權對於革命所具有的標誌意義，儘管此事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成功實施，但反映出謝雪紅領導的武裝鬥爭所具有的革命性質。
(3)謝雪紅領導的中部武裝鬥爭與地下黨的關係確實存在
臺灣某些人試圖強調謝雪紅的“台共”身份，謂其不受中共領導，把兩者對立而否定我地下黨的作用，將歷史導向謬誤。如鍾逸人即一再強調“謝雪紅在‘二七部隊’中的身份是‘前臺共’。‘二七部隊’的行動與訴求不受任何的共黨指揮”[45]，還以“二七部隊”在謝雪紅離開後仍在烏牛欄打了最後一仗來否認與地下黨的關聯。而在實際鬥爭中，台中武裝鬥爭與臺灣省工委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1946年初，張志忠剛到臺灣不久就來找謝雪紅。據楊克煌回憶，“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都和張志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46]62-64;隨著社會矛盾激化，“謝雪紅與張志忠即判斷民眾自發之武裝鬥爭一定會發生，應有所準備。”[47]古瑞雲也表示，張志忠、謝雪紅的政治嗅覺很靈敏，對鬥爭方式也有共同的看法，謝似更能接受張對形勢和政策的分析。如謝雪紅一開始“認為將其民眾武裝部隊交給台中處理委員會指揮不妥，但張志忠不同意謝的意見，以為處理委員會中多知名人士，可以協助黨，應搞統一戰線(這也是地下黨當初交給謝的政治任務)，謝被其說服乃加入處理委員會。所謂張要謝交出軍權即是這樣。”而謝雪紅轉而成立“二七部隊”，也與張志忠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古瑞雲說：“成立‘二七部隊’是張志忠之意見。武裝鬥爭開始時，隊伍約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是從外地——東勢、嘉義、豐原、虎尾等地來的，為烏合之眾的組合，張志忠主張從中挑選優秀分子組成基幹民兵及組織‘二七部隊’。”吳振武受傷後，“謝、楊與張志忠商量決定，挑選最精良隊伍集中編成基幹隊伍，並命名為‘二七部隊’。他們還商定，一旦蔣軍反撲，就將‘二七部隊’和自治聯軍分別撤入埔里和竹山。”[46]193-195由這些攸關“二七部隊”進退的戰略安排，以及謝雪紅最後由省工委安排離開臺灣，都表明在台中武裝鬥爭中，地下黨有很深的參與，而謝雪紅接受省工委的領導則毫無疑義。
由蘇僧、郭建成依據“國安局”資料寫成的《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指謝雪紅與地下黨“各自為政，協調不易”，‘二·二八’事件期間，中共‘省工委會’武裝部長張志忠，曾以組織‘臺灣自治聯軍’為名，要求謝雪紅交出其控制的‘二七部隊’遭拒，可見‘中共、台共各擁地下武裝，不相為謀’”[48]，更被某些人一再引用，認為是謝雪紅表明獨立性、“二七部隊”不屬共產黨領導的證據。有的更指“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期間，雖組‘二七部隊’以武裝力量與國府抗衡，但因拒絕與蔡孝乾合作，整合地下黨中、南部武裝力量，事後在‘臺盟’內部遭到批判”[49]。還有的更誇張，竟指因為謝、蔡“兩人的緊張關係，使謝雪紅拒絕參加中共組織”[25]256，可謂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所謂謝雪紅拒絕隊伍合併一事以及因此在臺盟內部遭到批判並無事實依據，“也看不出謝雪紅有抵制參與張志忠武裝行動之情形，則此爭執所為何來，尚難得知”[13]212。相反，古瑞雲說謝、張曾談到“他們還計畫在條件成熟時，召集全島各地武裝隊伍首領來‘二七部隊’組成聯合指揮部”[46]193-195。當年省工委確曾考慮要整合黨所領導的各地武裝力量，“以自治聯軍名義統一組織各地武裝”③，但此事在當時條件下難度很大，各地武裝隊伍相互聯繫很少又缺乏通訊工具，談不上協調統一指揮;再加上國民黨軍隊不日登陸展開清鄉，使弱小的地下黨武裝力量幾無反抗機會。
3. 雲嘉地區張志忠等領導的武裝抗暴鬥爭
“二·二八”事件期間，持續最長、規模最大、戰況最激烈的武裝鬥爭當屬雲嘉地區。雖然雲嘉武裝鬥爭仍以民眾自發為主，但由地下黨張志忠、簡吉和蔡建東領導的“自治聯軍”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力量。
