翹翹板，是一種小時候玩得很開心、長大後卻想起來覺得心驚的東西。小孩們總是樂於在那上面一上一下，尖叫聲和笑聲此起彼落，彷彿世界的重力都變成一種遊戲。可是我四十七歲了，糖尿病八年，壓力二十年，才終於發現這東西比過山車還可怕。因為當翹翹板的一端坐著「血糖」，另一端擠著「壓力」，而我，只能硬著頭皮被壓在中間。

我叫陳志強，一個標準的台灣中年上班族，身高一六八，體重七十七，腰圍一百零二公分，身分證號碼開頭還帶個「A」，這一切看似平凡，卻都帶著一種悄悄逼近崩壞的徵兆。醫生說，我算是典型的「都會型糖尿病患」：上班久坐、熬夜、壓力大、愛吃鹽酥雞。聽起來像是某種都市動物的描述，只差沒被放進動物園裡展示。

每天早上五點半，我固定被膀胱叫醒。這不是自律，而是夜間頻尿。摸黑走到廁所的路上，我總能看見廚房桌上那台血糖機。它靜靜地躺著，像一個冷酷的警察，隨時要檢查我的誠實度。我常常在心裡對它說：「別瞪我了，我昨天真的只偷咬一口炸雞。」可它總是無情地用數字回答我。
今天早上，結果是「172」。
這就是我的日常。血糖和壓力，一左一右，把我壓得喘不過氣。

太太是一個很務實的女人，務實到常常讓我覺得自己像她養的一隻家畜。她每天早上準備早餐時，都用審視罪犯的眼神看著我碗裡的東西。她會說：「你少吃一點饅頭，多吃一點青菜。」
我有時候回她一句：「我乾脆直接啃青江菜算了。」
她翻個白眼：「啃青江菜也比啃炸雞好。」
婚姻到了二十年，對話就只剩這種營養與熱量的算數題。浪漫？不存在了。真正的情話是：「老公，你今天有量血糖嗎？」

我兒子今年十六歲，青春期正盛。他看著我一邊扎手指，一邊搖頭：「爸，你幹嘛每天虐待自己？」
我笑著回答：「這叫自作自受。」
他忍不住笑出來，說我比他同學的冷笑話還冷。我倒是覺得這樣挺好，至少我還能用自嘲換來一點父子之間的笑聲。

但其實心裡不是不苦的。我常常在公司裡感覺自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老闆一個眼神，就能讓我血糖飆升。那天他在會議室拍桌子：「志強，你這份簡報怎麼還沒交？」我腦子裡立刻轟的一聲，就像血糖同時從一百五衝到兩百。我想起醫生叮嚀「少壓力」，心裡默默吐槽：要是真的能少壓力，那乾脆把老闆收進糖尿病病房當臨床實驗好了。

午休時間，同事們一群人叫外送，有人喊：「鹽酥雞！滷肉飯！」我裝作鎮定，點了一份便當裡有兩樣青菜的餐，卻在送餐袋裡聞到炸物香味，心裡暗暗咒罵自己命苦。壓力不是來自老闆，是來自這些炸雞腿。血糖和炸雞腿之間，永遠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點了一份大雞排。吃完後，心裡有一種奇怪的快樂，彷彿在壓力的大海裡浮出一口氣。但這口氣還沒喘完，血糖機就用「238」這個數字賞了我一巴掌。那一刻，我真的想把血糖機摔到垃圾桶裡。可惜我捨不得，因為試紙還有一盒沒用完。糖尿病患者不是怕死，而是怕浪費。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活得很像脫線的相聲演員。我的病友阿榮比我更誇張，他常說：「咱們糖尿病人最幸福啦，蚊子叮了都覺得甜。」我聽完只想揍他，可是又忍不住笑。因為這種爛笑話，正是我們這些人彼此取暖的方式。

門診候診區裡，我們這些「老糖人」坐在一起，就像一群等公車的鴿子。有人得意地說：「我這週空腹才110。」我立刻補一句：「我贏了，我168。」大家都笑，笑聲裡卻有股酸味。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場永遠輸不起的比賽。

