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澎湃新聞對2015年全國21省（市）的29名省級狀元進行了的壹項調查，其中93.1%上的是普通幼兒園，72.4%上的是普通小學，41.3%上的是普通初中。有論者認為，這說明學生小時候的“起步”並沒有想象的重要，家長不必為學生擇校過於焦慮。真的是這樣嗎？

即使這四成來自普通初中的狀元，如無意外他們也都上了重點高中

我們先來考察壹下前面提到這個數據到底能說明什麽問題。93.1%狀元上的是普通幼兒園，這其實很好理解：幼兒園階段所謂的“重點”，主要指的是壹些“示範性幼兒園”，硬件上可能會比較出色，但因為不可能有什麽考試選拔機制，生源方面跟普通幼兒園不會有什麽區別，有些地方甚至還沒有重點幼兒園之說。72.4%的狀元上的是普通小學，道理也是類似。順著這個思路，41.3%的省級狀元來自普通初中，看似出人意料，實際上也沒有什麽稀奇——畢竟不少地方小升初也基本是按照就近入學原則進行的。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初，《中國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研究》課題組曾對高中學生的社會分層和教育機會獲得的相關情況進行過專門研究。數據顯示普通初中學生進入重點高中的比例能達到42%；而重點高中的生源中，來自普通初中的比例接近壹半，比重點初中還要多。

近年來，為了促進教育均衡，教育部更是壹直大力推進“配額制”，即把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合理分配到區域內初中。比如2014年，北京市有83所優質高中參加名額分配招生，招生計劃7370人，其中面向優質高中所屬初中計劃2505人，面向其他普通初中4865人，分別占名額分配計劃的34%和66%。

這樣就使得，即使壹個學生念的是普通初中，也有相當機會進入公認的“壹流大學關鍵跳板”——重點高中。事實上，如無意外，這29個省級狀元都是來自重點高中。

這是否真的就能讓家長們相信，“起跑線”沒那麽重要了呢？

為了拼著上重點高中，家長們的擇校熱情絕不會減少

“結果論”難以動搖家長的擇校熱情

相信在不少家長看來，“四成狀元來自普通初中”，實際上只是壹種“結果論”。孩子教育是中國家庭的“頭等大事”，對於很多家長來說，能讓孩子的升學率提升壹點點的事兒，家長都願意去做。前述對高中教育的研究也顯示，雖然普通初中學生進入重點高中的比例能達到42%，但重點初中學生可以達到70.5%。這接近30%比例的差別，足以讓中國的家長們想方設法讓孩子擠進重點初中。家長們也相信，這種傳遞在更早的階段也同樣存在，上了重點小學就有更大機會讀重點初中，讀了重點幼兒園就更有機會讀重點小學。

總而言之，家長們相信，要為孩子選擇好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以確保自己的教育不僅不能輸在起點，也不能輸在中點，更不能輸在終點。這不僅是家長們的認識，還是壹種社會共識，不僅有壹種民間“合理性”，甚至成為壹種習俗和文化，牽動著人們的教育行為，導引著人們的教育選擇。有幾位狀元上的是普通初中，既不能改變我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現實，也無法改變擇校熱的形成機制，自然也就無法減輕家長的擇校焦慮。

而目前正在推行的義務教育九年壹貫制則可能加劇這種焦慮，這是因為在過去的“幼升小”、“小升初”階段，家長有兩次擇校的機會；而在九年壹貫制下，家長只能有壹次機會。為了孩子的未來，家長提前十年就要開始為孩子的學校進行謀劃。

資源在集中，“超級中學”帶動了初中、小學的擇校熱

家長們的擇校焦慮，還源於教育資源的進壹步集中。隨著城鄉教育發展的失衡，教育資源的不斷向大城市集中，各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超級中學”，這些超級中學的學生不僅能包攬本省全部的名校自主招生的名額，出國比例也很高，參加高考的學生也常年大比例考入壹流大學。

以陜西省為例，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和西安高新第壹中學兩所“超級中學”，2010年兩校各有83人和60人考入北大清華，合計占全省名額的62.2%，而在2004—2010這七年產生的15位文理狀元中，11位出自這兩所學校；河北的衡水中學2013年有104人考入清華北大，獨占清華北大招生人數的80%。

“超級中學”掘起的背景正是城鄉教育資源越來越不均衡，教育資源向大城市集中，而這些學校在這壹過程中席卷了當地和周邊地區的最優生源和教師，形成了“壹家獨大”的局面。進入這些學校，學習成績基本上都會比在普通高中有更大的提升，因此家長拼命想讓孩子進入這些學校也就不足為奇。更進壹步，這也導致“超級高中”成為壹流大學的“預備學校”，為了拿到超級中學門票，家長、孩子們在初中乃至小學期間就開始進行激烈爭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認為，人大附中這種超級中學，迅速掘起的重要原因是在初中部入學時進行選拔性考試，並招收小學生提前培訓“掐尖”，這壹模式在北京名校的普遍實行使北京“小升初”擇校熱和小學“奧數熱”持續高溫。

要想讓家長真正不焦慮，最重要的是基礎教育資源實現均等化

正如上文所說，家長之所以產生擇校焦慮，不僅在於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而且在於這種“好中差”的差別意識已經深入社會骨髓。要改變現狀，號稱“絕對公平”的日本公立教育，其經驗就值得借鑒。

按照《學校教育法》的規定，日本的地方政府有責任設立中小學以使適齡兒童都能入學接受義務教育。而在學校的設置上，從教育經費、教學設備、班級編制和師資配備等方面，都制訂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以統壹的規格保證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校無差別發展，甚至對小學和中學的校舍面積和運動場面積提出了標準的計算表，以保證各個學校在學校設施上的的均等化。日本的學校並沒有重點和非重點的區別，《2002年中國教育綠皮書》曾提到，（日本的中小學）說不存在城鄉差別並非言過其實。

為了保證師資力量的均等化，日本的公立基礎學校還在校際之間實行教師的“定向流動制”，如東京地區要求每位老師原則上在壹所學校不能連續工作六年以上，每位老師在執教生涯中至少要在三個以上不同的地區工作過，不僅包括東京西部偏僻的山區，甚至包括距市區1000公裏之外的小笠原群島，這種制度性的流動避免了優秀教師向某個學校集中的現象。

雖然日本的均等化教育也產生了壹些問題，如均等化下壹些公立中小學體制僵化，學生積極性不高，讓壹些想要培育英才的“教育型”父母情願把孩子送到花費不菲，為強化升學考試而設置的“精英學校”，或者花錢讓孩子去念各種強化補習班。但公立學校則依舊堅持均等化的教育理念，日本的《學校教育法》特別附帶了壹個決議條款——凡設置公立初、高中壹貫制中等教育學校的, 壹律不得變相成為“考試精英學校”，日本的公立學校幾乎不可能出現什麽重點和非重點。雖然各個學校之間也還是有不同的“偏差值”（表示學校水平的壹種指數），但整體來說，比中國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之間的差別要小。

所以，日本的這種做法，對於“擇校狂熱”已經持續多年的中國來說，是很有參考意義的。

中國家長擇校焦慮的背後是我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超級中學正在壟斷壹流大學入學資源的現實。如果這點不改變，家長們的焦慮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