雲嘉地區“自治聯軍”的組織情況，綜合“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1947年4月3日給陳儀、柯遠芬的報告;張志忠被捕後於1950年8月30日的訊問筆錄;“調查局”1953年6月完成的《破獲共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展沿革表》以及一些學者文章，對“自治聯軍”有三至八支隊伍的不同說法。“自治聯軍”負責人張志忠說有五支小隊，即北港隊(隊長許木，真名余炳金)、新港隊(隊長小林，有說是李廷芳，或陳明新、林德旺)、朴子隊(隊長老張，即張榮宗)、嘉義隊(隊長蔡建東)、小梅隊(隊長簡吉、陳日新)，全軍合約二百人槍②。“調查局”指“自治聯軍”(即嘉南縱隊)司令由張志忠兼，副司令員是蔡建東，政委是簡吉。而他們在雲嘉地區聯繫、團結了一批民間武裝力量，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嘉義陳復志部、雲林陳纂地部，在戰鬥中彼此配合，壯大了雲嘉武裝鬥爭聲勢。
“自治聯軍”是雲嘉地區堅持武裝鬥爭時間最長的一支武裝。綜合張志忠的回憶、臺灣官方檔案以及學者文章，雲嘉“自治聯軍”(又稱嘉南縱隊)的武裝鬥爭從3月2日開始。當晚，張志忠、蔡建東率十餘人攻進嘉義朴子員警所。此後兩天，張志忠帶領四五輛卡車的武裝青年，由李鹿帶路，到台南鹽水、學甲、南門區署，佳里、下營糖廠，麻豆莊役場和新營縣政府收繳武器，獲得民眾踴躍支持。之後，“自治聯軍”先後參加了圍攻虎尾機場、紅毛埤空軍第十九軍械庫、嘉義水上機場的戰鬥。
15日“自治聯軍”轉移途中發生最慘烈的一仗。當時自治聯軍80餘人在大批國民黨軍進攻下轉往小梅，經嵌頭厝時遭遇伏兵，朴子隊長張榮宗等32人當場犧牲，副指揮兼嘉義隊長蔡建東、北港隊長許木等十餘人被俘，新港隊李廷芳和北港隊余炳金等11人事後被捕槍決，餘部逃散，自治聯軍遭遇致命挫折。張志忠因不在車隊倖免於難。簡吉、陳日新率領之小梅隊雖未參加是役，惟旋為國民黨軍擊潰，多人被捕，簡、陳均逃。經此一役，“自治聯軍”損失大半。
17日，“自治聯軍”殘部與陳纂地部再與國軍對抗，狀甚劇烈，不支退守棚頂山，之後又分幾路退入生毛樹(別名幼葉林)之深山。21師劉雨卿師長在3月22日給蔣介石的電報說：“巧(18)日小梅之役獲汽車二部步槍44支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四挺電話機七部與其他彈藥並俘匪犯12斃匪60餘。……哿(20)日後於該地搜獲輕機槍一挺地雷數十箱。股匪已被部擊潰散僅竹東與霧社尚各有殘部各二三百人。”[50]3月29日，“自治聯軍”殘部在小梅與阿里山暨埔里以東山地與前來進剿的國軍發生戰鬥;4月6日在十字關樟湖再次激戰，此戰為“二·二八”事件中部武裝衝突的最後一仗。
《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中部綏靖區司令部綏靖經過概要》記載，張志忠所領導的“自治聯軍”堅持武裝鬥爭時間最長，涉及地域也最廣。他們和謝雪紅領導的台中“二七部隊”一樣，都是臺灣民眾武裝反抗運動的一部分，但參與的共產黨人，表現出的戰鬥意志更堅決，政治意義和歷史影響更大，寫下了“二·二八”事件中武裝抗暴最光輝的一頁。
(四)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開展的文化宣傳鬥爭
在“二·二八”事件中，地下黨和左翼陣營除了參與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還運用文化和宣傳工具，在各地張貼標語，利用報刊廣播，表達訴求，動員群眾。
據時任《中外日報》記者的周青、吳克泰回憶，媒體對事件的第一篇報導，是事發當晚，“兩人徹夜在現場採訪寫成的，從傍晚在天馬茶館前，林江邁被毆打，到晚上群眾包圍公賣局、警察局我們都在現場”，隨後地下黨徐淵琛、陳本江也趕到現場。報導寫好後，報社社長鄭文蔚“極力反對刊登，後來經排字、印刷工人以罷工要脅、堅持，才讓這篇報導見報”[51]，報紙出版後“被搶購一空，第一篇最完整的事件消息傳遍全台南北……。”[52]之後，《中外日報》又第一個開闢專欄詳細報導事件，“報紙一出，頃刻售完，影響很大”[53]。該報是當局查禁下極少數堅持發行的媒體，“對事件的催化有一定的影響力”[13]183。3月8日，停刊多日的《人民導報》重新出刊，“詳細報導了事件發展經過，並在三版刊發了處理委員會的《告全國同胞書》與‘三十二項要求’，同時發表題為‘二·二八事件感想’，……強調此乃‘平時的積憤所致’，要求‘尋取合理解決’的政治途徑”。“然而，警備司令部終以‘挑撥政府與民間的感情’、‘煽動暴動’等罪名，封閉了《人民導報》”[54]。這些新聞輿論在當時的社會影響自可想見，而在這些報社中工作的地下黨人及進步人士發揮了主要作用。
地下黨非常注重對民眾的宣傳。張志忠忙於指揮武裝鬥爭之際也從未忘懷宣傳。他曾指令火車司機張欽往台中攜取“臺灣自治爭取聯盟”傳單散發，他還通過在嘉義電臺工作的黃文輝掌握這座中部發射威力最大的電臺，轉播臺北、高雄情況，“使全島的暴亂迅速連線成功，而且不斷播放激勵士氣的演說與歌曲。另一方面，等於是中部的情報中心與指揮中心，傳達戰訊，使人員彈藥支持調配十分順暢”[55]。雖然描述有些誇張，但這座電臺當時確實發揮了宣傳鼓動作用，以致被當局認為是中部動亂的罪魁禍首。另外，謝雪紅在帶領“二七部隊”撤往埔里後，主要精力也放在向沿途民眾宣傳政治主張，放在與少數民族頭領的溝通動員上，可惜因社會上的恐共氛圍，效果有限。