去年公司裁員，我差點失業。那幾天我的血糖像股市崩盤的線圖，一路飆到兩百五。醫生問我：「你是不是偷吃什麼？」我無辜地搖頭：「我連泡麵都不敢碰。」醫生嘆氣：「那就是壓力的關係。」我那一刻忽然想，如果血糖真的能靠壓力飆高，那我乾脆去做實驗鼠好了，反正數據一定漂亮。

可惜壓力沒有給我一份實驗津貼，只給了我失眠、焦慮和胃酸逆流。夜裡三點，我躺在床上聽見自己心跳「咚咚咚」，像在倒數計時。我翻身看太太，她呼吸平穩。我心想，她一定夢見我身材回到三十歲時候吧。可惜現實是，枕邊人打呼的聲音比血糖機更誠實。

我有時候會在腦子裡設想一個場景：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倒在辦公桌前，醫生在病歷上寫的原因不是「糖尿病併發症」，而是「壓力過大導致血糖爆表」。這聽起來很像一個新聞標題，但卻再真實不過。

不過，人活到這個歲數，早就知道不能把人生當悲劇演。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悲劇裡找笑點。當血糖高時，我安慰自己：「至少我還有錢買試紙。」當壓力大時，我對自己說：「至少我還能感覺到壓力，證明我還沒死。」這些話蒼白得要命，卻是我唯一能拿來壓住翹翹板的一點重量。

今天早上，我量到142，比昨天低一點。這對一般人來說微不足道，對我來說卻是小確幸。我笑了，太太走過來問我：「你笑什麼？」我回答：「笑我自己啊，我居然能因為一個數字而快樂。」她愣了一下，居然也笑了：「那不挺好？至少你找到比我更便宜的娛樂。」
是啊，娛樂。我的娛樂不在電影院，也不在KTV，而在一個冰冷的血糖機螢幕上。

翹翹板還在搖晃，我還在上面。只是現在，我學會在顫抖裡穩住一點姿勢。血糖和壓力，一左一右，永遠不會放過我。但至少，我還能在中間苦笑。

或許，這就是人生。

晚餐時間是一天中最像戰場的時刻。
老婆端上一盤清蒸鱸魚，表情像護士一樣嚴肅，提醒我：「這個可以多吃，沒有油炸，蛋白質也夠。白飯就一小碗，不要再偷偷加。」

我瞥了一眼桌上那鍋白飯，心裡默念：「你才是我的初戀啊。」然後裝作若無其事地夾了一塊魚肉。魚肉沒有什麼味道，淡到像在喝白開水。於是我忍不住拿起桌上的醬油。老婆立刻眼神凌厲地掃過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個正在偷抽菸卻被班導逮到的國中生。

「你知道醬油多少鈉嗎？鈉多會水腫，水腫會影響血壓，血壓又會影響血糖，血糖又會……」她開始背誦醫生的警告。我點點頭，心裡卻想著：如果人生要這麼多公式般的邏輯，那我乾脆去念化學系算了。

吃飯的過程，兒子一直用餘光偷看我。他雖然才國中，但已經懂得判斷父親的「偷渡行為」。他看見我用湯匙挖了一口飯，眼神立刻飄到媽媽身上，像是要舉報。我只好擠出一個笑容，把那口飯又倒回碗裡。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家之主，而是被全家聯合監視的囚犯。

「爸，你真的要控制啦，不然以後……」兒子欲言又止。
「以後怎樣？」我故意裝傻。
「以後可能要打針吧？」他小心翼翼地說。
我苦笑。打針這件事，醫生已經提過不只一次。可是在兒子面前被提醒，還是刺痛得很直接。我只能拍拍他的頭：「放心啦，老爸還能撐。只是人生少了白飯，總覺得少了靈魂。」
老婆忍不住插話：「少了靈魂總比少了命好吧？」
餐桌瞬間安靜。魚肉的蒸氣在空氣裡飄，我聞到一股壓力的味道，跟糖尿病一樣，沒有形狀，卻無處不在。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便利商店的麵包架前。
辦公室的會議已經夠讓人心煩，偏偏肚子在咕嚕作響。我盯著那排鬆軟的菠蘿麵包，腦中自動浮現營養師的聲音：「那個熱量跟糖分很高，你吃下去等於自殺。」但現實是：我真的餓。那種餓不是胃空的餓，而是心靈的餓。壓力把血糖拉上去，血糖反過來又讓我更焦躁。焦躁的結果，就是想用食物安慰自己。
我拿起麵包，又放回去，再拿起來。店員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彷彿我在偷竊。最後我心一橫，把麵包丟到購物籃裡。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像犯罪一樣，心跳加速。

