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註釋:

(註1*孫科（1891-1973）：係國父哲嗣，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1947年4月出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長。6月發表談話呼籲美國援助國府戡亂。1948年5月出任行憲後首任立法院長，12月任行政院長，拒與中共和談，稱「決不輕言妥協」。1948年12月25日被毛澤東列名43名「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之一，排名第十三。1949年2月18日毛澤東在<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一文指出：「孫科之所以成為戰犯，是因為他一向贊助蔣介石發動戰爭並堅持戰爭」。同年三月辭職赴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遊歷。1952年12月定居美國加州，被舉為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1965年返台參加國父百年誕辰慶典，旋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次年出任考試院長。1973年9月13日因心臟病逝世臺北。自1924年起一直是國民黨中執委，1945年任中央常委，故1950年是香港國民黨黨員中地位最高的。） p="">

((註2*)*傅汝霖（1895-1985）：黑龍江安達人，1895年生。五四運動後與王昆侖等北大學生組成九人小組，口號是「讀書自由，政治自由」。1922年護校(校長蔡元培)一役，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以東北四川老鄉關係，與國民黨建立政治關係，創辦《民生週刊》。是年王昆侖南下見孫中山後，民治會加入國民黨，1924年孫中山北上，傅常去鐵獅子胡同中山臨時住宅協助工作，由孫科出錢策動鄒魯謝持秘密組織國民委員會，傅加入充當反共核心。1926年3月在西山會議派二大當選中執委。1930年7月當選國民黨中執委會常委會宣傳部委員。1931年5月任陳濟棠廣州國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12月回任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執委、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1934年1月出任內政部常務次長。1935年12月任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委員長。1945年5月任國民黨第六屆中執委。46年11月當選制憲國大代表，翌年當選立法委員，5月出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949年冬到香港主持中國實業銀行。1985年3月7日病故美國。)

((註3*)李濟深（1885-1959），字任潮，1885年生於廣西蒼梧，早年畢業於設在保定的軍諮府軍官學校(後改名為陸軍大學)第三期，曾留學於日本。1926年任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北伐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留守廣州。1933年策動閩變，背叛中央，在福建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兵敗後逃亡香港。次年在香港主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35年任桂系軍政府主席。1948年一月和馮玉祥、譚平山、蔡廷鍇再次在香港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自任主席。12月自香港進入共區。1949年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後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員副委員長等。1959年10月病故北京。)

 

((註4*)*顧孟餘：1888生於北京，原籍浙江。清光緒中葉赴德國柏林留學，思想上崇拜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反對孫中山黃興，反對革命，尤其反對同盟會。1922年回國，任北大經濟系主任及德文系主任，投機轉變，加入國民黨。時北京國民黨市黨部分裂為左右兩大集團，其中翠花胡同派由顧與徐謙主持，號稱左派，言行皆與廣州中央黨部常委汪兆銘一致，初則主張聯俄親共，繼則反對西山會議，擁戴汪精衛排斥胡漢民、張繼等元老。1925年初李大釗向孫中山薦賢名單中的第一名即是顧孟餘。當時汪精衛在孫中山身邊擔任秘書，所以顧頗受汪青睞。1926年三月十八日，馮玉祥奉蘇俄指示，煽動無知學生衝擊執政府，北洋政府以「假藉共產學說，嘯聚群眾，率暴徒闖襲國務院」罪名通緝李大釗，顧孟餘、徐謙等五人，顧遂離北京南下，由汪提攜出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兼中宣部長。1927年任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之一、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奉汪令赴武漢煽惑唐生智稱兵作亂，1929年秋汪精衛在香港跑馬地組織國民黨地下中央反蔣時，顧是汪的主要策士，同年12月參與廣州兵變。1931年與汪精衛在上海大世界娛樂場共和廳召集分裂的「全代會」自封為中委，成為汪記「改組派」骨幹。1932年蔣汪合流，汪長行政院，即任顧為鐵道部長以示酬庸。1936年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1938年拒絕參加汪偽政府，中樞嘉其深明大義，乃任之為中央大學校長，頗為知識份子推崇，斯時童冠賢是央大教務長，何義均則在央大執教，日後童、何熱心捧顧出掌第三勢力，固非偶然。孫科辭職後，李宗仁邀顧組閣，顧堅決拒絕。還曾主張與中共談判，以免百姓遭受戰禍以及上百萬國民黨人逃亡流離之苦。1949年來港創辦「前途」雜誌，倡述民主，內容空乏，係純學院派作品，無宣傳力量，故銷路閉塞，不到五期即停刊。顧待人深閉固拒，道貌岸然，架子十足，拒人千里，故在港搞第三勢力，猶如當年在汪精衛改組派中背「取消派」之名，很多事由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顧孟餘退出戰鬥同盟後離日赴美，卜居加州柏克萊，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1961年春吟七律云：「清明海外值良辰，一片鄉心一介身。吳郡舊遊常入夢，燕京小苑幾回春。徒傳草澤能興漢，何處桃源可避秦。屈指中原終奠定，蒼生猶待起荊榛。」可見此人一生有主張、有抱負，也能保住晚節。哥倫比亞大學曾邀其作口述歷史，但未應允。1969年7月赴台定居，國府派張研田赴美迎迓，聘為總統府資政。1972年6月病故臺北。)

((註(5*)*梁寒操：（1899-1975）廣東三水人，1923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加入國民黨，起初任汪精衛秘書，1926年5月汪下野，將梁介紹給孫科任秘書，漸成太子系核心人物。1927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後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武漢國民政府鐵道部主任秘書、鐵道部參事、總務司長。1931年任國民黨中執委，1933年任立法委員兼立法院秘書長。1939年任委員長桂林行營政治部主任。1940年改任軍委會總政治部副部長。1943年任國民黨中宣部長。1949年赴港，51年去塞班島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任政治教官。54年回台灣歸隊，任中廣公司董事長。1975年病逝臺北，著有《三民主義理論之探討》等。)

((註(6*)*劉維熾（1892-1955），廣東臺山人。：太子派形成於1923年，同以胡漢民為首之元老派對立。孫科就職後，任用劉維熾為市政廳秘書。劉別字季生，長期追隨孫科，官至實業部長、僑委會委員長，宦囊最豐。)

((註7*)*童冠賢：河北省宣化縣人，1894年5月16日生。天津南開大學專科畢業後，公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及德、法等國立大學研究所研究政治學與經濟學。1925年返國後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央大學教務長。早年隨顧孟餘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工作，嗣銜命北返， 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華北分會委員，故其政治上屬於改組派。1929年南京舉行國民黨「三大」時「反對開除汪精衛黨籍，退出黨務工作，抗戰期間才復出擔任國民參政員、監察委員、晉陝區監察使。勝利後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署長，除運送美國衣物食品分贈各地難民、致力清華南開北大校舍修復外，還興建永定河上游官廳水庫。1948年當選行憲後立委，嗣在派系鬥爭中獲桂系支持當選立法院院長。1949年8月，李宗仁讓顧孟餘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童任書記，李撥付港幣20萬作開辦費，即由童冠賢轉交。抗戰時顧任央大校長，童任教務長，加上改組派與桂系本有淵源，所以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遷香港後，童冠賢熱心捧顧固非偶然。自大同盟、民主中國座談會到戰盟，核心成員中，張君勱常在海外，顧孟餘影蹤無定，張發奎是虛位元首，僅因眾人借重港英對他的欽敬，而實質上的決策人物都是童冠賢。李微塵加入決策是後期的事，戰盟組織綱要是童、李二人起草的。海峽兩岸的官修中華民國史均未將童冠賢立傳，僅臺北傳記文學1987年10月號刊了一篇千四百字小傳，稱「39年大陸變色後避居香港，任教於崇基學院，後擬創辦中文大學，香港政府受某財團慫恿，多方阻撓，未克如願」。對其領導第三勢力情形隻字不提。1965年退休後，由兒女迎養至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定居。1981年8月7日逝世於加拿大。)

((註8*)*黃宇人：1905年6月22日生於貴州省黔西縣中和鄉，中學未讀到一半就跟隨同鄉的北京朝陽大學學生尹述賢離開家鄉，投奔黃埔軍校，1926年10月畢業，分發北伐軍補充師，在團長陳誠麾下任連指導員，旋奉中組部長陳果夫之命回貴州籌備黨務，因貴州軍閥周西成專橫暴虐而逃回南京。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由陳果夫吸納到中組部普通組織科指導股任幹事，三全大會後升股總幹事。1930年8月任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兼組織部長。1933年由中組部長陳立夫選派赴英國留學，翌年春入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選讀政治學、比較政府和地方政治。七七事變後，提前回國參加抗戰，先後出任軍委會第六部留日歸國學生訓練班訓育組副組長、國民參政員、三青團中央社會服務處代處長、軍風紀巡察團委員、三青團貴州支團籌備主任、國民黨貴州省党部主任委員、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三青團貴州支團幹事長、青年管理處長、國民黨中常委等職。1948年11月，徐蚌會戰失利，孫科繼翁文灝任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出缺，黃宇人主導的立委反CC系聯合陣線推舉吳鐵城競選立法院院長，不巧吳鐵城被孫科邀請入閣，黃宇人轉而循北方籍立委武和軒提名，支持北伐前在北平入黨的童冠賢。童原已準備舉家遷台灣，聞訊即回南京參加選舉。黃迅即促使立法院補選正副院長，使CC系立委來不及趕回南京時，12月24日童以簡單多數當選院長，整個過程僅四日。這位曾是改組派幹將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署長、才當選立委不久的童冠賢不費吹灰之力便坐上院長寶座。1949年6月1日移居澳門，1950年10月因不出席會議被立法院取消立委資格。旋應顧孟餘童冠賢之邀，以桂系人員退出為條件，加入李宗仁出錢、顧童牽頭的自由民主大同盟，又規勸童冠賢辭去立法院院長職。韓戰爆發後，台灣轉危為安，童失去歸隊機會，因而對黃宇人暗懷怨恨。1951年4月任獨立論壇督印人，化名黃如延。同年5月任反共抗俄聯合陣線25人核心之一，10月任中國之聲社編輯政策委員會委員。旋與童冠賢、張國燾、彭昭賢、李微塵起草「戰盟」組織法，又因與李微塵意見不合以及顧孟餘受港英政治部警告，而力主張顧聯盟25人核心解散。52年10月10日張君勱在美國發表「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宣言」，獨立論壇被迫停刊。1958年8月任聯合評論督印人，又與張發奎合辦興中出版社。1964年10月因羅永揚等人欲提名張發奎、黃宇人等參加台灣的反共救國聯盟，一怒之下將聯合評論停刊。在停刊號上撰文承認：「海外的民主反共運動，十五年來，香港方面也有不少人士作過不少的努力，但卻一事無成，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我愈覺得自己的知識能力愈加不夠，實在愧對先烈。」1965年6月在胡木蘭、冷靜齋支持下創辦中國民主論壇，在創刊號宣示宗旨為「維護民主自由和反共反極權」，1967年7月因原資助印刷費的建築商與胡木蘭減少資助以及海外經銷遭受抵制，不得不停刊。1972年移居加拿大依親，自1971年起因胡越的勸勉開始撰寫回憶錄，至1981年4月寫成《我的小故事——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上下兩冊，計五十萬言。在自序中稱：「奮鬥一生，先後累了老父被軍閥囚死；幼弟年僅十二，即被軍閥拘捕入獄數年，不到四十，又被中共殺害；小女稚年即被中共奴役，其子女亦受影響。我在九死一生之餘，只落得以洗碗工的身份，自我流亡異域 ，可說是失敗到底了」。黃宇人曾任國民党中常委，又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淪落至此地步，「只怪自己生性愚戇不識事務」。其友人朱淵明在1953年11月28日出版的第302期《新聞天地》上對黃宇人的淡出第三勢力有以下描述：「他的問題大概有幾點：第一，是意見甚多。第二，是堅持原則。第三，是民主領導。他這幾套作風在「自由何必要民主」的集團中，實在不合時宜，尤其不合若干德高望重、自以為天然領導人物的口胃。在初期醞釀組織的時候，黃也呼朋引類，自張一幟；又東拼西湊，辦了一個刊物，這刊物自始即辦得非常勉強，換言之，即是早已得罪了負責人物，而其中又以爭著處置駱克道那一層房屋的事為最不愉快。等到哈德門來後，正式籌組團體的時候，幾個領袖人物即再三考慮『說不要他罷，他也好像一個山頭，而且名聲不小，無人不知。說是請他進來吧，他眼高於頂，大炮亂放，尤其動輒戳人的瘡疤，不管人家好過不好過』。這真是為難極了。其中童冠賢更加尷尬。據說童巨頭曩曰的院長寶座，就等於中馬票一般，完全是天外飛來的橫財，其忽然黃袍加身好像黎元洪從床底下被拉出來當臨時都督似的，就純由立法院內某兩個團體再聯絡其他若干人士泡制以抵制對手方(李培基)的。而此中奔走最力、意志最堅的，首推這位黃宇人黃大炮，事畢之後對手方在功罪登記簿上就將大炮先生排在第一。大炮先生每當茶餘飯後也不免眉飛色舞的『那當日長坂坡前，只殺得……』如何如何描繪一番。可是童巨頭的感想如何呢？你想誰不願意『天與人歸』，難道高興受人提拔似的、坐少數人的轎子不成！而轎夫又不安份，竟是這樣一副神情；加以參加抬轎、扶轎、前呼後擁，不過一圈之勞，又不花一文本錢的，不下四百人。若人人如此，背後『沙中聚語』，當面『拔劍擊柱』起來，豈不有損尊嚴擾亂雅興？假定當日印綬在手，自不難找幾十個張子房叔孫通出來想想辦法，可惜當前大家同時解除了武裝，彼此「地醜德齊」，誰也不能奈何誰，而轎夫們又偏偏好提舊賬，諸多要求，唯一辦法，就只好待以鬼神之禮，敬而遠之……於是大炮先生僥倖名列25名之內，也高升做基本領導人之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大炮先生一走進張顧集團仍舊意見多多，什麼『要打開大門容納各方人物哪』『要確定名稱建立制度哪』『要起草章則規定政策政綱哪』時常嘮嘮叨叨說個不休……李微塵活生生的一頂秘書長帽子已經快要戴到頭上的，竟被這一炮轟丟了，豈不惱火！然而黃大炮經此一響之後，即無處可以再放，幾乎鏽得發霉。戰盟成立，自然沒有他的份，雖說弄得孤家寡人，但仍倔強如故，而其黨徒遍於天下」。)