地下黨和進步群眾還在各地張貼標語、利用報刊廣播鼓動民眾，表達訴求。在臺北，吳克泰接到廖瑞發代表組織的通知後，“白天聯絡、組織群眾，設法尋找武器;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消息。還自己刻蠟板、油印，讓學生們到市內各處去張貼”，同時，“鍾浩東也寫了一篇大字報，‘文字簡練，很有水準’，讓他的妻子與戴傳枝等人抄寫了不少份，拿到街上張貼”[15]212-213。在台南，“一群工人黨員與群眾在陳文山家開會，決定去市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5]129。保密局臺灣站情報顯示，3月“三、四兩日在本市清水町一帶貼有中國共產黨臺灣宣傳部標語，顯有異黨乘機參加搗亂”[56]。顯然，當時臺灣各地出現的標語中多有地下黨人的付出。
四.中共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活動的歷史影響
(一)中央和上級黨組織的評價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發表聲援“二·二八”事件的文告。3月20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臺灣自治運動》，高度評價臺灣人民提出的改革訴求，強調“臺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同時提出了“反對妥協，反對出賣”“組織基幹的正規自衛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有堅強的團體來做領導”“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④等六項要求。這是根據中國共產黨鬥爭經驗，針對臺灣進步運動發展實際提出來的，對臺灣地下黨和進步運動的發展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二·二八”事件後，中共上海局負責人張執一赴台，向省工委轉達中央的有關指示;1948年6月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又稱香港會議)，也“著重檢討‘二·二八’事件的得失、經驗和教訓，以及厘清以後在台工作的任務和方針”[57]，會上張執一對“二·二八”事件及我地下黨在事件中所起作用有客觀全面的總結。綜合相關資訊，上級黨組織高度肯定了事件的歷史意義，指出“‘二·二八’事件開展了黃河以南的民主運動，牽制國民黨軍隊，客觀上幫助了解放軍的解放戰爭”②。“‘二·二八’事件性質是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臺灣人民的獨立運動。‘二·二八’事件首先在國民黨統治最嚴的臺北爆發，充分證明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無能，使人民覺悟到推翻蔣政權不是不可能的，在事變中，國民黨對人民大屠殺，使人民更加仇恨，這對今後臺灣人民反蔣鬥爭是有幫助的。事變中，使蔣介石從國內戰場抽調二個師來臺灣，對於解放軍有幫助。人民對國民黨有新的認識，瞭解和平合法鬥爭的不可能，只有武裝鬥爭，才能爭取民主自治。發現了大批積極分子，擴大了黨的力量。”[46]257-258同時也肯定了我地下黨在事件中的作用。“那時候我們主觀力量甚是薄弱，幹部缺乏領導這種鬥爭的經驗，黨員數量也太少，當然不能起大的作用。但當時大部分黨員均能自動地發揮犧牲精神，負起責任，勇敢不逃避困難，起來參加鬥爭。在這次暴動中雖有些毛病，可是大體上是表現不錯的。尤其有些個別黨員，能抓住有利條件，勇敢組織，領導群眾，展開堅決的武裝鬥爭，打擊敵人的力量，因而獲得了群眾的信任，擴大了我黨的政治影響和擴大了其後組織發展的基礎。”⑤
上級黨組織也指出了地下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事前分析和準備不夠、對老台共等的工作沒有抓緊;對工農大眾未能及時動員，並與學生運動充分結合;未能及時提出黨組織對社會熱點問題的主張以教育和爭取群眾;過於注重上層統戰工作而放棄對武裝鬥爭的領導權等。
(二)中共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所起作用的歷史影響
1. 使我黨更深切瞭解臺灣進步陣營，為發揮他們作用作了很好鋪墊