坐在辦公室裡，我小心翼翼把麵包撕開，只敢用最小的聲音咀嚼。咬下第一口時，甜味衝進口腔，瞬間填滿了所有壓力的空隙。可是沒等我嚥下去，愧疚感已經撲上來。就像一邊偷情一邊哭泣一樣荒謬。
「你怎麼臉色怪怪的？」同事忽然問。
「沒事，低血糖。」我下意識找了個藉口。
同事聽了還好心提醒我：「低血糖要趕快吃甜的啊！」
我心裡冷笑：謝謝，我已經在自殺現場了。

午休的時候，我被老婆的訊息嚇了一跳。
她傳來一張照片，是家裡的血糖機，旁邊還有一張便利商店的發票。訊息只有四個字：「你自己看。」
原來兒子回家後翻到我的垃圾袋，看見那張發票。內奸啊，我養了一個小內奸。
我回了老婆一句：「壓力大。」
她立刻打電話來：「壓力大不等於可以亂吃！你想過我們嗎？想過你自己嗎？」
電話那頭的聲音混雜了憤怒與擔憂，我只能不斷「嗯嗯嗯」。
直到她掛斷，我盯著桌上那剩下一半的麵包，忽然覺得它像顆炸彈。我把它丟進垃圾桶，然後打開電腦文件，開始假裝專心工作。但整個下午，我的腦子只剩一句話在迴盪：糖尿病不是病，是刑期。

晚上回到家，我試著笑著跟老婆說：「今天公司很累，客戶一直改需求。」
老婆只淡淡回了一句：「比起客戶改需求，你改飲食更重要吧？」
我啞口無言，心裡卻默默吐槽：是啊，可是我不能把需求退回給老闆，更不能把血糖退回給醫生。

那一晚，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血糖機在床頭櫃上，閃著一點紅燈。我覺得它像一個冷漠的監獄守衛，隨時提醒我：你的自由，已經被剝奪。

門診的候診區，永遠是一種微妙的社會縮影。
幾十張塑膠椅子上坐著各種年紀、身材、表情的人。有人打瞌睡，有人滑手機，有人緊張地盯著螢幕上的叫號燈。我坐在那裡，手裡攥著健保卡，心裡想的卻是：如果糖尿病門診能積點數換贈品，我大概早就是 VIP 了。

旁邊坐著一個大叔，肚子圓得像懷了雙胞胎。他一邊用手機看 YouTube，一邊喝著無糖綠茶。我忍不住多看了幾眼，他立刻注意到，笑著對我說：「我以前喝珍奶，現在只敢喝這個。不過醫生說，喝多了還是有熱量啦。」
我也跟著笑：「對啊，我老婆說無糖不等於無罪。」
大叔哈哈大笑：「對對對，我太太也這樣講。奇怪，為什麼她們都會背醫生的話比我們還熟？」
我們兩個就像犯人被抓去上戒菸班，結果互相交換偷菸經驗一樣，在無奈裡找到一點荒謬的幽默。

不遠處有個阿姨插話：「你們年輕人啊，不懂得珍惜。我都六十歲了還要打胰島素針，每天像釘釘子一樣戳自己。你們要趁早控制啊。」
我點頭稱是，但心裡卻閃過一個畫面：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每天扎針，會不會乾脆把自己當仙人掌養？

