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宅茲中國】
2011/05/13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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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宅茲中國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中:北京中華書局 台:聯經出版社
簡介:
自從看完王明珂先生的<華夏邊緣>，又有新的類似的觀點的書了。
先轉貼並節錄些中華書局採訪葛兆光先生的一些自我論述。
這本書用了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宅茲中國」當書名，主要是想討論「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疆域」這樣一些問題，大部分章節都是這八九年來發表的論文構成的
你也知道，關於「認同」、「國家」、「民族」、「疆域」以及「亞洲」或「東亞」，在現在中國學界已經有很多討論，一些新理論、新概念和新話題很吸引人。不過你也可以發現，有些議論，你說不清它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但會佔據很大的言論空間，有很大的影響。
用來自西方學院的一些時髦詞兒，又填上一些似乎有關中國的空洞話題，所以，讀者會認為他們，既能夠跟國際接軌，又能夠談中國問題，而且他們在政治和思想的論題裡，能夠提供來自最「前沿」的學術性資源
有一些人常常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表高屋建瓴的意見，好像在談歷史，其實，這些人未必真的能夠深入中國，又未必真的擁有歷史知識，卻形成一定的氣候，這也是和似乎有著學理資源的提供和歷史論述的提供有關的。所以，如果你和他們一樣討論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相當的學理支持和歷史論述，很難正本清源。
《宅茲中國》有一個副標題，叫「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雖然我這本書裡也涉及亞洲、東亞、東海等等，但大體上我聚焦的是「中國」，就算是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於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
為了討論什麼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現在時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說，十七世紀以後，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國家和歷史；而民族、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又會涉及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而周邊的話題，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歷史等問題
你看，有人討論「天下」，有人討論「帝國」，有人討論「多民族國家」，有人討論「知識共同體」，是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多少有些擔心，我的論述方式會被誤解的緣故。現在的一些討論，其實，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這些概念工具去重組中國歷史、文獻和資料，把這些「抽取」過的材料推導出一些宏大的結論。
坦率地說，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背景和學術基礎。用我們過去的說法，這叫「以論帶史」，一方面會給國人以誤導，覺得這是在討論歷史，另一方面它會把中國歷史整編到西方的一些時尚大論述中去，讓洋人覺得這就是中國。
我很擔心。
我自己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主要是通過兩個歷史的角度去討論的，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思想史，一個是關於這個問題本身的學術史，而且也許還會針對這些話題，逆著這些風氣，重新進行論述。
ps 葛先生是作思想史的
因為當時我覺得，有的中國學者急匆匆地跟著日本、韓國學者，去討論所謂「亞洲文化共同體」，或者「亞洲知識共同體」，也許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記得那一年，在台灣大學開會的時候，就爭論得挺激烈。我總覺得，如果我們對日本人從明治以來常常使用的「亞洲」一詞不加檢討，對日本學界使用「亞洲」作為空間單位來寫歷史的學術傳統不加瞭解，就會被一種「抽取出來的概念」誤導。
這裡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獻資料的研究和學術史的清理，什麼是「亞洲」？為什麼會「從亞洲出發思考」？為什麼「亞洲」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空間？中國為什麼不太有「亞洲」的連帶感而日本卻有？如果仔細梳理日本習慣使用的「亞洲」這個歷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從明治時起，關於「亞洲」研究或者「東洋」研究就伴隨著現代性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亞洲」作為歷史單位，也有日本的國家主義、擴張主義的政治意圖。
有人相當輕蔑歷史知識卻動輒講「歷史」，有人憑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覺應對，時而軟時而硬，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會把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問題分開，也無法講讓周邊都接受的道理。可是，還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意義，也特別想介入這些領域，可是，他們要麼一下子就落入帶有政治意識形態性的論述，不是學術立場的討論，要麼一下子就投入時髦理論的窠臼，拿了大理論大概念說一些空話。