((註9*)*李宗仁：從歷史上看，李宗仁同中共早有勾結，據劉仲容回憶，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張楊電報，要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有要事相商，劉遂於西安事變前5日到達。事變發生後，劉以廣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開活動。中央軍進駐西安後，劉仲容秘密赴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並答應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團赴廣西見李、白。此後，張雲逸到廣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戰爆發後，劉仲容代表李、白，長駐延安一年多。1939年調離延安時，毛澤東親函介紹劉給在武漢的周恩來，為中共軍委會情報科做地下工作。劉仲容在白崇禧身邊十四年，官至國防部參議，1949年3月28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澤東乞和，向毛周彙報長達5小時，此人兩次北上，來去安全，均係李宗仁向毛澤東擔保。徐蚌會戰失利後，李宗仁讓白崇禧等桂系將領逼宮，本欲向中共乞和，不料毛澤東提出條件過於苛刻，把李白等人均列為待審訊的戰犯，「和談」卒告流產。共軍兵臨城下前，李宗仁欲借日本兵代替毫無戰意、節節敗退的國軍，廣州盛傳有百萬日軍將在華南登陸。李召白崇禧會商實行，白竭力反對云：「抗戰勝利不久，如再度引狼入室，誰去負這千秋萬世給人唾罵的漢奸罪名？如借用日軍擊退了共軍，日軍不肯走怎辦？結果還不是千古臭名由你李宗仁擔當、給蔣介石造成一個東山再起的好機會？」遂打消了李宗仁這個餿主意。典出星島週報新一卷第16期第9頁，1952年2月28日出版。1955年8月，他在美國致函香港的程思遠起草《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號。同年5月他讓程思遠秘密北上，向中共表達了他想歸國的願望，然中共懷疑李宗仁還想回來發展第三勢力搞局，故此事延宕十年之久。(1958年老毛還指示周恩來將李宗仁決意回大陸一事告知台方，讓蔣警惕美國利用李宗仁搞局)。李在北平行轅時，曾向故宮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內書畫作裝飾，當選總統後未予歸還，1949年攜去美國。據65—69年擔負與李宗仁日常聯係並陪他外出參觀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在〈追憶李宗仁歸來〉(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統戰史話〉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一文中披露；李宗仁「曾將自己收藏的一部份書畫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十一萬美金購買的。但其實不少是贗品，按當時的價格，頂多值3000美金。毛澤東得知這件事，答應給他12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11萬，就給他12萬』。李宗仁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到1963年11月，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歡迎李宗仁歸來的時機已經成熟。周總理特意囑咐事先向台灣當局打招呼，證明我方僅視李宗仁為愛國人士(按：不視作談判對手)以免引起誤會」。程思遠赴瑞士蘇黎世向李宗仁提出「四不過五關」條件，即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庭關、社會關、生活關，李宗仁全部同意後，中共才安排他回歸。宋坤對四不的解釋是「如果不擺脫與美國的關係，出現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響，是要惹出麻煩的，鑒於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關係上做什麼事情；李宗仁是蔣的政敵，如果由李宗仁來插手台灣問題，必然要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的複雜化，正如周總理所說，已經告訴了台灣當局，我們不會利用李德鄰反蔣，所以李宗仁歸國後不能插手台灣問題；就第三勢力的問題來說，李宗仁曾經熱心於此，在這上面花費過不少精力。後來，他組織第三勢力的活動失敗了，既然是要歸國定居，理所當然要徹底斷絕這種念頭，不能再搞第三勢力、走什麼第三條道路了。」李宗仁7月18日抵達上海，周恩來特地南下迎接，並幫他修改了程思遠草擬的回歸聲明，於7月20日在北京機場大廳宣讀，有「十六年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一度在海外參加推動所謂第三勢力運動，一誤再誤」等語。9月26日在政協禮堂舉辦的300名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從國庫攜至美國多少錢，他說「恕我不答覆」。他說「我同蔣先生在幾十年中意見相左，但無個人仇怨」。但八個月後他在南京廖仲凱墓前卻大罵：「老蔣是流氓，先殺廖先生打擊左派，後來又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失敗得越徹底越好！」這些話顯然與歷史真相不合。今日大陸上歷史學家都已確認廖仲凱不是蔣殺，中山艦事變並非蔣所預謀。1966年2月他堅持要參觀海南島，很想瞭解具體備戰情況與軍事設施，在海口還問空軍是否24小時在空中巡邏？美機是否經常飛來？共軍高射炮打多高？在去榆林港途中問詢雷達設備，見到飛機就觀察兩邊的山頭，當時中共正派兵去越南同美軍作戰，接待他的軍方人員十分尷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艦艇在海上兜了一圈，依稀見到一些軍事設施。其妾郭德潔死後一年，文革高潮中，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稱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奉中情局派遣來中國大陸與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聯絡，以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此案牽涉高幹甚多，成為文革大型冤案之一。李宗仁投共正值文革動亂期間，他在批鬥抄家潮中度過三年半心驚肉跳的歲月，1969年1月30日死於北京醫院。)

((註10*)*1931年張發奎與陳銘樞蔡廷鍇大戰衡陽後，第四軍只剩700餘官兵，忍痛讓蔣介石收編。1932年張流寓滬上，第四軍流落在南京、上海軍官幾十人無處安置，乃找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要求安置，汪一味敷衍。情急之下，張找汪攤牌，以率部上門請願威脅。最後由陳璧君建議交鐵道部長顧孟餘安插，特地設置路警管理局，下設四處，編制近200人，這才安置了第四軍幾十名中上級軍官。這是張發奎對顧孟餘產生好感的主因。)

((註11*)*薛岳（1896-1998）：字伯陵，廣東樂昌人，保定軍校畢業。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營營長。1934年任第二路軍總指揮時率徒步之師追擊共軍二萬餘里，由贛經粵桂湘黔滇康藏川陝甘十一省，追至甘南時朱毛殘眾僅剩三千餘人，故中共恨薛入骨。1946年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曾大敗劉伯承陳毅部。1947年調任總統府參軍長，1948年12月25日被毛澤東列為43名「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之一，排名第廿七。1949年一月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任海南防衛總司令，赴台後任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後轉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委。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薛被李登輝任為21名治喪大員之一，1月30日蔣經國大殮時，薛岳為遺體覆蓋黨旗八名元老之一。1998年5月3日病故臺北。)

((註12*)*張發奎簽署文件只草書一奎字，驟視之，頗似「大王」二字，張氏聞呼，不以為忤。又，張任護法大總統府警衛團營長時，力抗陳炯明叛軍，誓不投逆，乃率部上山，以待反攻，粵人遂多以大王稱之。)

((註13*)*張國燾（1897-1979）：江西萍鄉人，1897年生，1918年入北大理學院，翌年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是五四運動骨幹成員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任大會主席，1922年底代理中共中央書記。1931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到鄂豫皖根據地掀起大規模「肅反」，捕殺排以上官兵兩千五百多人。1932年建立川陝根據地，三年後將紅四方面軍擴大至八萬多人，比朱毛的紅一方面軍多三倍人馬，1935年10月在四川馬爾康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36年因紅四方面軍渡黃河西征失利，兩萬多人打剩僅七百人。次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清算批鬥張國燾，撤其紅軍總政委職，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8年4月，藉赴陝西中部縣祭黃帝陵之機，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協助下坐胡宗南專車去臨時首都武漢，投奔中央政府，遂被中共開除黨籍。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還一度在戴笠手下一個遊擊訓練班講授中共的遊擊戰術。勝利後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在任內虧空公款法幣4億餘元。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執委兼中央組織部設計委員會委員。由於中統、軍統對張運用有誤，以至在重慶時錯失紅九軍軍長何畏策反李先念、許世友之良機，何畏投奔重慶途中被扣押六年，經張營救出獄後萬念俱灰，49年南京陷共前全家投江自盡。1948年11月赴台，49年冬遷居香港，化名「凱音」參加第三勢力，任《中國之聲》週刊社長。韓戰後，以全部積蓄五千美金炒金失敗，生活困頓。1956年曾寫信向中共中央呻窮，由毛澤東批示予以接濟。六十年代初接受美國亞洲基金會資助六萬美元，在涂公遂協助搜集資料下，撰寫《我的回憶》，歷四年計三厚冊1351頁。其妻楊子烈也撰寫回憶錄《往事如煙》，哀嘆「我們做共產黨廿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點幸福，天道真不平呀！」1968年港共掀起暴動，自感安全無保障，乃移居加拿大，1977年中風後入住多倫多一所免費的老人病院，台灣方面曾慨贈一筆醫藥費。1979年12月3日因院方照顧不周，凍斃於老人院。逝世前一週猶大罵「毛潤之這個魔王死後還是遺害無窮，他必遺臭萬年！」因毛係張從事工運時吸收入中共，1936年12月老毛以四千殘兵誘張速去陝北，迅雷不及掩耳分散改編幾倍自己的四方面軍，這是張國燾唾棄毛共的根本原因，半個世紀後，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在悼念徐向前的長文中才披露：「西路軍西渡黃河與轉戰河西走廊，是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打通國際路線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共同擬定的方針戰略，四方面軍渡黃河及作戰計劃均有中共中央軍委的電令，西路軍的組成亦獲中共中央批准並取得共產國際的軍援承諾。中共建政後，大陸的歷史書把西路軍覆亡，歸咎於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卻絕口不提毛周以中央名義瞎指揮，朝令夕改，借(馬家回軍)刀鏟除異己。由此可見，張國燾是給毛澤東逼「反」的，然張國燾本人性格上的弱點——懶散，使他在中共黨內鬥爭中敗得很慘。)

((註14*)*李璜：四川成都人，1895年生，18歲入上海震旦大學，23歲入巴黎大學修歷史學與社會學，獲文科碩士銜。1924年回國，歷任武昌大學、社會大學、成都大學教授。1923年12月在巴黎與曾琦等同學創立中國青年黨，以國家主義反對國際主義，以全民政治對抗階級鬥爭，故回國後發展黨務同聯俄容共之國民黨勢成水火。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青年黨人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及關外之遊擊作戰皆有相當戰績，始為國人所注意，而當政者亦改變初衷，公開表示合作。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被聘為國防最高會議下設之國防參議會參議員，繼被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連任主席團主席四年。1946年被特派為赴美國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中國代表團代表之一。1947年被任為行憲後第一任經濟部長，未就任。1949年8月底策動青年黨員夏奇峰拖走鄧錫侯麾下五百人槍回家鄉綿竹拒共，全家死難；12月為青年黨同志唐式遵謀取川西南第二路遊擊軍總司令，翌年三月杪，唐部在西康省越雋縣力戰殉職，殘部猶掩護胡宗南部撤至西昌。1954年李璜隨劉德譜赴北婆羅洲亞庇城開創中國建設公司，任監察人兼總稽核，此後廿年潛心研究學術，匯成《學鈍室論政選集》。)