臺灣光復後，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期間，中共地下黨與謝雪紅等進步人士的交流和共同奮鬥，壯大了我黨在島內的政治聲望和工作能量。雖然在一些人如蔡孝乾和謝雪紅之間因歷史恩怨而有心結，但從省工委整體來講，自入島時起，就積極瞭解、團結以原台共為代表的進步陣營，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之成為地下黨開展工作和發展組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中，張志忠等人的貢獻尤大。在“二·二八”事件中，我地下黨團結、指導、帶領進步人士投身抗爭運動，很好展現了謝雪紅、簡吉、王添灯、李中志等一批進步人士的群眾基礎和活動能力，也使我黨加深了對他們的瞭解，強化了對做好臺灣進步陣營工作的認識和相關安排，這對後續工作，包括反對美國操縱的“託管”“台獨”的鬥爭，組織臺灣政治團體並參與新中國的建立，發揮臺胞領袖人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都是一個必要的組織鋪墊與政治準備。從這個意義上，上級黨組織反復強調要重視和做好臺灣人士，特別是群眾領袖的工作，有其深遠歷史意義。
2. 促使社會思潮和政治認同從“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
臺灣光復後，臺灣民眾對祖國充滿期待，即使在社會上發生諸多不平之事，仍有不少人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的白色恐怖，使臺灣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國民黨的政治本質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立情緒升高，“臺胞對‘白色祖國’從興奮的沸點跌向失望的冰點，不再願意當日本殖民統治‘清國奴’的臺灣同胞，只好轉而寄希望於正在革命鬥爭中誕生的“紅色祖國”[58]。在這個過程中，地下黨和進步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奮鬥、犧牲，乃至大陸人民解放事業的飛速發展，都使在痛苦中尋找光明的臺灣人民有了方向和期盼。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其政治主張也為更多人所瞭解和認同，“左翼思想在噤啞的社會表像下暗潮洶湧，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兩年間，中共地下黨在臺灣有極迅速的發展”[59]，而其中不少人最後因為選擇和信仰捨生取義，有如陳明忠所說的“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60]。這種民心轉變、思潮轉變是非常關鍵的，是政黨在社會上得以立足和發展的基礎。
3. 使中共對臺灣社會條件下的工作特點有了更深認識
臺灣省工委是我黨第一次在臺灣建立組織，其對臺灣社會矛盾與形勢變化的認識，以及對臺灣工作規律和特點的認識，都有發展的過程，這一認識過程還受到當時國內外形勢以及我黨戰略策略調整的影響。而“二·二八”事件恰是這一過程中臺灣發生的最重大的社會事件，它深刻反映了臺灣各種社會矛盾的變化。中共通過“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社會的民心民意、各類社會矛盾與關係的把握、黨基層組織工作的特點乃至薄弱環節都有了新的認識，譬如對當時臺灣民眾要求高度自治及流露的省籍意識，我如何因勢利導做好工作?又如臺灣實施三七五減租後，我如何提出更有針對性的號召來爭取臺灣農民?再如對在臺灣能否以及如何開展武裝工作?這些問題是“二·二八”事件乃至後來地下黨面臨的挑戰，有些還是我們今天對台工作需要面對的問題。從長遠來看，這些過程和經驗對我黨在臺灣特定環境下如何更好開展工作，是一個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更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注釋：
① 蔡孝乾訊問筆錄，台“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號：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01。
② 楊春霖供述筆錄，台“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號：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23。
③ 張志忠訊問筆錄，台“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號：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14。
④ 延安《解放日報》社論，1947年3月20日。
⑤ 楊克煌記錄稿(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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