*這並不是給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歷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這種不自覺的立場影響。所以，咱們一方面得承認，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彷彿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歷史有時整編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強調，在書寫歷史上，有民族、領土、認同的國家是要承認的，特別是在東亞，這個「國家」（其實國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來，是相當強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東亞國家跟歐洲國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歷史建構的能力非常強，所以，如果你簡單地談「超越民族國家」，恰恰會忽略對「民族國家」（尤其是專制皇權）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分清楚，你關於這個國家的歷史論述，是理論的後設敘述，還是來自資料的歷史論述；你的歷史論述，是在批判這種高度的政治權力和集權的國家控制，還是論證政治一統和國家控制的歷史合理性。
*我一直很強調，千萬不要以為所謂「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這其中是有差異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飛機上看到《讀賣新聞》編輯委員籐野彰寫的評論，那時他剛剛從中國回去，就寫了一篇社評叫做《相互理解從對差異的承認開始》，這話很對，我強調東亞諸國之間的差異，就是因為這能夠幫助我們反過來清醒地認識中國。
*我一直建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因為這實際上既包含了「中國觀」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我一直用一個比喻，說過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稱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們更注重文化互相觀看和交流後的結果，就是過去討論的是結婚，現在討論的是生孩子
中國文化其實很雜，這是文化雜交的結果，我們不能老是覺得我們還在漢唐時代，只有文化輸出，沒有文化輸入，也只有華夏文化，而沒有蠻夷之風，所以我說，十七世紀以後，其實朝鮮和日本，跟我們已經「漸行漸遠」了。我特別反感把中國文化看成是單一不變的漢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來的思想看成至高無上的傳統。其實，我們的傳統跟我們的人種一樣，早已混雜不清了。現在的人對漢、唐無限自豪，可漢唐恰恰是種族混融的時代。「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漸漸又到關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長安好多人就是「胡種」。老祖宗們原本覺得，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論》。可事實上「中國」仍是種族交錯的天下，不要說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劉禹錫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鮮卑後裔，更不要說李淵、李世民了，經過通婚，好多人血緣已經雜糅胡漢，所以陳寅恪說他們因為胡漢雜糅，才創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如今中國，幾乎已是歐美各種新理論的試驗場，用這些理論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現代思想的興起，現代世界中的中國處境，很時髦很吸引人，不過，有時候是在抽像理論上的邏輯演繹，既與歷史環境無關，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歐洲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歷史為背景，去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而不討論宋代中國意識的興起、蒙元時代的漢族文化共同體、明代借民族主義而興的文化建設、歐洲傳教士來華後的世界觀衝擊、清代朝貢體系的崩潰與天下觀念的內囊空盡；討論宋代中國，你不知道遼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邊市」的形成、正統論和中國論的興起、道學與佛老的糾纏，以及《宋史》首次出現「外國傳」與「蠻夷傳」分別的象徵意味，總是一味空談「帝國」與「民族國家」，看上去好像與洋人不同，實際上不過是在同一脈絡中與洋人故意立異而已，而故意立異，有時不過就是「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因為周邊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資料，過去利用得不夠，我們現在提倡使用這些史料，也許能夠豐富對中國的認識。
節錄至中華書局網站 http://www.zhbc.com.cn/shownews.asp?id=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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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葛兆光先生是寫給中國學人看，他是認為,中國迷濛在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太久了
現代被我們稱作中國的這個地區*以及所謂的中國文化，都非跟歐洲一樣
他其實就是講*中國當代史家常忽略的一件事.中國其實跟歐洲幾 乎一樣大*而文化也多所不同
同樣的，今日談到亞洲或是東亞文化圈時,要正視，從十七世紀開始*日韓越三國與中國漸行漸遠，中國不再是文化輸出國
雖然這些國家*包括琉球*能維持著交流，但這已機是國與國之間*雖然仍在宗 蕃 型態，但已跟過去大所不同， 中國學人不能忽視這點
也不能忽視 所謂的中國是一直在變動的概念，要從中國自己省視 中國
同理，周邊國家看中國的概念也一 直在變動，現代中國學人應該正視這些東西
而不是拿著西方的一些論述，在中國閉門造車
所以本書是在重建及訂正我們常看到的一些概念，「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疆域」，這些詞在中國及近代東亞地區，在真實的歷史脈絡上，有什麼變化，又是指代哪一些東西，而不是中國學人腦中的刻板印象。