((註15*)*李微塵（1902-1977）：係李大明胞弟，原是民社黨黨員，第一屆國大在南京召開時張君勱吩咐他急草一份文件趕會。李即向張索取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民社黨加入政府後，張未饗以此職，卻特地在民社黨內設立政務委員會，自任主席，命李為委員，由此李對張君勱產生芥蒂。李氏中英文俱佳，工於心計。張勛復辟後，康有為在咸陽古道偷一佛寺藏經，釀成醜聞，然李微塵仍燒冷竈投奔此一過氣遺老門下，寄居上海愚園路康公館三年餘。李於抗戰時做過西南運輸局局長顧問，勝利後又在陳伯莊主持的京滬杭鐵路管理局任過局長顧問。然其在香港自誇從未做過官，常常譴責流亡官員：「難道他們不該負過去的責任嗎？」「大陸搞丟了逃到海隅還能同我們爭長短論高下嗎？」因其手腳勤快，擅長計謀，故很快取得張發奎信任，以秘書身份躋身戰盟最高決策層。張國燾退盟、謝澄平另起山頭爭美援等，都是李微塵縱橫捭闔的惡果。二戰期間李在香港曾任中國晚報主筆，日佔時任陳友仁秘書，勝利後還主編《京滬週刊》。戰盟散攤後主持創墾出版社，主編熱風半月刊。1956年應邀南下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筆政及電視廣播新聞部門。其人健談，頗有霸才，所寫政論兩面都反，都加以挖苦，且遣詞辛辣。其才氣大為李光耀總理賞識，1966年出任新加坡總理公署新聞秘書，69年榮獲國家行政功績金章，75年退休。1977年11月18日病故新加坡，舉殯之日李光耀親臨致悼，備極哀榮。)

((註16*)*伍憲子（1881-1959）：廣東順德人，名莊，清光緒七年(1881年)5月初七生。16歲入萬木草堂聽康有為講課，17歲後為香港中外新報、廣州時敏報、博聞報撰寫評論。24歲奉康命助徐君勉辦香港商報，主商報筆政7年。1913年到北京，辦國民公報，回粵任省內務司長，翌年入都任財政部顧問，總統府諮議，1915年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名噪一時，旋策動蔡松坡反袁。1916年5月5日，梁啟超組軍務院，伍任政務委員長，後應馮國璋聘任副總統諮議。1918年辦唯一日報。1922年任國務院參議，1928年主世界日報筆政。1946年8月國社黨與民憲黨開聯席大會於滬，合併稱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任主席，伍憲子副主席，旋當選國府委員，未就。1947年8月民憲黨退出民社黨，民社黨之革新委員會選伍為主席。1947年冬在香港創辦人道周刊，翌夏停辦。1951年冬應台灣當局邀請赴台，留住。回港自1956年起任教於聯合書院中國文學系，1959年10月7日病故香港。著有〈孟子讀法〉〈論語讀法〉〈國家概論〉〈中國最近百年史綱〉〈辛亥革命信史〉〈留美筆記〉等。)

((註17*)*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長沙人，上海復旦大學畢業。1930年7月與陳啟天等人創辦《剷共》半月刊，警醒國人注意共黨禍害。1935年7月當選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長。抗戰期間三次連任國民參政員。1946年1月自渝返滬，創辦〈中華時報〉，復刊〈青年生活〉，與中共展開思想鬥爭。翌年5月出任農林部長。1948年12月25日被毛澤東列為43名「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之一，排名第41。1949年4月攜眷遷台，9月赴港創辦《自由陣線》週刊，重樹反共旗幟，並先後在新亞書院、清華書院講授中國近代史。1969年10月16日病逝臺北。著有《中國近代史話》《黃興評傳》《近三十年聞雜記》等。)

((註18*)*張君勱（1887-1969）：江蘇寶山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南京高等學校肄業，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學士，曾任馮國璋之總統府秘書。1924年任上海國立自治學院院長時講授<唯物史觀之批判>，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次年改名政治大學，以後張組織的國社黨，民社黨骨幹多係政大師生；教授中，張東蓀、吳經熊、吳國楨、甘介侯、潘光旦、岑德彰、蔣百里等盡皆一時俊彥。張還協助梁啟超創辦「研學社」，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經濟學家蘭德榮等來華講學，故張在青年學生與學術界聲望日隆。然其賦性固執，好出鋒頭，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1933年4月與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在天津組織國家社會黨，當選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1938年12月發表致毛澤東公開信，指責中共封建割據。1946年1月參與起草憲法，8月國社黨與民憲黨在上海合併為民主社會黨，舉張君勱為主席，主張「政爭決於選舉，不決於戰場」，反對共產黨的「人民戰爭」。1946年11月代表民社黨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因而遭中共忌恨。1948年12月25日被毛澤東列為43名「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之一，排名第43。1949年4月避居澳門，11月赴印度講學，歷時兩年。此後遍遊印尼、澳洲、美、德、日、意、英、越、星等國講學，並著書立說抨擊中共，如《辯論唯物主義駁論》《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等。1955年應史丹福大學之聘赴美定居，潛心學術研究，1969年2月患肺炎死於舊金山。)

((註19*)*指太平洋政論會，由許崇智掛名，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前主委方覺慧經營。太平洋政論會與張發奎領導的英武學會在五十年代初期吸引了不少流亡香江的國府黨政軍特人員。蔡文治為了拉攏方覺慧，曾把方的孫兒派到塞班島受訓。許崇智（1887-1965），字汝為，廣東番禺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於第三期步科，歷任粵軍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軍事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監察院副院長等。1948年7月3日受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迄1965年1月25日病逝香港。曾與張靜江、蔣中正結拜為異姓兄弟，亦為蔣中正、吳忠信之老長官。)

((註20*)*方覺慧（1886-1958）：曾參加辛亥武昌首義。民國成立後，奉國父任命歷任軍政分府顧問、鄂軍總部主秘、大本營諮議、東路討逆軍軍餉局幫辦等職。北伐時任第十一軍黨代表、軍委會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部務。1928年後歷任國民黨第3—6屆中執委、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中央訓練部部長、河南省黨部主委、魯豫區監察使、華北九省市黨務指導專員、廣東省黨部主委、湖北省黨部主委等。1947年當選國大代表。1958年11月10日以肺癌逝世於台大附屬醫院。著有《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孔子編年記》、《國父開國史稿》、《周秦學案》、《孔子論禮輯要》等，著作等身。)

（(註21*)*鄒安眾，湖南新化人，上海復旦大學畢業。1926年任北伐軍葉開翁部政治部主任。北伐成功後歷任南潯鐵路局長、鐵道部會計科長、平漢鐵路副局長、道清鐵路局長。抗戰爆發後，任貴陽交通銀行經理。勝利後任漢口交通銀行經理。赴臺後任交通銀行代總經理兼董事，後辭職來港任教新亞書院，教授財政、經濟、會計課程。1966年退休後轉任香港信義中學校長。1967年8月2日逝世於九龍法國醫院。）

((註22*)蔡文治（1911-1994）：湖北黃岡人。微時在唐生智部師長夏斗寅麾下任文書，因精明靈活取得夏氏寵信，遂奉派陪夏公子讀書遠赴東瀛。他倆入士官學校不久，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所有留日學生均被遣返回國。那時政府為優待歸國留日生，特准不經考試便可入讀剛開學不久的軍校九期。於是，文書出身的蔡文治幸運進入了正規軍校。1934年5月軍校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三師連長、少校參謀。後偽造雲南講武堂證書混入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正規班十三期，從此青雲直上。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一廳上校科長、少將科長。1938年夏任軍令部第一廳第二處(作戰計劃處)處長，參與全國各戰區作戰計劃的制定與軍隊編配調遣。1942年初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成員、代理團長。1943年以隨員身份跟蔣公出席開羅會議，會後經蔣公特許赴美國參謀大學第廿三期研習作戰學。1944年春參與中英美法四國聯合參謀部在華盛頓召開的軍事會議，制定盟軍亞洲作戰計劃。同年秋任陸軍總司令部第三處(作戰)處長，不久升任陸總中將副參謀長。1945年8月隨何應欽赴南京主持日軍受降事宜。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委員、參謀長。1948年任陸總徐州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國防部第四廳(主管美援裝備的洽談與分配)廳長，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翌年調任第三廳(作戰)廳長。共軍渡江後，在參謀總部作戰會議上曾與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大吵，會後棄國防部三廳廳長職南下組建遊擊部隊，詎料計劃剛獲美方批准，共軍已席捲華南，蔡乃流亡香港，韓戰爆發後，美國陸軍戰略情報部擬在部內設立一個臨時性質的「敵後工作委員會」，物色一個中國有為軍人協助其事，訓練中國軍人在敵後與美軍配合，開展遊擊戰爭與搜集敵後情報。此案由新任國務卿艾奇遜批准，由卸任國務卿馬歇爾推薦起用其西點門生蔡文治。所需經費在陸軍戰略情報部臨時費項目下支給，用「敵後工作委員會」名義簽署。這一臨時性秘密機構，被國務院與國防部稱作「亞洲抵抗運動」，以免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因「中國」字眼而引起紛爭。而蔡文治膺承其事後，竟將「亞洲抵抗運動」改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然而本質上蔡文治不過係美軍華籍顧問性質，但在形態上，蔡文治儼然成為美援下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領袖人物。自由中國運動歷時三年，美方共支付近一億美元，其中包括美國顧問的薪俸、保險、眷屬福利費用等等。)

((註23*)*中山先生北上後，1925年春廣州革命政府為鞏固後方，由代理大元帥胡漢民下令東征，討伐盤踞惠州的叛逆陳炯明。左翼滇軍與中路桂軍都屯兵不進，代帥深恐右翼孤軍深入發生危險，乃調粵軍第一師第一旅及警衛團吳鐵城部增援東江，當時張發奎任第一旅第一團團長，一舉攻佔五華、興寧。節制各路東征軍隊的正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

((註24*)壽臣山在香港島南區黃竹坑，深水灣以北，今香港仔隧道東側，以香港名紳周壽年(1861—1959)名字命名，周在清末曾任京奉鐵路局總辦，1926年被港督委任為第一位行政局華人議員，同年更獲英皇喬治六世封予爵士勛銜，抗戰期間周勸募救國公債有功，由國府授予三等采玉勛章，被譽為德、爵、壽三者兼備)

((註25*)*劉震寰（1890-1972）：廣西柳州郊區基隆村人，出生於年收田租十萬斤的大地主家庭，在柳州又置有巨大房產。1909年考入廣西優級師範學堂，1911年由堂叔劉古香介紹在廣州秘密加入同盟會。回柳州後變賣田產挹注革命經費。同年11月10日率領民軍衝入柳州軍政機關，迎劉古香為右江軍政分府總長兼統領，奉委為幫統。1913年9月12日起兵討袁，兵敗後逃亡香港。1916年6月回廣西，拍賣家產用以招撫民軍綠林，被軍政司司長陳炳焜任為遊擊副司令。1921年6月駐梧州時，暗中聯絡粵軍夾擊軍閥陸榮廷、陳炳焜，被護法政府委為廣西陸軍第一師師長，翌年奉委為廣西綏靖督辦。1922年1月滇軍旅長龍雲擅自脫離滇軍總司令朱培德返回雲南，孫中山電令震寰在河池阻擊，勒令滇軍回桂參加北伐，震寰違令放縱滇軍回滇，又贈銀洋30萬元給唐繼堯作為從香港回滇路費。同年12月奉中山令討伐叛徒陳炯明，1923年1月15日以討賊軍粵桂聯軍總司令進佔廣州，逼陳炯明通電下野，迎中山回穗。4月，奉中山令，與滇軍揚希閔部擊潰北洋政府任命的廣東督理沈鴻英。1924年1月大元帥府討論政府名稱，劉提議定名「國民政府」，下旬由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議決定案。劉震寰、楊希閔部二萬餘眾圍攻惠州陳炯明部四五千人，歷時一年未下，被疑為「養寇自重，保存實力」。此滇桂兩部在粵大開煙賭、橫徵暴斂，魚肉人民，且無止境 地向大元帥府索餉索械。因此引起中山震怒，傳召二人申斥：「你們戴了我的帽子，卻來蹂躪我的家鄉」。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重，陳炯明命林虎洪兆麟入犯廣州，劉楊二人意志動搖。黃埔軍校組成東征軍擊潰叛軍，陳逆逃往閩南，劉楊二人均按兵不動。1924年12月，大元帥府特任李宗仁為廣西全省綏靖督辦，震寰垂涎之職落空，遂與英帝、北洋軍閥段祺瑞、雲南軍閥唐繼堯、廣東軍閥陳炯明勾結，意欲推翻大元帥府。6月4日，大元帥府罷免劉、楊二人職務，6月12日劉楊兩部兵敗，劉攜200萬鉅款乘外輪逃往香港。復又派人秘密去兩粵聯絡綠林、土匪企圖死灰復燃，然劉在港兩三年嫖賭抽大煙揮霍殆盡，被迫去雲南依傍龍雲作食客。抗戰時，經龍雲推薦，震寰得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又在昆明出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親近左翼人士羅隆基、李公樸、潘光旦等，還多次以中蘇友協庇護中共地下黨員、抵制軍統抓捕共產黨員。1945年10月，龍雲被免除雲南省主席內調中央，劉震寰在昆明站不住腳，乃遷居香港。五十年代初親撰《第三勢力宗旨》小冊子派發於流亡人之中。晚年仍嫖賭鴉片不絕，1972年病故香港。)

