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曆譜》作者介紹

董作賓（1895~1963），甲骨學家、古史學家、“甲骨四堂”之一。河南省南陽人。原名作仁，字彥堂，號平廬。

其著作有《卜辭中所見之殷曆》（1931）、《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編》（1937）、《殷曆譜》（1943年）、《西周年曆譜》和《殷墟文字乙編》（1951）、《中國年曆總譜》（1956，中英文對照）、《中國上古史年代》（1957）。^[1] 

《殷曆譜》是董作賓根據甲骨卜辭記日、旬、月、年的資料編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時最長、費力最多、苦心經營的一部著作。
早在1930年，董作賓就對甲骨記錄中的曆法資料做了筆記。1934年，他又寫了關於《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此時，董作賓已被明顯具有年代意義的重要甲骨文字資料所吸引。
研究曆法問題，需要天文學知識。於是董作賓向許多天文學家請教曆法計算所依賴的星占和天文學的有關知識。他還和研究中國曆法發展的著名學者高平子教授結為親密朋友，他們合作解決甲骨資料中的天文問題。到1935年，關於殷曆的整理和計算，董作賓已初步理出了頭緒。
抗戰開始後，董作賓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長沙、桂林、昆明。1940年冬，雲南告急，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遷四川南溪李莊。
接連的大遷移讓學者們疲憊不堪，心神難定，再加上戰時生活清苦，很多人難以把精力集中到學術研究上。董作賓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時有斷炊之虞，但他仍不放棄研究殷曆。不管遷到哪裡，只要能放下書桌，董作賓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李莊的日子裡，董作賓採納了天文學家的建議，使用以教皇曆法為依據的斯卡利格計算日程表，並遵循它，通過連續的數字計算相互無限銜接的日子。
最後，董作賓通過對甲骨記錄中六十干支日程的檢驗，編成了《殷曆譜》中的35個曆法表。
董作賓認為：在35個曆法表中，有5組最為重要。依靠這5組資料，為商王朝統治和歷代商王在位年代的計算確立了牢固基礎。
在早期著作中，董作賓把甲骨文分為5期，在《殷曆譜》中，他記載了從盤庚起各王在位時間：
盤庚 28年
西元前1398~前1371年
小辛 21年
西元前1370~前1350年
小乙 10年
西元前1349~前1340年
武丁 59年
西元前1339~前1281年
祖庚 7年
西元前1280~前1274年
祖甲 33年
西元前1273~前1241年
廪辛 6年
西元前1240~前1235年
庚丁 8年
西元前1234~前1227年
武乙 4年
西元前1226~前1223年
文丁 13年
西元前1222~前1210年
帝乙 35年
西元前1209~前1175年
帝辛 63年
西元前1174~前1112年
從總年數287年中減去盤庚在原來都城統治的14年，據董作賓計算，盤庚遷殷後，殷商統治為273年。
李濟這樣評價董作賓的工作：“其目的是用科學分析把數量驚人的甲骨材料和現代日期聯繫起來，為此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現代化成就的代表。”
董作賓涉及的是決定殷商的實際統治年數，尤其是周滅商的確切年代，這是高水準的重要歷史問題。
自《殷曆譜》出版後，立即引起了熱烈討論，直到今天，還有學者對《殷曆譜》持有異議，他們認為：“董作賓彙集了很豐富的甲骨材料，建築在有限的殷代曆法基礎之上，他所作的《殷曆譜》是工程浩大的著作，但其基礎很不堅強。”
爭論無果而終。李濟認為，總的看來，評論和討論並未觸動《殷曆譜》的基本內容。討論終止後，學術界有忽視這部巨著的傾向。
傅斯年對這種現象似乎早有預感，他在《殷曆譜》的序中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習通甲骨如彥堂；其人必默識曆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
李濟也認為：“這種忽視與其說主要因為當今一代在這方面興趣的改變，不如說是缺乏有才能的繼承者。”

在甲骨學界，董作賓以貢獻多而聞名，他的好友、同事李濟這樣評價他：“能夠像董先生這樣尋問題尋得緊，抓題目抓得扼要，並想辦法解決他所抓的問題的人並不多見。所以，他不但是能找問題的人，他也是能想出種種聰明的方法以解決問題的人。”

董作賓在北平的時候，常到藥鋪裡買龜板，試驗鑽灼的過程。有一天，董作賓問李濟：“卜卦的卜字聲音是從哪裡來的？”不待李濟回答，他拿一塊鑽鑿好的龜板，用香在鑽痕旁燒灼，突然聽到一聲清脆的爆炸，聲音就像“卜”，再看龜背，已出現了“卜”形裂痕。董作賓解釋說，“卜”的原始字形，完全是摹寫鑽灼的兆象。