注:何尊 銘文原文 這段銘文是現存有中國二字的最早記錄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惟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毖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中:北京中華書局 台:聯經出版社
簡介:
自從看完王明珂先生的<華夏邊緣>，又有新的類似的觀點的書了。
先轉貼並節錄些中華書局採訪葛兆光先生的一些自我論述。
這本書用了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宅茲中國」當書名，主要是想討論「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疆域」這樣一些問題，大部分章節都是這八九年來發表的論文構成的
你也知道，關於「認同」、「國家」、「民族」、「疆域」以及「亞洲」或「東亞」，在現在中國學界已經有很多討論，一些新理論、新概念和新話題很吸引人。不過你也可以發現，有些議論，你說不清它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但會佔據很大的言論空間，有很大的影響。
用來自西方學院的一些時髦詞兒，又填上一些似乎有關中國的空洞話題，所以，讀者會認為他們，既能夠跟國際接軌，又能夠談中國問題，而且他們在政治和思想的論題裡，能夠提供來自最「前沿」的學術性資源
有一些人常常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表高屋建瓴的意見，好像在談歷史，其實，這些人未必真的能夠深入中國，又未必真的擁有歷史知識，卻形成一定的氣候，這也是和似乎有著學理資源的提供和歷史論述的提供有關的。所以，如果你和他們一樣討論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相當的學理支持和歷史論述，很難正本清源。
《宅茲中國》有一個副標題，叫「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雖然我這本書裡也涉及亞洲、東亞、東海等等，但大體上我聚焦的是「中國」，就算是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於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
為了討論什麼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現在時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說，十七世紀以後，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國家和歷史；而民族、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又會涉及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而周邊的話題，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歷史等問題
你看，有人討論「天下」，有人討論「帝國」，有人討論「多民族國家」，有人討論「知識共同體」，是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多少有些擔心，我的論述方式會被誤解的緣故。現在的一些討論，其實，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這些概念工具去重組中國歷史、文獻和資料，把這些「抽取」過的材料推導出一些宏大的結論。
坦率地說，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背景和學術基礎。用我們過去的說法，這叫「以論帶史」，一方面會給國人以誤導，覺得這是在討論歷史，另一方面它會把中國歷史整編到西方的一些時尚大論述中去，讓洋人覺得這就是中國。
我很擔心。
我自己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主要是通過兩個歷史的角度去討論的，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思想史，一個是關於這個問題本身的學術史，而且也許還會針對這些話題，逆著這些風氣，重新進行論述。
ps 葛先生是作思想史的
因為當時我覺得，有的中國學者急匆匆地跟著日本、韓國學者，去討論所謂「亞洲文化共同體」，或者「亞洲知識共同體」，也許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記得那一年，在台灣大學開會的時候，就爭論得挺激烈。我總覺得，如果我們對日本人從明治以來常常使用的「亞洲」一詞不加檢討，對日本學界使用「亞洲」作為空間單位來寫歷史的學術傳統不加瞭解，就會被一種「抽取出來的概念」誤導。
這裡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獻資料的研究和學術史的清理，什麼是「亞洲」？為什麼會「從亞洲出發思考」？為什麼「亞洲」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空間？中國為什麼不太有「亞洲」的連帶感而日本卻有？如果仔細梳理日本習慣使用的「亞洲」這個歷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從明治時起，關於「亞洲」研究或者「東洋」研究就伴隨著現代性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亞洲」作為歷史單位，也有日本的國家主義、擴張主義的政治意圖。
有人相當輕蔑歷史知識卻動輒講「歷史」，有人憑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覺應對，時而軟時而硬，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會把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問題分開，也無法講讓周邊都接受的道理。可是，還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意義，也特別想介入這些領域，可是，他們要麼一下子就落入帶有政治意識形態性的論述，不是學術立場的討論，要麼一下子就投入時髦理論的窠臼，拿了大理論大概念說一些空話。