(註26*)*據劉震寰說「對於工作的開展，美國願意暫盡棉薄，先以五十萬美元做開辦費用。以後的經費，他們希望港方同仁提供預算。這位美國朋友說畢之後，立即從皮包裏面拿出來一張由美國國務院簽署的美金支票來，要交給張發奎。但對於這筆錢，經過大家的一致見解，認為在工作未開展以前，沒有使用該款的必要，並未接受。對於這一點，劉氏認為香港朋友是充份的表現了大國民的風度」。典出〈西南老將劉震寰傳記之十：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勢力內幕〉，刊於《春秋》第175期，1964年10月16日出版，作者金典戎曾任北平行轅(主任孫連仲)參謀長、東北行營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其本人流亡香港後也加入了第三勢力。)

((註27*)*周天賢（1908-1989）：湖南臨灃縣人，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1937年7月，毅然中止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學業，回國參加抗戰。歷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湖南支團組訓組長、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省參議員、三青團中央幹事、國民黨中執委、立法委員等。據黃宇人在《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一書中回憶，1948年底，周曾秘密邀約三青團各省市親信人員去漢口開會，要他們回去發動所謂局部和平運動，逼蔣早日下野。1949年9月初，李宗仁授意顧孟餘糾集桂系立委組織自由民主同盟，推舉顧為主席，童冠賢為書記，周天賢為組織組副組長。避居香港後，他又處處以代表桂系的姿態自居。戰盟解散後，蔣公不念舊惡，召周回台灣繼續擔任立法委員。1989年8月17日心肌梗塞逝世於臺北中山醫院。著有《刑法條文解說》、《民法大意》等。)

((註28*)*黃如今：曾任東北大學校長、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此處英譯為Huang Ju — Chin，疑譯錯——與另一黃宇人(Huang Yu Jen)混淆，然此處人名似應係黃宇人。)和任國榮。然後又加入了民社黨的王厚生*(*王厚生：著有〈中國之路〉(又名〈第三勢力與中國前途〉)、羅永揚、劉裕略*(*劉裕略：五十年代任「聯合評論」執行編輯。)和伍藻池；青年黨有李璜、劉子鵬*(*劉子鵬（1912-1993）：浙江龍泉人，立法委員，青年黨中執委，在港任自由出版社總經理，主編自由陣線週刊。)

((註29*)*謝澄平：（1905-1992）安徽當塗縣采石磯。18歲考取上海自治學院而未讀，但得該院院長張君勱許其拜之為師，並承張氏介紹為梁啟超弟子。翌年考取北京大學，受教於胡適之、王國維、梁漱溟等大師。1925年初，與各大學社組織標榜國家主義的團體國魂社，發行國魂週刊，國魂社為以後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北京團部的骨幹。1932年正式加入青年黨。193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1936年獲東京帝大史學博士。自1930年起先後任教於成都大學(識何魯之)、廣東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中央大學、珞珈山特訓班、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立東北大學、四川大學。1935年主編青年黨的《青年生活》半月刊，1944年兼新中國日報總主筆。翌年隨李璜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1947年4月青年黨參加政府，由左舜生延攬為農林部政務次長，同年11月在安徽當塗以高票當選國大代表。1949年底，至九龍。12月3日左舜生創辦之「自由陣線」 週刊創刊於鑽石山456號，因經營不易，由澄平接辦。他增加「自由陣線」篇幅，繼則成立自由出版社，發行自由叢書，接著創辦英文版「自由陣線」雙週刊，又設立平安書店、福利書店、田風印刷廠、中聲晚報、中共問題研究所等，業務突飛猛進，在港九樹起了反奴役、反暴政、反極權的大纛，在東方之珠帶頭發出「沒有自由絕無生路，結成陣線才有力量」的反共怒吼。自由出版社與友聯、亞洲成為港九與海外鼎足而三的反共文化事業。1950年，澄平在美方支持下，與張發奎、顧孟餘等人搞第三勢力，標榜反共反蔣，以中間力量不作左右袒的立場出現。5月18日與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吉賽普晤面。謝澄平以嘗留學哥大，乃向曾任哥大教授的杰賽普執弟子之禮，因而頗得杰氏好感，答應透過亞洲基金會給予每月兩萬元的補助，協議由「自由陣線」 週刊與美方合作，先從文化方面做起，建立據點，再由文化運動發展到政治運動，最後及於軍事運動，形成第三勢力整體架構，以達成反共復國使命。翌年在美方經援下成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創辦中國之聲、獨立論壇、大道等刊物，積極鼓吹第三勢力理論。又與馬義、齊星士等人合辦自聯出版社，延請青年才俊徐東濱、丘然、徐速、侯北人、關頡仁、余英時等人加入自由陣線編輯部。1953年在港策動成立兩個外圍組織：獨立民主運動與中國青年民主同盟，後者骨幹為胡越，許冠三、陳濯生、丘然、徐東濱，創辦《祖國》雜誌，組成友聯出版社。1959年因人事與財務問題(據香港《展望》月刊1961年4月號披露，自由出版社十年接受各類美援共港幣2800萬元，其中1/7耗於賭馬；6月號稱：美援正式入賬僅800萬港幣)離港，遠走東京，自由陣線與自由出版社亦告落幕。1960年執教於東京上智大學，1969年任加州大學史學榮譽教授，歷16年撰寫《中國文化史新編》，1985年由臺北青城出版社付梓。1992年8月7日病逝加州，享年87歲。謝澄平是第三勢力成員中對中國文化貢獻最大者，他所主持出版的256種書籍中，舉凡中外歷史文化、蘇俄問題與政經軍事專著等有六十餘種，關於中共問題研究則有近百種，如陳寒波《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董時進《我認識了共產黨》、左舜生《近卅年見聞雜記》、胡越《歷史唯物論批判》、燕歸來《新民主在北大》、周作傑《毛澤東可能變成鐵托嗎？》、李華《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等，不僅政治預測正確，而且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大量研究五十年代大陸史、香港史乃至世界冷戰史的第一手史料。)

((註30*)**何魯之(1891—1968)：青年黨創辦人之一，四川華陽人，留法學生，曾任成都華西大學教授，1947年任國府委員。1949年冬與杜魯門的遠東巡迴大使吉賽普在港晤談，決定發展第三勢力，於是參與創辦自由出版社，創刊中英文〈自由陣線〉等。回台灣歸隊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68年卒於香港。)

((註31*)*翁照垣(1892—1972)，潮州人。1925年參加中國青年黨，1929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1931年自法國航空學校畢業後回國，出任十九路軍156旅旅長。1932年淞滬戰事爆發，翁率部以裝備落後的血肉之軀奮起抵抗，同日寇的鐵甲車、炮兵纏鬥34日之久。日寇三易主帥，增兵至十萬人。33年參加閩變，出任閩南民軍司令。37年任一戰區前敵總指揮，38年任七戰區東江遊擊司令。勝利後解甲歸田，49年移居香港。著有《一‧二八淞滬血戰史》《淞滬血戰回憶錄》及《翁照垣陣中日記》等。)

((註32*)*龔楚：（1901-1995）廣東省樂昌縣北鄉村，十六歲在中學唸了一年就投入粵軍當兵，遂入韶關滇軍講武分校，歷任粵軍連長、鄂(程潛)軍少校參謀，1925年被反帝反軍閥宣傳所吸引，加入了中共組織，到北江一帶從事農運工作。甯漢分裂後，龔任北路農軍指揮，率一千一百人進入湘境，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陳嘉祐第十三軍麾下補充團。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後，龔率部脫離十三軍，奉賀龍、葉挺之命參加了八．一南昌暴動，翌年1月23日在湖南宜章與朱德陳毅等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擔任第廿九團黨代表。四月，紅四軍在酃縣與毛澤東所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會合，後歷經五次反圍剿，廣西百色暴動諸役；歷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常委、中共長沙市委書記、廣西省政府(俞作柏)辦公室機要秘書、省府船務處長、南寧公安局長(中共對俞作柏、李明瑞的策反主要是由龔楚出力的)、紅軍第七軍(張雲逸軍長、鄧小平政委)參謀 長兼19師師長、紅十二軍卅四師師長、紅七軍軍長兼政委、東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東路軍總指揮、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紅軍總部代總參謀長、中央軍區參謀長、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等職。1935年5月，為良心所驅使，冒險脫離中共歸順國民政府，抱著營救舊日同志的心情，參與湘粵贛邊六屬招撫工作。抗戰期間參加國軍，在五戰區孫連仲部任上校參謀處長，駐守江蘇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後回第七戰區任少將參議。日軍進犯廣東時，龔出任七戰區第一抗日游擊縱隊司令，與侵犯廣東從化的日軍激戰於木殼嶺，殲敵甚多，保衛了韶關的安全。1942年以後任張發奎的四戰區第46軍少將參謀長、軍官訓練團總隊長、軍委會少將參謀等職轉戰南北。勝利後退役，一度擔任徐州市長，任期內頗有政聲。不久去職返粵，出任廣東省參議員。國府動員戡亂後，他出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三月任仁化縣長，五月任廣東省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9年10月率一個保安團退至樂昌縣瑤山，十一月因計窮力蹙率部下山投誠。旋赴韶關北江軍分區交代問題。十二月，共軍準備攻打海南島，時任廣東省省長的葉劍英請示中共中央軍委後，派遣龔楚經香港去海南策反龔的樂昌同鄉薛岳。龔一口答應，但他心中深知共產黨一貫過河拆橋，動輒翻臉不認人，無論策反成功與否，回去決沒有好果子吃，一到香港就滯留不前，未赴海南勸降。五十年代初，加入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擔任組織部副部長。1949年移居香港，1971年在明報月刊發表《龔楚將軍回憶錄》，都三十萬言。在該書自序中曰：「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條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但「在十一年革命鬥爭中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他在書中披露，在贛閩粵蘇區視察時「所見到的是凋零、悽慘，一片荒涼，遍地殘牆斷瓦，到處風聲鶴唳，農村變了廢墟，充滿了日暮窮途的失敗現象，令我非常痛心」。1933年4月在長汀時，有位50多歲的中醫向他投訴，鄉間七畝田被沒收，縣城藥店兩個夥計被拉去當紅軍仍要工資照付，想停業政府不批准，縣蘇維埃政府還要勒交巨額捐款。龔出於正義感，找地方政府負責人查辦，不料十多天後老中醫被殺，藥店也被政府沒收，孤兒寡婦淪為乞丐。同年七月在瑞金附近，一個老婦人全家六口跪在他跟前哭訴，丈夫與兩個兒子因為擁有十多畝田被蘇區政府捕去吊打，她湊足120元大洋贖金，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被殺，還被迫繳五百光洋，否則全家都要坐牢，「共產黨用盡方法去消滅人性，用盡方法去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軍官家屬亦不能倖免，甚至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紅軍師長楊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毛澤東為清算李立三，以AB(anti bolshevik)團罪名，殺了近萬官兵，紅廿軍全部解體，紅七軍的創始人李明瑞見20多個軍官被枉殺，被迫逃亡，即被衛士中的保衛局特工槍殺。龔楚氣憤地說：「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人性、人道、人格都毀滅了，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地方上一班遊手好閑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乘機滿足發財妄想。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盡量吸收到黨內，不斷加以提拔，大膽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蘇區內統治階級完全是一群貪汙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他最終悟 出：「我們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及政治保衛局特務手裏。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他慨嘆：「這些黨的高級同志，只知坐在家裏及上層機關中高談革命，只知盲目聽從蘇聯的命令，沒有瞭解中國農村經濟情形，將來不僅要危害中國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斷送中國革命，我心裏不覺隱伏著無限的憤怒！」他離開湘 粵桂邊區出走前留書政治部何主任曰：「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革命黨了，它已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文明的道路，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 一九五三年韓戰停戰後，美援停付，香港的第三勢力自動瓦解，龔楚改名龔松庵，脫離政治漩渦，轉而興辦實業。此後四十年間，他曾移居美國拿了綠卡，但因語言阻隔和生活習慣差異，又重歸香港，以寫作和書畫自娛，他的一幅墨蹟在香港市場可以賣到三五千元。

