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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領導二二八事件
2023/04/11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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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領導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75年以後,臺盟上海市委署名澎湃 (2022-02-28)

《臺盟前輩與“二二八”起義》一文中揭露以下實情 :

一、在臺北、台中開展武裝鬥爭

在「處委會」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激烈鬥爭的同時,全島各地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開展武裝鬥爭,臺盟前輩積極參與其中。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起義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台工委的領導人(蔡孝乾)站在人民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李中志是中共台工委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他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武裝鬥爭,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國中學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是郭琇琮。

他們的作戰計畫是這樣的:3月5日凌晨兩點,先由第三大隊帶著烏來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美軍火庫;然後,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一起進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月4日晚,由陳炳基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在建國中學集結待命,準備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取武裝後再進攻員警大隊和憲兵隊。那晚,下著大雨,雖然沒有拿到武器,但隊員們鬥志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準備與反動武裝決一死戰。但原定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也遲遲等不到凌晨三點開始行動的信號彈。據黃幸回憶:「那天晚上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在等指揮部的命令。當時說烏來山上的高山族同胞要下來一夥人,他們有武器,他們動起來我們各地再行動。當時等了半天,烏來的沒下來,雨又太大,指揮部下令行動取消。後來得知多虧那天沒行動,如果發動的話,死的人恐怕也不會少,據說人家機關槍早就準備好了。」

二、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臺北市參議會邀請國民參政員、制憲國大代表及省參議員在中山堂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派代表向陳儀提出:解除戒嚴令及釋放被拘民眾等五項要求。陳儀表示「凡有關臺胞之福利意見無不接受」,派民政處處長周一鶚、交通處處長任顯群、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警務處處長胡福相等5人代表政府,與臺北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國民參議員、國大代表等合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處委會」成立後,選王添灯為宣傳組組長,林宗賢、張晴川、林日高為委員,任務是每天會後公佈當天「處委會」的新聞,必要時到電臺向全省廣播。「處委會」擴大後,官方代表不參加會,「處委會」成員越來越複雜,也有政治野心家、特務以及流氓等。「處委會」成為臺灣人民各種政治力量與國民黨統治政權進行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場複雜、激烈的鬥爭中,王添灯沉著應對,排解眾議,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見,每天發佈「處委會」新聞,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蘇新在《王添灯先生事略》一文中指出,「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與委員林日高完全按照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工委)的方針、指示進行鬥爭,他們與中共台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保持著密切聯繫。蘇新進一步指出,他與潘欽信、蕭友三(蕭來福)、蔡子民等《自由報》同仁組成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參謀部,為王添灯準備發言、提案和廣播稿等,遇到重大問題或意思不甚一致時候,都經聯絡員蕭友三請示廖瑞發,再由廖瑞發請示中共台工委負責人(蔡孝乾);參謀部主要任務是阻止「處委會」的妥協行為,利用王添灯的地位進行公開宣傳,暴露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引起全省人民注意,以推動各地鬥爭。

三、《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經蔡孝乾審核

    據蔡子民回憶:「在這期間,我記憶最深,值得記錄的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起草和提出。因為五日的『處委會』通過的《政治改革草案》八條,內容過於簡單,會議推舉王添灯起草具體方案。王添灯回來後,叫潘欽信、蕭友三和我儘快草擬。於是,六日我們三人在《自由報》辦公室,將『處委會』得到的對事件的處理意見,綜合起來加以研究討論,由潘執筆,草擬了《處理大綱》……最後,由阿榮謄寫三份。傍晚,一面交給王添灯,一面由蕭友三找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據蕭說,負責人(蔡孝乾)表示,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

在『處委會』上,王添灯指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多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的事件』,並宣讀了三十二條處理意見。三十二條主要內容包括:反對貪污腐敗,反對內戰,反對濫用軍權,反對對台籍公教人員的歧視和差別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等。其核心就是要求臺灣實行民主和自治,反映了臺灣人民的政治訴求。由於他說出了臺灣人民要求當家做主的願望,提出了在當時條件下的民主自治的具體要求,在熱烈叫好聲中通過。各種不同目的的人也爭相發言,提出要求,追加了十條,最後處理大綱增加為四十二條。

會後,王添灯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車去長官公署,向陳儀提交處理大綱,遭到陳儀的拒絕。回來後,王添灯到廣播電臺,向中外說明『處委會』的開會情況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最後,他說:『處理委員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理委員會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成省民全體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省民繼續奮鬥』。」

( 說明: 澎湃是個化名,真實的彭湃是中共黨史的烈士,但是以中共的習慣而言,用黨史的烈士化名,公布歷史事件,就代表這是官方政策性的公開發言,其真實性是有依據的。

蔡孝乾是中共台工委的領導人,但是因為他公開投降國民黨的歷史因素,所以被隱去其名。)

根據法院判決書對張金爵叛亂案的案情描述:「於民國3712日由謝必生介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先後受謝必生、廖瑞發、張青芬、陳燄樹等領導。於陳燄樹領導期間承命介紹王霖傳、賴清鍊參加匪共,同年底取得匪共黨籍。陳燄樹欲控制臺北市公共汽車賣票公會司機工會等合組產業工會,張受命籌組均未成功,民38年(19505月間因與陳燄樹感情破裂回彰化原籍,即無工作表現。」