螢幕上亮起號碼，我的號到了。
進診間，醫生戴著口罩，眼神卻比儀器還銳利。他低頭看著電腦螢幕，一邊翻著我的檢驗報告，一邊不急不徐地說：「血糖還是有點高。上次有跟你說，飲食要更嚴格，運動也要持續。你最近有沒有做到？」
「有啊，」我本能地回答，然後立刻補了一句，「大部分時候啦。」
醫生抬頭看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能把謊言瞬間拆穿。
「大部分？」他輕輕重複了一次，語氣像老師在問學生：作業寫完了沒？
我只好乾笑：「有時候壓力比較大，就會忍不住……」
醫生敲了敲鍵盤：「壓力大，血糖會更高。這個惡性循環，你自己也知道吧？」
「知道啊，」我嘆口氣，「就像坐雲霄飛車，拉也拉不住。」
醫生推了推眼鏡：「那你得想辦法找到剎車的方法。不然有一天，你的身體會替你拉手剎車，到時候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我聽完，心裡冒出一個想法：我的人生，其實已經不是翹翹板，而是剎車壞掉的二手車。

離開診間，我領了一袋藥。塑膠袋裡面裝滿一顆顆小藥丸，排列整齊，像冷冰冰的提醒：你以為你在過日子，其實你在服刑。
走出門診區，手機響了。是老婆。「醫生怎麼說？」她開門見山。
「還好啦，」我盡量裝輕鬆，「就是叫我再努力一點。」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然後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那嘆息裡有擔心，有無奈，也有一種被拖下水的疲憊感。
我忽然覺得愧疚。糖尿病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得，整個家都被拉上這台車，誰也下不去。

公司那邊壓力並沒有因為我的病情而手下留情。相反的，專案一個接一個，老闆的要求永遠比血糖數字還高。
有一次開會，老闆拍著桌子說：「這案子如果下週還做不出來，我們部門就等著被裁吧！」
我的心跳立刻加速，手心冒汗。我下意識摸了摸口袋裡的血糖機，彷彿它能立刻幫我報警。可是它靜靜躺著，沒有任何聲音。血糖機不會管老闆，只會管我。
會議結束後，我衝到茶水間，倒了一杯黑咖啡，苦到舌頭發麻。旁邊的同事看我臉色蒼白，問：「你還好嗎？」
我笑笑：「沒事啊，就是血糖跟 KPI 一起飆高。」
他愣了一下，然後哈哈大笑。笑聲過後，我卻覺得心裡空了一塊。

那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便利商店櫥窗裡的霜淇淋廣告。那白色的螺旋，像是天堂的召喚。我站了足足五分鐘，最後還是轉身離開。
因為我知道，家裡有人在等我。
一進門，兒子跑過來：「爸，今天醫生怎麼說？」
我故作鎮定：「說我很乖啊。」
兒子狐疑地看著我，然後笑了一下：「最好是啦，你的臉明明就寫著『想吃甜食』。」
我伸手揉亂他的頭髮，心裡卻酸酸的。原來在孩子眼裡，我已經是一個隨時會偷吃的囚犯。

夜深人靜時，我坐在陽台，手裡捧著那台血糖機。它閃著冷冷的紅燈，我忽然對它說話：「你知道嗎？其實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活得太沒滋味。」血糖機當然不會回話。它的存在，就是一種沉默的審判。
我想起醫生說的剎車，想起老婆的嘆息，想起兒子的眼神。忽然有點明白：翹翹板要平衡，不是靠一個人死撐，而是全家人一起找重心。可是這重心在哪裡？我還不知道。

週末，我去參加「糖尿病病友支持團體」的活動。
坦白說，我一開始很排斥。腦中一直想像那裡會是一群中年大叔大嬸坐成一圈，輪流控訴人生有多慘。可是老婆強烈要求我去，理由是「你至少要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失敗的人」。於是，我拎著一瓶水，帶著半放空的心態走進去。

場地在門診的候診區，椅子果然排成一圈，氣氛微妙得像戒酒互助會。主持人是一位營養師，她笑得很專業，說：「今天我們要聊聊，壓力和血糖的關係。」
我心想：哼，這不是廢話嗎？壓力一來，血糖就飆。血糖飆，壓力更大。這道理，我用身體已經背得滾瓜爛熟。