八十年代後期，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宣佈了關於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在一九四九年前血債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龔楚聞訊萌發了回鄉的念頭。當時他在香港做生意的幾個親屬都發了財且在旅港樂昌同鄉會中頗有影響力，樂昌地方幹部也不斷派人來港遊說他「回家看看」。他在家鄉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鎮政府與縣僑辦基於統戰目的，特撥七萬元人民幣，按原屋面積與式樣，重選新址為他建造了單家獨院式兩層半樓房，主體為鋼筋水泥磚石結構，佔地三百二十平方米，建築面積一百七十平方米，內有六房兩廳一廚兩廁、室內地面鋪馬賽克，琉璃瓦頂，還購置整套電視、電話、冰箱、大浴缸、度夢思床等。一九九○年九月十三日，縣、鎮統戰、僑務幹部十多人在韶關車站恭迎龔楚、王蘭芬夫婦及其姪孫龔慶韶一行衣錦榮歸。在接風宴後，龔楚遞上致鄧小平、楊尚昆、王震三函，又發專電給鄧小平，然後連夜啟程回榮昌。
   據省委統戰部門批覆，對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標準接待。此後親戚故舊紛紛上門一睹當年「大叛徒」的風采，中央與省縣不少文史單位與史學工作者也經常到訪。對一些時隔久遠的人與事，他仍能憶述清楚而不含糊，這位九旬老人的敏捷思維與清晰記憶令客人驚訝不已。可是，他只談在紅軍的經歷，常常談得眉飛色舞、津津有味，但被問及脫離紅軍以後的經歷則緘口不言，推說「記不得了」。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龔楚在樂昌縣長來鎮的豪宅中去世。龔楚得以回鄉榮居，是由於六十年前的老戰友鄧小平（百色起義時鄧小平任紅七軍政委兼十九師政委，龔楚任紅七軍參謀長兼十九師師長）不忘舊誼。當地政府耗七萬元搞統戰得到一本萬利的回報——龔楚姪孫、旅港樂昌同鄉會會長龔慶韶僅在九十年代就引進四億多元港幣從事故鄉建設。總之，龔楚是中共叛徒中罕有的「善終」一例。)

((註33*)*從張發奎、李宗仁來往函件知，張發奎主張李自動辭去代總統，以在野身份推動第三勢力運動，1950年1月16日李覆黃旭初電云：「組黨尚非其時」。於是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遂以顧孟餘、張發奎兩人為中心分途發展。顧孟餘和童冠賢傾力邀請黃宇人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黃則提出條件：大同盟必須和桂系撇清關係，與桂系分手。黃說：「我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主要由於自私與無知，而尤以無知為甚……現在李先生代理總統，就他個人來說，平易近人，沒有蔣先生那種自以為神聖的態度……但就這幾個月的事實表現，他對當前的危局毫無辦法，不但不能轉敗為勝，即想守住西南半璧亦不可能；桂系的人也多祗顧爭權奪利，不顧政府的安危，大局必將每下愈況。我們如果對李先生尚存希望，無異是自掘墳墓」。黃建議以李宗仁所補助的這一筆錢作基金，先在香港辦一個中學，並出版一份雜誌，一方面培育下一代，一方面潛心研究重建國家的各種基本問題。後來黃宇人力勸李宗仁，李終於同意桂系退出大同盟。從此自由民主大同盟無疾而終。)

((註34*)*(1892-1975)黃旭初：廣西容縣人，陸軍大學四期，在新桂系中從排長升到軍長，拜陸軍上將，自1930年至1949年入主廣西省政府兼國民黨中央委員近二十年。七七事變前夕，桂系利用民氣，扯起北上抗日大纛，獲得全國民眾響應。可黃旭初在梧州秘密接受大批日援軍械，易裝的日本人在梧州招搖過市。

   抗戰軍興，李、白在國民黨中央與戰區擔任要職，無暇兼顧廣西，黃旭初權力逐步膨脹。共軍渡江時，黃旭初在廣西「減租限田」，還派出土地改革督導團，以攏絡人心，然黃旭初大哥、大地主黃曉初在家鄉容縣帶頭違抗，廣西土改不了了之。49年12月3日黃離南寧到海口，轉飛香港，住九龍梳斯巴利道。1950年春，奉李宗仁指示，在藍塘道張發奎公館開秘密會議，在九龍青山酒店碰頭籌組第三勢力。黃本人秘密收購了香港《中聲日報》，每月津貼一萬港元，要該報成為第三勢力反共反蔣的喉舌。同年秋，蔣介石派雷震、洪蘭友來港，邀黃赴台共赴國難，被黃婉拒。此時廣西財政廳長韋贄唐已將廣西庫存大批黃金、美鈔、銀元運到香港，黃旭初原擬以此作為新桂系東山再起的本錢，不料韋氏將此公帑全部據為己有，不願交公。黃自海口抵港，聞訊十分震怒。正值廣西逃港中下級官員由於生活無著常去黃旭初寓所需索，黃乃示意機要秘書梁學基、林茂等將這些落難官弁帶到九龍漆咸道韋贄唐住所曰：「廣西的錢都被這位財政廳長霸為己有，你們沒飯吃就向他要！」此後韋宅門庭若市，還有人威脅以炸彈同歸於盡。韋氏不勝其擾，遷至香港半山堅道隱居。1950年夏，香港華僑日報刊登一則黃旭初貪汙的新聞，黃出五千元港幣聘律師關學林入稟法院控告該報誹謗名譽罪。華僑日報總司理岑維休自知理虧，在香港各大報顯要位置連登三日向黃旭初賠禮道歉的啟事，並賠償1萬元訟費，又將涉案記者開除，始獲與黃庭外和解。1951年移居日本橫濱，幾年後(1958年末)不甘寂寞返回香港，在香港春秋雜誌連載治邕回憶錄歷十一年半，計215篇，都130萬言。旋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75年11月18日病故於九龍，台灣方面撥出一筆治喪費和撫恤金，隆重給予國葬。）

((註35*)*陳濯生：張發奎顧孟餘利用美援資助陳濯生開辦友聯出版社、友聯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高質素的學術性書刊。後者專門搜集與分析大陸資料，提供美國方面參考。據美國《亞洲研究學術評論》1947—1975年第4卷第1—2期合刊所載《廿世紀七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香港資料來源》一文披露：「友聯研究所是香港藏有研究當代中國最完整的研究材料的研究所，它是香港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最老和最大的研究組織之一。它擁有五十名工作人員，從事廣泛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美國、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大學和研究中心已經從友聯研究所獲得它所收藏的所有縮微膠卷的複製品，約達兩千五百頁之多」。友聯成立於1951年，創始人為陳濯生、胡越，核心人物有史誠之，徐東濱、邱然、蕭輝楷、劉圃林等。陳胡二人原參與黃宇人的《獨立論壇》，後加入謝澄平《自由陣線》，由依附而獨立。緣由韓戰期間友聯出版《論細菌戰》一書，頓時洛陽紙貴，因而引起美方重視，予以長期經援，并委托搜集大陸情報且派遣人員赴大陸活動。因經費充裕，友聯集團發展速度極快，其分支機搆遍佈新馬泰婆羅州等地，宣傳活動以香港、新、馬為主。
   友聯表面上係文化出版機構，實質上是政治性集團，設有不公開的政治組織「中國青年民主同盟」，宗旨為號召青年學生積極參加反專制反獨裁政治活動以建立民主新中國。該同盟由胡越任主席，徐東濱任秘書長，下設組織、宣傳、文教、財政等部，盟員劃編為小組，每兩週秘密集會一次。該盟以《祖國》週刊為喉舌，報導大陸動向，探討反共策略，又以《大學生活》與《中國學生週報》爭取大、中學生。友聯經費來自香港美新處，美國之音、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以及天主教會。其中美新處與友聯簽約，按期收購該社出版之書刊；亞洲基金會則分類簽約補助，如《祖國》週刊每月津貼3000美元，《中國學生週報》與《兒童樂園》每月各津貼2000美元，友聯研究所每月津貼4000美元。另該社每週將大陸重要新聞整理匯譯成英文資料，並收購中共書報影印副本後售予美國各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機構。然而自1959年起，台灣當局抗議美方支援友聯的反蔣政治活動，致使其主要經援者亞洲基金會逐年削減補助。1964年《祖國》改版為月刊，此後逐漸萎縮；友聯出版社則轉為出版大中學教學參考書與學術論著，於八十年代中期結業，所存資料全部售予浸會學院圖書館。)

((註36*)*據李璜回憶，他是1949年9月中自成都飛來香港的，「時張君勱先生在澳門，約談之後，亦勸我留在海外，再行集合同志，徐圖恢復。殊不料在香港一年有半，接觸下來，談到恢復祗有令人灰心喪氣。逃來香港之亡命客，除青少年外，多數舊習甚深，雖有仇恨，已失鬥志，不足與謀國事」「策士型(人物)中有一位霸才無礙的李微塵先生，卻為我所欣賞。我之得晤某院長(譯註：童冠賢)，亦微塵強載我往。某院長居太平山頂之一別墅；入其座中，並無言及若何政治計劃，而遂以萬元美金支票付我，請我隨意去辦書刊，令我莫明其妙。茶點雖具，我無法耐坐，拂袖而去。微塵追出門外，驚問何故便去；我便以四字答之：『太不成話！』夜，微塵再來，向我道歉，我只以『霸才無主始憐君』七字安慰之，勸其自作長計，莫白負時光。自是，微塵不復來了……但感到如此混亂而且汙濁的環境，實令人難於安居。適韓戰因美國出兵直搗北韓，中共敗退，俄國有增援之謠，遂使香港富商恐懼。我之東道主人劉德譜兄約我去遊南洋，以作狡兔之謀，因於1951年夏初離港南遊，止於北婆羅洲，前後居住了七年，離開香港是非場所」(《學鈍室回憶錄》頁720，726—727) 然而李璜的回憶錄，隻字未提及，他本人多次出席在黃宇人寓所定期召集的「民主中國」座談會，還以不能守秘為理由，堅決反對左舜生介入。1950年12月在張發奎的藍塘道寓所舉行的座談會上，李璜報告說，青年黨的老友趙毓松(曾任吳佩孚的秘書長、汪偽政府教育部長)已在東京與麥帥取得聯係，麥希望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團結起來，在華南舉事牽制中共，東京盟總可予支援。李璜又說，趙毓松寫信讓他在香港策動，他認為機不可失。張發奎遂派程思遠赴日考察。直至1957年8月，李璜還在香港出席了大團結運動的第一次座談，進而成為翌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反共聯盟的核心成員。)

((註37*)*程思遠：1948年9月8、9日中央日報第一版連登了兩天七欄高十二行寬的大廣告：「為立法委員程思遠誘姦本人未婚妻石泓向本黨同志暨社會人士呼籲啟事：本人與石泓係川大同學自民33年以來患難相共熱戀情深遂於36年7月間在漢口伊家訂婚互以海枯石爛為盟不意本屆立法委員程思遠竟利用其政治地位及優越之經濟條件對石泓百般誘惑並騙至家中施行姦汙竟達數次之多(有證可稽)……如此人面獸行社會敗類何以代表人民立法何以主持黨政敬請本黨同志暨社會人士予以明察」，9月10日央報又刊出七欄高八行寬的「國立四川大學第十六屆畢業留京同學聯誼會敬向同學石泓小姐進一言」廣告云：「今天的社會上不知有多少像你所遇到的那位亦官亦商的漁色之徒利用財勢摧毀女子貞操尋歡取樂毫無真誠愛情我們深惡痛絕這種人面獸行的愛情販子的醜行我們痛心受過高等教育的你在魔掌下所受的摧殘我們更同情你和鄭捷遭遇的不幸……希望你不再向玩弄女性的惡勢力投降，我們以除惡務盡的決心誓與無恥的敗類程思遠搏鬥到底」