200110月的採訪記錄,張金爵表示:「潘(溪圳)先生當選第一任理事長。我離開陸軍醫院之後,孫古平帶我到司機工會擔任會計,從那時起,我化名張彩霞。」

林至潔於20029月的訪談時,她則表示: 「三月一日我們得到通知,醫院準備起義, 在院中我們已安排好各單位等著炮聲一響,立即行動,管設院內一切工作,可是二二八事件那一年,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所以,我們在雨中守著崗位,而且,我們同事守著打開的門, 被雨淋透了身,到了天亮,廖瑞發趕來說,林元枝上角板山找高山族,因雨天路不好走,取消下山,我們的計畫隨著取消。」

20029月訪談的記錄中,張金爵則提到: 當時蔡孝乾認為郵政局、鐵路、 司機三個地方控制得宜,就勝利在握,因而派張金爵前往司機工會。

因此我們才知道:二二八事件那一年,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讓烏來山區的山路無法行走,高山族人無法支援平地的武鬥,使整個計劃胎死腹中,蔡孝乾在北部一事無成,對比謝雪紅二七部隊在台中區的大獲全勝謝心結徹底發酵了

( 說明:自從228日聽到台北事變起,兩人幾次努力想辦法要取得黨的領導和聯繫,均得不到回應;蔡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卻不同兩人聯絡,也不給兩人協助,而第一次來聯繫就是提出要兩人把武裝領導權移交出去。楊克煌想不通的問題,其實就是蔡謝心結,不願勝利的光環罩在謝雪紅頭頂上。)

又經由《楊克煌遺稿》的問世我們知道:

「當晚,謝雪紅和我都回到大華酒家。八時左右蔡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我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我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我們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著說:『我們決定最近要召開一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一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你們也要準備參加,……。』

說明:蔡孝乾不願談移交領導權之事,顯示蔡孝乾心虛! 不敢面對謝雪紅質問 )

楊克煌回憶:「十日晚,謝雪紅接到通知說處委會要開會,地點在原日帝台中州廳。我和十幾個二七部隊隊員保護謝去參加。謝進去參加開會,不一會就出來,對我們說:「會上大家主張要再請黃克立出來當市長,問我意見如何,我說這個問題要徵求台中市民的意見,我就離開會場了。」我們再保護她回二七部隊。

    聽說39日處委會就開始不給大米飯吃了,代之以白薯,這表示要趕走人的;在10日,他們就開始燒毀文件了。

    後來我們得知從34日至6日,圍攻虎尾飛機場的武裝隊伍,曾在嘉義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派部隊前去救援。可惜當時我們沒有聽到這個廣播。

    1947年312日上午,謝雪紅和我最後一次由二七部隊回到大華酒家,聽到謝真南說蔣匪軍隊即要開到台中了。謝對我說我們要馬上回到二七部隊,叫我把東西收拾一下。我說現在有什麼辦法收拾呢?謝下樓去向她三嫂借了一對金手鐲,我把中部地方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的兩枚圖章的橡皮部分剝開,塞進地板下面。這時謝又回樓上來了,我說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就離開了大華酒家。我望著留下來的一些衣服、書籍(其中有一本我1934年在獄中時買的英和大辭典、幾雙皮鞋、一個裝茶葉的桐木箱、一輛24吋自行車等等,永別了!連替換的衣服,日用品都沒有帶。

    中午時候,我們回到二七部隊,即向該隊幹部宣佈下午15時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大家馬上開始行動,由運輸隊去準備車輛。

    15時正,一百多人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了。正要離開台中時,我們看到李韶東這個“進步分子”,他在起義中沒有出來參加鬥爭。

    車隊行到草屯的時候,坐在卡車內的隊員何集淮等說,要到該地的匪軍倉庫搬一些日用品(毛毯)和糧食。黃昏時候,二七部隊抵達埔里鎮,即到埔里小學駐下來,準備做飯。當晚,謝雪紅和我又出去訪問一個原農組的幹部(阿分兄的親戚?)

    3月13日早晨,二七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當時,我們知道該鎮鎮民對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匪軍,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

    後來,我們得知匪軍整編的第二十一師於13日開到台中,佔領大華酒家、作戰本部及林連宗家宅,並設師於大華酒家。

    3月14日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坐一輛汽車進霧社,去和高山族人民聯繫。

    當天大部分隊員留在駐地整修武器。

    八時許,鐘逸通知我到一家旅社開會,參加者有:鍾逸、周明、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八、九個人,會上鍾逸說:『蔣匪軍已開到台中,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當時,我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鐘逸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參謀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

導讀事先蔡懋棠叫他們出來後找謝雪紅,要求台中派一支武裝隊伍到左營圍攻要塞,屆時他們台籍士兵會由內部響應起來,即可佔領該要塞,打開該要塞的軍械庫,那裡的武器可以裝備幾百個人;這樣一來就可以聯合高雄的武裝人民進攻壽山軍要塞。但此時我們的武裝指揮權已交出去了,後來,謝雪紅曾就此事到處委會打聽意見,他們說現在武裝隊伍要整編,拒絕支援外地,沒有辦法了。可見是瓦解革命形勢的罪人。而二二八事件那一年,有四十八天連續下著雨,讓烏來山區的山路無法行走,高山族人無法支援平地的武鬥,也許是天意要終結二二八事件的武鬥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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