一位阿伯先開口：「我女兒要結婚，喜事嘛！可是那陣子我血糖一直高，醫生說是壓力。我想說奇怪，結婚不是高興的事嗎？怎麼會壓力？」
另一位媽媽接話：「你不知道啊，高興也是壓力。我孫子出生那天，我血糖比平常還高。醫生說，情緒太激動也會影響荷爾蒙。」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我也笑，但心裡覺得有點酸：原來快樂和悲傷，在糖尿病的世界裡，都是敵人。
輪到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硬著頭皮說：「大家好，我是個上班族。壓力大就想吃東西，吃了又後悔，然後血糖就更高。現在我最大的娛樂，就是跟白飯談遠距離戀愛。」
整個候診區瞬間爆笑。有人拍手，有人點頭，還有人補了一句：「對啊，白飯是最殘酷的初戀！」我忽然覺得輕鬆一點。至少在這裡，我不是唯一在翹翹板上掙扎的人。

不過，翹翹板總有失衡的時候。
有天深夜，我突然全身發抖，冷汗直冒。老婆被嚇醒，趕緊打開床頭燈。我手指顫抖地戳著血糖機，數字一跳出來，她臉色立刻變了。
「五十！你血糖掉到五十！」
她衝去廚房，端來一杯果汁。我顫抖著接過去，猛灌下去。甜味像救命繩，立刻拉住我快墜落的身體。過了幾分鐘，心跳才慢慢平穩。
我癱坐在床邊，渾身無力。老婆盯著我，眼睛紅了：「你知不知道我剛剛以為你要走了？」
我乾笑了一下：「不會啦，糖尿病哪會那麼快沒命。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慢慢磨人。」
她忍不住掉淚：「你能不能不要拿命開玩笑？」
那一刻，我心裡忽然很酸。自嘲，是我面對恐懼的方式；可對她而言，那不是幽默，而是殘忍。

隔天早上，我坐在陽台看日出。那杯昨晚救命的果汁空杯還在桌上。我看著陽光漸漸染亮天空，心裡想：糖尿病其實就是一種殘酷的時鐘，提醒你每一秒都不能鬆懈。
兒子端著一杯溫水走過來，小聲說：「爸，你以後還是小心一點啦。我不想半夜看到救護車停在我們家樓下。」
我愣住，接過水杯，笑笑地回：「好啦，老爸會努力。只是有時候努力起來，比上班還累。」
他沒說話，只是坐在我身邊。我們兩個沉默地看著太陽升起。那一刻，我覺得這小子比我更懂什麼是責任。

日子繼續往前。辦公室還是一樣折磨，看診時還是一樣冷冰冰，餐桌上的魚肉還是一樣沒有味道。但我開始試著做一些小改變。
我會在中午休息時去大樓後面的公園走二十分鐘，雖然流的汗比報告還無用，但至少讓自己喘口氣。
我會在想偷吃甜食的時候，先打電話給病友群組，聽聽大家的抱怨，然後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我也會在血糖機刺痛手指的時候，提醒自己：這不是懲罰，而是活著的證明。

當然，我還是會失敗。
有一次出差，晚餐是滿桌的炸雞和啤酒。我告訴自己只吃一塊，結果最後吃了三塊，還偷喝了一口啤酒。回到飯店，我看著血糖數字直線上升，忍不住苦笑：有時候，它比股票指數還誠實。

可我沒有再像以前那樣完全放棄。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在飯店周圍繞了好幾圈。汗水滴下來的時候，我想著：這不是贖罪，而是一種協商。
糖尿病和壓力就像兩個頑固的小孩，永遠坐在翹翹板的兩端，沒有人願意先讓步。而我，只能不斷在中間調整重心，不讓自己摔下去。

有時候朋友問我：「你覺得糖尿病是什麼？」
我會笑著回答：「它不是病，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翹翹板，永遠搖晃，但至少還在動。」
朋友聽不太懂，可我自己明白。這種日子，不會輕鬆，不會美好，但它讓我學會用無奈去開玩笑，用自嘲去抵抗壓力，用一點點小小的平衡，換取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夜裡，我再次坐在陽台。血糖機靜靜地躺在桌上，燈光暗淡。我對它說：「你雖然討厭，但謝謝你，至少讓我還在這裡，能看星星。」天空沒有回應。只有微風輕輕吹過，像是安慰，又像是提醒。我深吸一口氣，站起來。生活還要繼續，翹翹板還會晃，但我知道，哪怕只是勉強維持，我也要一直坐在上面，直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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