1948年9月16日出版的第48期《新聞天地》刊出霍甫幽特稿，披露程思遠「曾結過三次婚，大太太（蔣秀華，1933年結，1940年離，生女兒林黛）不滿意早丟開了，1941得又娶了一位年輕的高中畢業生（鄭蕾）做二太太，但在生了女兒宣亞以後（1944）又予遺棄了。三太太呢？因看不上程家汙穢敗亂的家風，一度曾淪落在上海充任空中小姐。三太太走後不多時年輕的女傭來順又出走。這一大串弱者被犧牲後，自然他需要找出路，恰巧石泓被他認識了，什麼道德不道德，訂婚不訂婚，同志不同志，管她屬於誰的，先拉來發泄再講。石泓的妹妹石慈一是中央大學外文系四年級肄業的職業學生，為了組織「反飢餓」學潮，需要經費，更需要政治上的掩護，乃借程思遠公館開舞會，程思遠每次可幫助推銷幾十張五十萬元面額的舞票。石慈一為感激程思遠的恩賜，遂將已訂婚的姐姐石泓介紹給程」。上文稱「有證可稽」係指鄭捷公開的與石泓三年間的日記與信件。據南京報紙刊出的48年2月9日除夕夜石泓日記：「舞會在程家中舉行，舞畢，很多人留我住，結果與程的女兒住在一床。在半夜裏，程突然爬上床來，我想叫，又怕驚醒身邊的月如(按：女星林黛本名程月如)，於是遭受污辱，懊悔不已，程即下樓去了」，短短兩個月就有八九次施暴記錄，每次被蹂躪後，石泓總是羞愧與憤恨交加，痛恨程的獸慾衝動太無人性……當著自己親生、業已成年的女兒面前姦汙一個少女，這不是獸行是什麼呢？程思遠送珠寶給石泓，保舉石父出任縣長。3月21日日記說「我要一變自己已往的心情，堅決擺脫那惡魔對我生命的打擊，但當他強架著我和他在一起時，他的甜語誘惑使我又忘卻了一切的煩愁，我真不知道該如何來控制我自己。」程對石泓求婚時恬不如恥曰：「我承認我過去的生活是荒唐的，我曾接近過中外一百多個女人，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女人包圍著我。打個譬喻，我以前的生活正像一個妓女，你得知道得到一個處女的愛是容易的，得到一個妓女的愛卻是一件困難的事，你應該理解地接受這種珍貴的愛情……」石慈一是南京特刑庭判處徒刑五年的職業學生華彬清的女友，被拘傳後在逃。鄭捷當時在南京市青年運動委員會任低薪黨工，自然鬥不過程思遠，1949年鄭隨政府赴台，一直在省政府任職。石泓的貪圖享受、仰慕虛榮，促成了程思遠挾李宗仁北上投共。)

((註38*)*據朱淵明所著《第361行買賣》一文透露：程思遠西裝大衣袋中《性史》曝光後，張發奎夫人怒道：「程思遠佢個女都有咁大啦，重咁荒唐，真係下流夾折墮(譯註：粵語缺德)！」大王說：「如此麻木懵懂失魂落魄，還能辦乜大事？」程遺失密件後，大王暴跳如雷，罵程思遠不是東西：「文件是要他遞給黃旭初過目的，丟了也不去尋。這種人一點責任心也無，還能辦大事？若在部隊中，不槍斃也是判無期！」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北復總統職，李宗仁在美國公開宣稱，他在華南有幾十萬遊擊隊已交張發奎統率，隨時可以反攻大陸。張發奎因香港是敏感地區，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說話太魯莽，遂向報紙上闢謠，否論李宗仁的話。李宗仁函張發奎，勸張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當李見到香港選出25人核心名單沒有桂系的夏威、程思遠，十分不悅，即函程思遠讓他力爭。程思遠邀黃宇人、甘家馨、陳維周敘會，陳維周自告奮勇出面斡旋。陳見大王後，大王暴跳如雷，稱程思遠挑撥他與李宗仁感情，竟找外人來疏通組織內部的事，還找來陳維周當面對質。以上三件事，是程思遠被開除的原因。程為此懷恨在心，採取以下措施瓦解張顧聯盟：(一)乘大王與許崇智鬧翻之際，拉攏許崇智與李宗仁合作，還搶先在美國報紙發表「民主反共大同盟」政綱，以此影響美國國務院的決策，使張顧聯盟不能單獨出頭。(二)慫恿黃旭初赴日活動招搖，使哈德門在日本設立第三勢力總部的計劃提前露佈，日本吉田政府因而拒絕美方這一龐大計劃，使張顧的建立新軍計劃夭折。(三)創辦正言報，與許崇智、謝澄平、黃宇人、羅夢冊、張國燾等人聯係，散佈流言蜚語，使張顧圈內眾人互相猜疑終至分裂。(四)將張顧麾下人馬往許崇智公館拉，利用李微塵與謝澄平夙怨，拉攏後者打擊前者。)

((註39*)*據程思遠自述，他於1956年4月24日，由香港一家左報總編(按：香港文匯報總編金堯如)策反，繞道澳門去廣州，拱北關口有專車迎候。4月29日由廣州乘火車去北京，5月7日由張治中安排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的一個酒會上會見周恩來。1938年初，程任副參謀總長辦公室秘書時奉白崇禧之命邀請周恩來向廣西學生軍講話，有過一面之交。5月11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宴請程思遠，陪客有舊識、負責情報的共軍副參謀長、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李克農。飯後周要求程思遠邀請李宗仁、黃旭初、夏威、張任民等桂系要人回大陸看看。此後他五次秘密北上，與中共策劃遊說李宗仁回歸大陸。1965年7月18日，程思遠夫婦陪同李宗仁夫婦，繞道瑞士蘇黎世，經卡拉奇抵達廣州白雲機場。7月20日李宗仁專機從上海抵達北京機場，李在機場大廳宣讀了他的聲明，9月26日在政協禮堂對300名中外記者談回國觀感，兩次的中英文講稿均由程思遠起草。文革初期，民主人士普遍被抄家批鬥，黃紹竑、余心清相繼自殺，唐生智鄧寶珊劉善本皆被毆辱致死，但唯程思遠一人未受衝擊。程思遠官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200 年在北京逝世，年九十。)

*((註40*)*鄧龍光（1896-1979）：國大代表，曾任廣州行轅副主任。)

((註41*)*據程思遠說：「台灣當局知道顧張聯盟有美國中央情報局作後台，不好公開出面破壞，便從收買伍憲子入手。伍憲子在重金引誘下秘密去了台灣，事前曾相約雙方嚴守秘密，但台灣當局敦促他參加一個慶祝雙十的紀念大會，並故意介紹給美國大使館的官員見面。隨後台灣當局就向美方提出抗議，說華府正在支持台灣，另外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美國當局不得已把那個哈德曼調回去加以申斥。幾個月後這位好漢又回到香港，對張顧發牢騷說：『你們說沒有錢不好辦事，但有了錢又鬧糾紛！』從此，去菲律賓小島建立基地的宏偉計劃就被束之高閣了」。(《政海秘辛》頁238)。)

((註42*)*據伍憲子門生胡應漢說：民41年9月19日侍坐，吾云：「先生由台回，外面流言先生得了台灣三萬美元，又說先生應台灣當局之請，將遊美國，俾此間反蔣者減少一個領導人物。吾則不信先生堅卓平生，肯改變於一旦！」先生云：「吾於民37年即欲遊美國，今仍有此打算；此何關台灣事？吾認為共產黨、共產國際要徹底摧毀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實絕不容寬恕它。故認定凡反共者即是朋友，即須合作。台灣當局幾度相邀，台灣是中國反共基地，我何故不去？我平日雖不滿意國民黨之一黨專政，然為了反共，即無意算舊賬，即須並肩作戰。我去台灣即本此觀點而去。反共不一定在香港，遊美國更可以反共。流言何必理它！事實儘可以答復它！」。引自胡應漢輯著《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四強印刷公司發行，民42年2月初版，頁96。)

((註43*)*陳維周：陳濟棠五兄，熱衷於占卜算命星象堪輿之術。1935年，他專程去奉化溪口蔣介石祖墳觀看風水，又兩次覲見蔣介石端祥面相，判斷蔣氏晦運將至，必定江河日下權威不保，又讓參謀翁半玄扶乩稱陳濟棠「大運已至，機不可失」，當可乘機問鼎中原，取蔣而代之。於是便有1936年6月1日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背叛中央。事變前5月19日與白崇禧密謀時，陳維周稱已就兩廣反蔣事與日本駐港領事接洽，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既派軍官援粵，又可在華北對蔣介石施壓，使蔣腹背受敵。然叛亂不到40日就被中央敉平，經五次遷移、三次埋葬，最終安置到花縣「龍口正穴」的陳母遺骨也慘遭盜劫。陳維周性格貪婪，長期承辦廣東多種捐稅，從中牟取暴利。
   陳維周陳濟棠兄弟主政廣東八年，利用職權大發國難財，僅據陳濟棠隨員章董朋和陳妻莫秀英摯友何予珍所記，陳濟棠在1936年7月兵敗時帶去香港的港幣就有3000萬元之巨(申今日15億元以上)；1949年由廣州赴海南任職又帶走黃金三千多兩和一批美元、港幣。此外還擁有數量可觀的房地產、工商企業及金融股份，僅茂名、欽縣、防城田契就裝滿4皮箱，光是茂名一地就有良田幾百頃；在香港有98處舖租收入，九龍界限街的7棟帶有汽車間的花園洋房使此街有「秀英街」之稱；為子女日後留學美國而存入美國銀行的美金達200萬元。莫秀英一人的鑽石逾兩千粒，在省港澳還設有大量工廠、銀樓、漁業公司、輪船公司，又在婆羅洲設廠。事見《陳濟棠》，鍾卓安著，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頁304。)

((註44*)*李璜說：「此時在香港，如此品類不齊、窮極無聊者眾，美國人竟遣派兩三浮薄少年前來，立談之頃，莫明其妙，便亂散美鈔，或三五萬，或十萬八萬，並無整個計劃，而姑以試試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無寸鐵之過時人物，為之入大陸覓情報，或打遊擊；美鈔這樣化法，只有被騙而大鬧笑話。因是傳聞有劉震寰騙得六萬美元，聲言拿去廣東打遊擊，而本人先在九龍新界未動，於是有『在新界打遊擊』的笑話流傳」。(《學鈍室回憶錄》，頁723)。)

((註45*)*茅崎鎮：在東京神奈川縣。1951年春，美國中央情報局透過盟軍總部第二處撥出東京神奈川縣茅崎鎮上一座兵營的幾幢木屋充作自由中國運動的總部。美方派一名少校和幾名助手協助蔡文治籌辦來自香港的受訓人員之接待工作。流亡香港初期予蔡以經濟援助的陸大十三期老同學劉永昆夤緣出任自由中國運動通訊學校校長，迅即率領一批通訊技術人員由香港經沖繩來東京。劉永昆在程潛上將麾下任華中補給區司令。程潛投共後，劉攜帶巨額美金並把大批軍用物資運港，換成港幣後便成了富翁。劉在台灣被通緝在案，所以成為蔡文治的核心，蔡夫人吳佩琪出任通訊學校英文教官。)

((註46*)*黃秉衡（1901-1989）：中華民國空軍宿將。浙江餘姚人。畢業於山東煙台海軍小學，曾去美國學習飛行技術。1923年在廣州大沙頭參與創建航空學校，擔任飛行主任兼教官，並一度代理航空局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航空顧問。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航空處處長。1929年任航空司令兼中央軍校航空班主任；9月任軍政部航空署副署長。1931年真除署長。1933年任全國航空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國航空協會理事，翌年任航空委員會總務處長。1938年任重慶空軍司令。1939年任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官，次年任航空委員會參事室首席參事，次年任中國駐美大使館空軍武官。1945年任國民政府參軍。黃秉衡於1920年粵軍驅桂之役曾駕水上飛機向桂系盤踞之觀音山投彈，1930年參加中原大戰，親率機群轟炸叛軍，因功受勛多次。1949年挾鉅資來港，由上海富商王曉籟之子介紹，結識蔡文治。1951年被蔡文治任命為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香港工作站站長，化名孫復剛。1968年5月才自港返台(以向張群拜壽名義)，1979年冬自港赴美定居。1989年1月16日病故於洛杉磯。)

