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霖，四十五歲，開計程車十多年。他的日子不算好，也不算壞。每天早晨他習慣在便利商店買一杯無糖咖啡和兩個飯糰，放在車上，當成一天的開始。他的世界，就是方向盤與街道，乘客與收據。

五年前被診斷出糖尿病。醫生告訴他要控制飲食，要規律用藥，要隨身攜帶糖果，以防低血糖。這些話他聽過無數次，甚至背得下來。但人畢竟是人。藥有時忘了吃，餐有時拖了時間，糖果有時只是塞在口袋裡，成了某種象徵──像護身符，放著安心，卻未必真會用。

對他來說，糖尿病是一種背景噪音。不是痛到翻天覆地的病，只是時時提醒他「你不能隨便」。他討厭這種提醒，像有人在耳邊盯著他的人生一樣。

開車，是他唯一能掌握的事情。當方向盤在他手中，他覺得自己還有控制權。可糖尿病，卻像隨時會背叛他的副駕駛，冷不防拉一下手煞車。

有幾次，他在半夜接客人去機場，途中覺得眼前模糊、額頭出汗。他一手開車，一手翻找口袋的糖果。糖果紙太緊，撕了半天才撕開，心臟狂跳，那種驚恐感，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但他沒有跟任何人提過。因為他知道，說出口，就等於承認自己「不該再開車」。那是他的飯碗。人會選擇遺忘危險，尤其當危險和生計綁在一起時。

那一天，他連跑了十幾趟生意，胃裡只有早上的飯糰和一杯咖啡。午後天氣悶熱，他渾身乏力，但想到月底房租和兒子學費，他硬是咬牙上路。

黃昏的時候，他停在路邊吞了藥，卻忘了吃點心墊肚子。藥效開始作祟，血糖逐漸下降。他以為自己熟悉這感覺，以為再撐一下就能到休息站買點吃的。

那時候口袋裡有一顆糖果，他甚至摸到過。只是，他心裡想：「等等再吃，等紅燈過去，等客人下車，等我停在安全的地方。」人生裡很多等，都是最後的錯誤。

紅綠燈閃爍，世界忽然失真。他的眼睛像被一層霧罩住，耳朵嗡嗡作響，手掌濕冷。方向盤在手裡變得遙遠，彷彿不再是自己的。下一秒，一聲巨響，鐵皮碰撞、玻璃碎裂，世界瞬間崩塌。

他甚至不記得自己有沒有踩煞車。

醒來時，是汽油味、血腥味，還有遠遠近近的哭喊。有人喊著「媽媽！」，那聲音刺進骨頭裡。他想伸手去找那顆糖果，卻發現自己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

醫院裡，新聞記者、律師、警察、家屬，一張張臉像黑白照片一樣，冷硬而模糊。受害者是一名二十四歲的女子，下班後要去見朋友。她沒了。

她的父親坐在病房外，紅著眼，卻冷冷吐出一句：「你們糖尿病的人，是不是一切都能推給低血糖？她的人生，憑什麼被你的一個不注意就毀掉？」

他無話可說。
醫生來問他：「你是不是忘記吃東西？」
警察來問他：「你是否知道自己血糖狀況？」
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刀子。他明白自己沒有資格辯解。因為任何答案都像卸責，像推脫。

新聞標題簡單而冰冷：〈糖尿病駕駛低血糖釀禍，女子殞命〉
留言區罵聲一片。
「吊銷駕照！」
「這種人還敢開車？」
「糖尿病人就是計時炸彈！」
「這和酒駕、毒駕有時麼不一樣？」

他盯著螢幕，心裡沒有怒火，只有一種徹骨的灰。因為他知道，他自己也曾經這樣想過別人。

夜裡，他從病床上摸出那顆事故前沒吃的糖果。包裝還在，糖果紙皺巴巴的。他看著它，想起那瞬間的等待──等紅燈、等機會、等「更合適的時候」。人生沒有更合適的時候，只有錯過。

糖果像一枚審判的印章，提醒他：低血糖不是藉口，它是真實的刀，割斷的不只是自己的人生，還有別人的未來。

他知道自己往後的日子，會在法院、在道歉、在補償、在無盡的自責裡度過。他再也無法握住方向盤，因為方向盤對他來說，不是生計，而是殺戮的證物。

窗外天色昏沉，他忽然明白──糖尿病不只是身體的病，它更是一種存在的詛咒。一顆糖果的遲疑，就是一條生命的消失。

這世界沒有真正的公平，但對受害者而言，他永遠是那個「低血糖的加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