早期有些人為牟取暴利，學會造假，一時間贗品流行，真假難辨，給收藏和研究帶來諸多麻煩。鑒於這種情況，董作賓下工夫研究甲骨文的刻法。他到安陽後，找到一個以刻假甲骨文為業的師傅，同他交朋友，虛心向他求教，從中學到許多辨別真偽的知識。

同時，他也找到研究甲骨文的一條門徑，開始進行一項有意義的實驗。他用放大鏡仔細審視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對放大20倍的照片仔細觀察，他發現刻甲骨與寫字不同。寫字可以縱橫交叉，而刻甲骨則有固定的習慣：有的先刻直畫，再刻橫畫；有的先刻橫畫，再刻直畫。刻直畫和刻橫畫並不交叉進行。

對比不同實物和拓片，細心研究刻辭筆劃的先後次序，他發現刻辭的習慣因時代不同而異。這一發現對於考證刻辭的年代大有裨益，研究者可以從刻法確定甲骨文的年代，進而考察不同年代的社會和文化。

董作賓根據對殷墟科學發掘所得整板龜甲的觀察審定，將一個完整的龜腹甲分為九個部分，即：一、中甲；二、首右甲；三、首左甲；四、前右甲；五、前左甲；六、後右甲；七、後左甲；八、尾右甲；九、尾左甲。再將殘破甲板以此定位，經過對大量同部位甲片的分析排比，發現其規律。

因而，在甲骨文綴合復原方面，董作賓也作出了不少貢獻。他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把它看做是深入研究甲骨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並將之與分期斷代並列為“甲骨研究新方案”的兩種原則。他在撰寫《殷曆譜》時，對甲骨斷片多有綴合，對《殷墟文字甲編》《殷墟文字乙編》的殘片綴合工作，也給予全力支持。臺灣甲骨學者張秉權根據原骨對《殷墟文字乙編》綴合成《殷墟文字丙編》，與董作賓的提倡有很大關係。

董作賓中晚年，飽經戰亂，流離遷徙，惡劣社會環境逼迫他不能做純學術的研究工作，把精力浪費在很多不相干的地方，研究都是忙中偷閒做的。他在臺灣家徒四壁，肩負八口之家的生活，到臺灣大學、香港大學等地教書都是為了生計。但無論物質生活多麼艱苦，他始終“白天工作，夜晚幹活”，白天的工作是公務與應酬，夜晚才是自己醉心的研究時間。
董作賓以他的熱愛癡迷和勤奮工作，成為甲骨學的一代巨匠。

董作賓甲骨文五個時期的分期，在學界影響很大，不少學者至今奉此說為圭臬。但是董作賓並沒有拘泥於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在以後的研究實踐中，他不斷地補葺和修正自己的觀點。

在甲骨被發現五十年時，董作賓寫了《甲骨學五十年》專文，對自己甲骨分期斷代工作進行反思總結。

他寫道：“近二十年，繼斷代研究法，做實地分期研究工作，才覺得分為五期的辦法，尤甚粗疏，所謂‘十個標準’，當時是以‘貞人’為主幹的，因而把祖庚祖甲兄弟，列為第二期，及至仔細研究之後，才發現了祖庚祖甲兩王的卜辭，‘貞人’固多相同，而表現在卜辭中的曆法、字形、祀典、事類，則大有差異，所以以前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二期，以後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一期。又當時以‘貞’是‘卜問’，貞上的人名即代王卜問事情之人，稱為‘貞人’，後來發現在武乙文丁時代，原應列入第四期的卜辭中，有許多省去了‘貞’字，但卜字下的人名，仍是‘貞人’。又因為‘稱謂’和‘字形’的關係，分期時往往把第四期卜辭混入第一期。這都是最初分期研究的缺點，應該加以補正的。”

這就是說，董作賓一直力圖修訂五期說。在《甲骨學五十年》中，他的修正有多處：第一，1933年的甲骨文斷代標準是以“貞人”為主幹的，後來體會到曆法、字形、祀典、事類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五期只是約略的分法，還較粗疏；第三，第一期不能只限于武丁，還應包括祖庚；第四，原定第二期內祖庚時的卜辭更接近武丁時的風格；第五，從前混入第一期的卜辭應屬第四期；第六，第四期的複雜困難，遠在第一、二、三、五期之上。這些思想都反映了董作賓的甲骨文研究到達了新的境界，繼續推進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