((註47*)*胡越（1922-1980）：原名胡靈雨，筆名司馬長風、高節等，遼甯瀋陽人。1946年夏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1949年4月從北平至廣州，6月至臺北，與殷海光、許冠三、勞思光等舉行學術座談會，每兩週一次，提倡自由民主；12月至香港，助丁文淵(同濟大學前校長)籌辦《前途》半月刊，參加第三勢力活動。1951年奉顧孟餘派遣至塞班任海外聯絡員。蔡與顧、張二人分裂後，胡在蔡文治壓力下脫離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宣誓參加自由中國運動。嗣蒙塞班訓練學校校長王之賞識，出任政治教官，給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批判〉，被奉為偶像，遂為王之撰寫《我們的基本信念》一書，進一步成為王之的文膽。1953年向王之出謀獻策，向美方建議摘除自由中國運動的招牌，由王之取代蔡文治領導這個500人的華人團體，大家給美國國防部當僱員，支取高薪，且績優者予加入美籍。東窗事發後，分裂活動被蔡文治敉平，王之被蔡逐走，張發奎系統人員遭受整肅，胡越險些入獄。1954年遣散返港，與陳濯生等人合辦友聯出版社，出版《祖國》週刊、《中國學生》週報、《兒童樂園》雜誌、《大學生活》月刊等。1956年任《聯合評論》週刊編輯。此時張君勱在美國註冊設立自由中國委員會，由謝扶雅推薦赴美主理，惜未果。嗣又由謝在美國籌款與胡越合辦小報型刊物《自由中華》在紐約印刷，寄至香港經胡分別寄贈共軍將領，策動倒戈。胡又暗結港澳青年組織「中華自由軍」潛入大陸從事敵後工作，歷數年之久。1970年後歷任樹仁學院、浸會學院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教授、友聯出版社社長等。1980年5月旅遊美國時在紐約機場中風，6月25日因積勞過度胃出血逝世。著有《中國新文學史》《歷史唯物論批判》《馬克思經濟學說批判》《中國現代史綱》《毛澤東評傳》《周恩來評傳》《現代人物叢談》《司馬長風散文選》等。《中國新文學史》是其力作，除了作家、作品評介外，開闢了文學思潮及文壇概況兩個領域；批判了芸芸眾生盲目崇拜的名作家與名作，發掘了若干具代表性的作家。)

((註48*)*廖秉凡（1905-？），是湖南益陽人，生於1905年，軍校六期，陸大特別班五期，陸大研究院十期畢業。1942年後歷任軍委會西昌行營少將高參、參謀處長。1946年後歷任中央訓練總團教育處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第三處少將處長、廣州行轅軍事處長、廣州綏署第三處少將處長、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廳中將主任。1949年曾在香港加入44人聲明公開擁護中共政權。四人幫倒臺後擔任廣東省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1985年6月、1997年12月連任全國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及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

((註49*)*涂思宗（1897-1981）：畢業於陸軍大學第一期，是國軍將領的老前輩。早在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即歷任連營長，血戰梅縣的松口和大埔的三河壩，身先士卒，槍法如神。北伐初，出任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三師第七團上校團長。與北洋軍閥孫傳芳部之周蔭人軍激戰於閩浙線，由閩東福安直搗杭州，晉升第22師少將師長。抗戰軍興，奉委為福建汀龍師管區司令；不久調任第九集團軍中將參謀長。之後返回重慶，服務於軍令部。1937年2月，軍委會決定收編陝北共軍，涂氏奉派率領中央視察團前往陝北延安作實地視察，以為爾後處理該區軍政問題之參考。涂成為最先進入共區且軍階最高之國軍將領。涂抵延安之日，朱毛以最高軍禮相迎，儀式極其隆重。勝利前，盟軍陸空部隊進入中國戰區，涂奉命在桂林設立軍政部辦事處專司聯絡。大陸易手後解甲南來，蟄居九龍，在顛沛亂離中猶以鏑鋒餘生，與張發奎、蔡文治等流亡軍人圖謀恢復，任華南遊擊軍區副司令。其時寓居屯門附近之清涼法苑，居常以詩自娛，有七絕云：「青山如畫近吾家，綠水油油倒影斜。最是裹屍人未老，欲憑奮鬥救中華」，其壯志雄心，仍躍然紙上。1981年4月20日病逝九龍瑪嘉烈醫院。)

((註50*)*然而劉震寰本人壓根兒不承認自己加入過第三勢力，遑論入袋六萬美金，劉自稱託病不見美國人哈德曼，且對張發奎說：「我和你們的意見完全不同，我主張團結台灣，你們主張由自己來幹。如果我去出席，我們兩個人先就有兩種意見，叫美國人看來不是笑話嗎？我不出席並不是表示消極，你就告訴美國朋友說我病重就得了！」，典出香港春秋雜誌1964年10月16日刊載之〈西南老將劉震寰傳記之十：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勢力內幕〉，作者金典戎。)

((註51*)*雷嘯岑在《憂患餘生之自述》一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頁178)中說，1952年10月5日上午十時左右「忽有香港(警務處)政治部的洋幫辦率領武裝警察八名，馳來高士威道廿號四樓〈自由人〉社搜查，經一小時翻箱倒篋工夫後，把我辦公桌上的所有公私函件一概取去。又在助理員顧君的房內搜出正在沖繩島搞第三勢力的中國軍人蔡文治給顧氏的密電本，還有蔡氏署名委派軍職的空白委任狀與關防私章等等，即將顧君捉將官裏去。顧係前任主編(劉百閔)所用的助理員，我素不相識，更不知道他給蔡文治在香港搞招兵買馬工作……次晨如約前往政治部報到，一洋幫辦大聲詰詢在顧君房裏抄出各項違禁品是否我教他幹的？我聲明顧君非我所僱用的人，彼此素昧平生，他跟蔡文治往來，我更不知道。但那洋幫辦並不滿意我的解釋，反問我知不知道犯了相當嚴重的罪行？……那位私通蔡文治搞第三勢力運動的顧君，不久由港府遞解到台灣去了」。可見港府在中共壓力下，對蔡文治在港活動如臨大敵。)

((註52*)*整肅的矛頭指向張發奎派去的人以及參與王之倒蔡的人，以塞班學校教官為主。在東京茅崎鎮先由第一處參謀李莊栽贓，替蔡文治模倣了別人筆跡造了一份民主宣言，向東京A班學員中有威信的丁惕吾身上栽。蔡文治的爪牙據這個捏造的罪證先逮捕了丁惕吾，又株連東京總部職員于洛克與牙科醫生徐立仁以及學員中宋克明等人。這一批人被蔡文治視為搗亂份子，經疲勞轟炸四十小時以上的審訊與強光燈下的軍法會審，判宋克明死刑，丁惕吾終身放逐，于洛克終身監禁，徐立仁隔離一年。蔡文治原想乘機囚禁張發奎派來的胡越，但結果未能如願。
   張發奎口述一概提沖繩島，其實他對蔡文治的機構部署茫無所知——沖繩僅僅是自由中國運動屬下倉庫與監獄的所在地，其軍政幹部訓練學校設於塞班島，總部與作戰學校、通訊學校設於東京神奈川的茅崎鎮。塞班島是太平洋西部馬里安納群島之主島，鄰近關島，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由日本統治，人口有三萬。1944年美軍強攻塞島，日軍戰死三萬餘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兩萬多平民死於戰火，另有四千多婦孺跳崖自盡。戰後名義上由聯合國託管，實際歸美國管治。韓戰爆發後，美國中央情報局與駐日盟軍總部尋求在中國大陸重建其情報 網，於是便選擇在塞班組建亞洲抵抗運動學校，第一批是訓練韓國、越南的反共戰士，部份韓戰中共志願軍俘虜已先期抵達。蔡文治在香港招收流亡軍官，起初是以訓練韓戰共俘為幌子的，說要驅策共俘打前陣配合聯合國軍進入東北，所以部份受訓者事先不知道要空投大陸。)

((註53*)*警務處政治部一再通知顧孟餘應訊，然他置之不理；最後乃出傳票，限期到案，且聲明若再抗命，即以拘票從事了。顧祗得如約而至。進入辦公室後，站立許久，不得就座，然後由一洋人厲色云：「我們知道你在中國政府作過部長，可是這兒並非中國大陸地區。你來到此地，就得接受本地政府的約束。雖然允許你在此搞政治活動，卻不能允許你有違背法令之自由，否則驅逐出境」。洋人對顧申斥一通後，揮手叫他「回去吧！以後隨傳隨到，不得違誤」。顧孟餘遭此淩辱，遂萌離港之意。事見雷嘯岑(時任香港時報總主筆，曾任安徽省教育廳長)撰〈政海人物面面觀之顧孟餘〉，原載香港《大成》月刊1974年11月1日，頁26。)

((註54*)*據香港星島周報1952年7月10日出版的第35期報導，緒方竹虎是記者出身，戰時曾任《朝日新聞》編輯局局長。1944年小磯國昭繼東條組閣，緒方入閣任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1945年春緒方為拯救日本於敗亡，試圖与搭通重慶內線的汪偽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議和，意欲取消汪政府，設留守處，停戰罷兵，讓蔣氏還都南京。因日本軍方反對，此一「重慶工作」告吹。1946年，繆斌是第一個被槍決的汪偽大官，然國府因而對日本內部「鴿派」的緒方竹虎印象甚佳。戰後，他由吉田茂提攜復入政界發展。中日和約簽訂前，吉田欲派緒方訪台，藉此探聽中國內部政情，順便遍訪東南亞尋求政經情報。啟行前會見了經日赴美的張君勱，始知香港第三勢力概況。緒張會晤消息傳到台灣，使他抵台時受到隆重歡迎，蔣公接見緒方三次之多，何應欽告訴他：蔣總統很關心張發奎的態度，如果他不存異心，政府是希望他來台灣派他一些用場的。緒方抵港後與張會見時，張對張君勱指摘尤多，曰：「我是軍人出身，原不懂得政治，但他們稱為政治家的又何嘗懂得政治呢？」更使緒方頭疼的是李微塵，此人久坐不去，攻擊他人不遺餘力，又吹噓自己號召力如何之大，門下信徒有多少云云。緒方本為瞭解中國政情，但只聞得眾人訴苦。梁友衡、何正卓、毛以亨、程思遠等十多人集他下榻的酒店，盡皆希望謀求出路赴日，還有漢奸鮑文樾等甚至提出要日本提攜共存共榮，以致於緒方拒絕出席許崇智特設的一個酒會，認為彼輩理論多於實際，虛有其表。緒方及其隨員對第三勢力人士都有莫測高深之感，僅向其中一、二人寄語「亟盼中國政界人士多多團結，為未來中日兩國謀幸福」。此後程思遠，黃旭初赴日都找過緒方，均無成果。)

((註55*)*1927年7月張國燾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工作。8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南昌暴動，擔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農工委員會主席。)

((註56*)*宣鐵吾（1897-1964）：浙江諸暨人， 1924年入黃埔一期，1945年入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二期受訓。自1924—49年歷任排、連長、國民政府警衛旅參謀長、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陸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軍委會委員長侍衛長、浙江省保安處長、陸軍第九十一軍軍長、財政部緝私署署長、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淞滬警備司令、中訓團上海分團主任、衢州綏精公署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員、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副總司令等職，曾參加一‧二八抗戰與淞滬會戰。黨政職務任過南京中央軍校特別黨部籌委、三民主義青年團浙江支團籌備主任、中央訓練團上海分團主任等。彭昭賢任內政部長時赴滬視察，時任上海警察總局局長的宣鐵吾對彭說：「天下的都市當以上海為最亂：上海七百萬人口中，頂多祗有一百萬人有正當職業，其餘六百萬人除開婦女和小孩，人人都是天天亂動腦筋，時時刻刻打算渾水摸魚！至少這些人需要依靠擾亂社會來維持生存。如此這般，上海市面哪有不亂之理！」流亡香港後，無論民主中國座談會與「戰盟」，宣鐵吾都在核心地位，內部紛爭常仰賴宣從中奔走調解。然其攜港財物均被妻妾捲逃，晚年窮蹙潦倒，終於回台灣歸隊。1964年2月6日病逝臺北。)

((註57*)*金侯城（1881-1968）：江蘇寶山人，1881年生，1900年被江蘇省選派赴日留學，1912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回國主持寶山縣議會。1913年入中國銀行襄理金融。1936年後歷任國民政府鐵道部簡任秘書、民社黨秘書長、國大代表、民社黨最高顧問等。1968年元月15日病故臺北。)