*這並不是給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歷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這種不自覺的立場影響。所以，咱們一方面得承認，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彷彿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歷史有時整編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強調，在書寫歷史上，有民族、領土、認同的國家是要承認的，特別是在東亞，這個「國家」（其實國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來，是相當強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東亞國家跟歐洲國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歷史建構的能力非常強，所以，如果你簡單地談「超越民族國家」，恰恰會忽略對「民族國家」（尤其是專制皇權）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分清楚，你關於這個國家的歷史論述，是理論的後設敘述，還是來自資料的歷史論述；你的歷史論述，是在批判這種高度的政治權力和集權的國家控制，還是論證政治一統和國家控制的歷史合理性。
*我一直很強調，千萬不要以為所謂「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這其中是有差異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飛機上看到《讀賣新聞》編輯委員籐野彰寫的評論，那時他剛剛從中國回去，就寫了一篇社評叫做《相互理解從對差異的承認開始》，這話很對，我強調東亞諸國之間的差異，就是因為這能夠幫助我們反過來清醒地認識中國。
*我一直建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因為這實際上既包含了「中國觀」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我一直用一個比喻，說過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稱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們更注重文化互相觀看和交流後的結果，就是過去討論的是結婚，現在討論的是生孩子
中國文化其實很雜，這是文化雜交的結果，我們不能老是覺得我們還在漢唐時代，只有文化輸出，沒有文化輸入，也只有華夏文化，而沒有蠻夷之風，所以我說，十七世紀以後，其實朝鮮和日本，跟我們已經「漸行漸遠」了。我特別反感把中國文化看成是單一不變的漢族及儒家文化，把孔子以來的思想看成至高無上的傳統。其實，我們的傳統跟我們的人種一樣，早已混雜不清了。現在的人對漢、唐無限自豪，可漢唐恰恰是種族混融的時代。「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成了「河南之民」，漸漸又到關中成了「京兆人」，唐代首都長安好多人就是「胡種」。老祖宗們原本覺得，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論》。可事實上「中國」仍是種族交錯的天下，不要說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劉禹錫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鮮卑後裔，更不要說李淵、李世民了，經過通婚，好多人血緣已經雜糅胡漢，所以陳寅恪說他們因為胡漢雜糅，才創造了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如今中國，幾乎已是歐美各種新理論的試驗場，用這些理論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現代思想的興起，現代世界中的中國處境，很時髦很吸引人，不過，有時候是在抽像理論上的邏輯演繹，既與歷史環境無關，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歐洲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歷史為背景，去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而不討論宋代中國意識的興起、蒙元時代的漢族文化共同體、明代借民族主義而興的文化建設、歐洲傳教士來華後的世界觀衝擊、清代朝貢體系的崩潰與天下觀念的內囊空盡；討論宋代中國，你不知道遼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邊市」的形成、正統論和中國論的興起、道學與佛老的糾纏，以及《宋史》首次出現「外國傳」與「蠻夷傳」分別的象徵意味，總是一味空談「帝國」與「民族國家」，看上去好像與洋人不同，實際上不過是在同一脈絡中與洋人故意立異而已，而故意立異，有時不過就是「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因為周邊如日本、朝鮮、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資料，過去利用得不夠，我們現在提倡使用這些史料，也許能夠豐富對中國的認識。
節錄至中華書局網站 http://www.zhbc.com.cn/shownews.asp?id=1150
==============================================================================================
基本上，葛兆光先生是寫給中國學人看，他是認為,中國迷濛在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太久了
現代被我們稱作中國的這個地區*以及所謂的中國文化，都非跟歐洲一樣
他其實就是講*中國當代史家常忽略的一件事.中國其實跟歐洲幾 乎一樣大*而文化也多所不同
同樣的，今日談到亞洲或是東亞文化圈時,要正視，從十七世紀開始*日韓越三國與中國漸行漸遠，中國不再是文化輸出國
雖然這些國家*包括琉球*能維持著交流，但這已機是國與國之間*雖然仍在宗 蕃 型態，但已跟過去大所不同， 中國學人不能忽視這點
也不能忽視 所謂的中國是一直在變動的概念，要從中國自己省視 中國
同理，周邊國家看中國的概念也一 直在變動，現代中國學人應該正視這些東西
而不是拿著西方的一些論述，在中國閉門造車
所以本書是在重建及訂正我們常看到的一些概念，「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疆域」，這些詞在中國及近代東亞地區，在真實的歷史脈絡上，有什麼變化，又是指代哪一些東西，而不是中國學人腦中的刻板印象。
注:何尊 銘文原文 這段銘文是現存有中國二字的最早記錄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惟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毖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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