((註58*)*彭昭賢（1898-1979）：山東登州府牟平縣人，民十年協助熊希齡籌劃賑災，護送五列車糧油抵俄，親見餓殍堆積如山而紅朝新貴奢侈豪華暴殄天物，始悉共黨口是心非。順便應蘇俄之請赴俄南協調華藉紅軍近三萬人回國事項。旋考入莫斯科大學進修社會科學。為營救「暗殺日使田中」案受冤中國學生，曾親見史達林，因而認清共產國家真相，拒絕加入共黨。1925年秋畢業回國，任教燕大、華北大學。旋南下，向蔣中正力陳蘇俄所謂「扶植弱小民族」是不能兌現支票，遂奉命與鈕永建赴滬聯絡工人、學生、幫會以行動配合北伐軍攻佔上海。蔣總司令抵滬後，委彭出任第四縱隊政治部少將主任。國府奠都南京後，回任國府簡任秘書，復調鈕永建內政部任司長五年，1930年薦參謀總部上校科長盛世才赴新疆，造就盛世才三年後出任新疆邊防督辦，雄踞西陲十一年半。1933年夏，奉蔣命赴新疆調解內爭，勸諭盛世才釋放汪精衛所派宣慰使黃慕松回京。彭氏留疆十個月，遊說蘇俄駐迪化代表，促成俄方以三百萬金盧布的軍火援盛，遂擊敗馬仲英、張培元，鞏固了盛世才在新地位。又向盛進言用俄援武器裝備繞道西伯利亞歸國的十萬多東北抗日義勇軍，新疆局面遂告穩定。1934年夏調任陝西民政廳長，歷十年。期間1942年接盛世才密電轉呈中樞，乃有盛世才驅逐蘇俄特務、歸順中央之舉。勝利後，出任行憲後第一任內政部長。蔣公下野後，李宗仁決定與中共和談，彭被委為北上五代表之一，中共即表示反對，因彭係留俄生，對共產主義鬼蜮伎倆有履霜之戒，為共黨所忌。49年8月攜眷抵港，居半山羅便臣道75號二樓，彭被委加入第三勢力由該團體決策人童冠賢推薦，一度任中國民主戰鬥同盟青年部副部長。不久，感內部情況複雜，乃舉家遷居日本。在港時熱心為創辦新亞書院集資，赴日後擔任亞細亞大學中國留學生部一個榮譽職務。從台北中央日報1979年5月10日所載訃聞知，彭氏於1979年5月9日病故紐約。)

（(註59*)*據中共方面中南軍區司令部的檔案記載：「1952年4月14日，『自由中國運動』武裝特務四人空降於粵北翁源縣魯溪圩地區。經當地民兵圍剿，俘正指揮華秉鉞等二人，擊斃副指揮譚天等二人，繳獲電臺兩部，槍四支。」）

((註60*)*蔡文治去美國後受聘擔任美國國防部顧問，負責研究國防軍備，直至1978年退休，並加入美國國籍。1980年不甘寂寞，政治立場作180度轉變，9月應葉劍英邀請回大陸訪問，參與籌建全國黃埔軍校同學會，任理事(會長徐向前，顧問聶榮臻、許德珩)。還聯絡少數海外黃埔同學及其家屬，成立黃埔同學海外聯誼會，任副會長。1984年2月1日與降將李默庵、宋希濂、侯鏡如在美國華僑日報發表《旅美黃埔同學及其家屬促進中國統一籌備會宣言》稱欲「為促進中國統一而奮鬥」，還發表公開信向宋美齡招降。同年應邀回大陸出席黃埔軍校建校六十週年紀念會，發表演說〈融化冰霜為甘露〉，稱要「發動世界輿論以促醒台灣當局和其他尚未醒覺者」，反攻大陸的總司令竟淪為對台統戰的馬前卒。1994年1月9日死於美京華盛頓。)

((註61*)*張發奎：1980年3月10日張發奎病逝香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即發唁電給「張向華將軍家屬」，稱「鄉情舊誼，時所縈懷」；台灣方面蔣經國總統特頒褒揚令，讚揚張「安內攘外，屢著勛勞」，對他居港30年的評價乃是「執節懷忠，擁護國策」。張發奎早年有三次反蔣紀錄：(一)1927年11月發動政變，驅逐中央軍黃紹竑，以致12月曾任第四軍參謀長的中共黨員葉劍英乘機發動廣州暴動，損失公私財產無算。(二)1928年9月通電擁護汪精衛、並要求改組黨務，自任「護黨救國第三路總司令」，聯合桂軍攻擊廣東。(三)1931年與李宗仁白崇禧合流，任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兩廣聯合反抗中央。然而蔣公從未依律懲處，仍照樣重用他。蓋因1925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蔣公率黃埔學生軍第一次東征，在惠州遭遇強敵林虎，敵我眾寡懸殊，蔣公被圍於惠州五里亭頂，情況危急時，張發奎帶一營總統府衛隊趕到，率全體官兵光著身子突破敵陣殺到林虎司令部大獲全勝。此後半個世紀，蔣公一直牢記惠州五里亭救駕之功。
   據顧維鈞回憶，大陸淪陷廿多年後，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張發奎談起大陸失陷的情形及其原因，張說：「主要原因是(1)國民黨的弊政，包括發行金圓券進行幣制改革和惡性通貨膨脹(2)軍事上無能(3)委員長任命的軍事長官貪汙成風。委員長總以為自己的主張和指示是正確的，過份自信，在具體問題上不能容忍或不夠耐心地聽取別人意見。閻錫山在廣州任行政院長時，何應欽是國防部長，但連中央嫡系部隊的駐地也不知道；任參謀次長的黃杰，也不知道這些情況。實際上，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是委員長自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控制的政府軍駐在何處。他還常常越過國防部或參謀總部，直接向前線部隊發號施令。黃伯韜和邱清泉互不合作，互相嫉妒，這僅僅是徐蚌會戰潰敗的近因。根本問題是毛澤東對國軍在戰場上的一舉一動、南京周圍的防守據點等重要情況始終是一清二楚。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一直把國軍的作戰計劃、部隊的配備和駐地等種種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途徑送給毛澤東。甚至連國軍打算在什麼時候向共軍某一據點發動進攻，毛澤東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徐州戰役結局如此毫不足怪。」張發奎後來同李宗仁合作，任海南行政長官，陸軍總司令，到香港搞第三勢力，都是埋怨蔣介石管理不善、重用壞人這一心態作怪。然他公私分明，雖在政治上反蔣，但在私誼上對蔣十分懷念。據胡越回憶(載1980年3月15日明報副刊〈憶張發奎將軍〉)

((註62*)*民國六年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時，曾以中國銀行總裁相委，張君勱知中銀情況複雜，乃轉薦弟弟嘉璈。其一生好名之心勝過好利之心，所以把中銀總裁這個肥缺放棄了，似有自知之明。)

                                                   

((註63*)張發奎作此口述歷史在1965年前，程思遠尚未正式投靠中共。自1956—1965年，程思遠曾5次秘密訪問北京，行程均由中共精心安排，未曾露出破綻。故香港反共人士對此人雖存疑心，但苦無證據。)

((註64*)*李大明（1904-1961）：憲政黨前身是康、梁保皇黨，張君勱早年在日本師從梁啟超。在革命浪潮衝擊下，保皇黨改名憲政黨，在檀香山辦了一家小報，由李大明主持；該黨又在舊金山辦了一家《世界日報》，由伍憲子主持。抗戰前伍憲子離美返港，該報遂由李大明接管，任社長，聘留學生黃伯英任編輯。社論每日一篇，由李大明與黃伯英輪流執筆。1946年11月，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民社黨在行憲後第一任政府分得一個部長席位，此係李大明所垂涎欲得的，但張君勱卻給了別人，只給李大明一個副部長職位。李對張君勱大為不滿，拋棄副部長的烏紗帽，拂袖回美國去了。五十年代初，張去美國拉攏憲政黨人，李大明積憤未消，在《世界日報》上揚言要張君勱向憲政黨公開道歉。)

（(註65*)陳中孚（1882-1958），江蘇吳縣人，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1917年11月任大元帥府軍委會委員。1926年任廣州國民政府秘書。1929年任江蘇省政府委員。1931年12月任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央監委。1938年3月投靠日偽任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顧問。1941年任汪偽國民政府委員。）

((註66*)*王同榮（1900-1970）：安徽人，國民黨籍國大代表，聯合評論週刊社務委員。聯合評論於1958年8月創刊，不久成舍我由臺北赴港，對左舜生和黃宇人說，他從台灣動身時，雷震特別囑咐他轉告左、黃二人，《聯合評論》中的王同榮乃是國民黨特務，要加以小心。國民黨中六組駐港特派員孫家麒亦經香港自力出版社推出《我為什麼脫離台灣國民黨》一書透露，王同榮屬於調查局特工，臺北情治機關每次開聯席會時，調查局常有《聯合評論》提供的小報告，而陳建中主持的第六組則無，陳乃僱用王同榮，王即「一稿兩投」，詳細的報告交給調查局，較不重要的寄給國民黨中央第六組。典出〈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興亡始末〉，《歷史的暗流》頁117，臺北元尊文化公司1999年1月出版。《中國黨派資料輯要中集——關於海內外重要政團部份》一書稱：「有人稱王同榮係國民黨所派出之工作人員，王憤而辭職」，被列入「政戰資料匯編之二」，此書編印者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民51年7月出版。譯者摘自臺北傳記文學第71卷第4期頁46。另據黃宇人著《一個失敗的民主鬥士雜記》第廿八章〈懲辦貪污縣長〉一節記載，1940年黃氏任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時，普定縣黨部書記長到省檢舉該縣縣長王同榮貪污，經調查證據確鑿，由省主席吳鼎昌下令撤職，省保安處以軍法審訊，依戰時懲治貪汙條例判處死刑。案由軍委會發回重審，因中央社會部出面關說，省保安處改判十年徒刑。三年後，王同榮忽然做了國民參政會的總務科主任。事緣早年王同榮曾在邵力子主陝時任職於省府，與邵頗有淵源，遂援引獄犯服役條例，服滿三份之一刑期保釋外出易服兵役，而國民參政會的職務竟成了「替代役」。)

((註67*)*燕雲：原名邱然，另有筆名燕歸來，北大文學院畢業。1955年3月受國際筆會秘書長大衛‧卡佛兒委託，在香港組織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選出黃天石為會長，燕雲為義務秘書，會員有易君左、左舜生、羅吟圃、黃思騁、徐東濱、徐速、孫述憲、胡越、陳濯生等近四百人，盛極一時。五十年代後期移居新加坡。六十年代赴德修讀哲學博士，嗣任教於瑞士蘇黎世大學。五十年代曾在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新民主在北大》等反共作品多種。)

附錄(一):

 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海陸空軍總司令部組織與人事表
      
   名稱 基地 負責人 訓練科目 績效
   總部 茅崎 總司令蔡文治(化名吳定)，副總司令黃秉衡(孫復剛)，參謀長楊子餘(黎東明)，第一處*主管人事與訓練，處長譚彼德，第二處主管通訊，處長林湛，第三處主管敵後，處長陳偉連；第四處主管事務，處長貝健白。 訓練了千餘名極端不滿台灣而欽慕蔡文治的軍人，做了一些敵後情報與策反工作。
   軍政幹部訓練學校 塞班島 校長賈克遜海軍上校，副校長西門氏中校與王之(石心)。辦公廳主任陳應鳴，政治部主任朱立克，教官20人，譯員8人。 馬克思主義批判、爆破、射擊、空投知識、遊擊戰術。 先後辦兩期，第一期學員127人，第二期182人，
   作戰學校 茅崎 校長林湛(文鼎貴)，副校長丁一明，教育長威士第少校。 遊擊戰，地下戰，政治戰，心理戰，戰車駕駛、跳傘 共辦三期，共學員305人。

通訊學校 茅崎 校長劉永昆(柳元)，教育長彼得史少校。 電學基本原理、機務、收發報、明密碼、實地通訊。 共辦三期，學員共202人，
   倉庫與勞動學校 沖繩島倉庫係儲存物資器材，勞動學校係犯規學員集中營。 曾囚禁二百人
   香港工作站 辦事處設於九龍西洋菜街一書局和白加士街X號三樓 站長趙萬邦，副站長馬大衛，總聯絡官丁孝元，第一組管總務，組長歐陽康；第二組管人事，組長張興華；第三組管軍事，組長溫靖，第四組管情報，組長徐富嘉。 組織龐大，幹部羅致千人以上，在大陸設六個遊擊軍區，共廿三個縱隊及八個直隸大隊的遊擊武力，西北區司令蔡雨時，華南區司令黃秉衡兼，華中區賴少堂，東北李剛，西南區司令雷默然，東南區溫靖兼。
      
   *東京總部第一處處長原先由蔡文治的陸大同學張雪中擔任。後經王治事變以後，此職才由脫離王治靠攏蔡文治的譚彼得接任。張雪中是江西樂平人，黃埔一期，陸大將官班甲級一期畢業，曾參加東征、北伐、南口戰役、台兒莊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豫南會戰、豫中會戰諸役，官至第七、十三綏靖區司令官以及衢州、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授陸軍中將。文鼎貴，本名林湛，廣東高要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騎科畢業，歷任第九集團軍騎兵師副師長、中央軍校第四分校軍官團少將教育長、軍訓部騎兵監、第63軍軍長、國防部中將部員，是張發奎親信。蔡雨時係陸大十三期畢業。雷默然曾任職於昆明聯勤總部。溫靖是陸大十三期，曾在薛岳九戰區長官部任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