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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的《文學地理學》
2026/05/0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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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的《文學地理學》
人們喜歡撰寫傳記，傳記中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與其他事件有所關聯，無論是現在、過去還是未來。此外，人們還十分重視時間的分類，文學世代的傳承，文學時代的更替，以及這些世代的鮮明特徵。人們通過幾個世紀的時間來辨別這種表達與思想的浪潮，以及在它們流傳的影響下而產生的迭起的流派。如若對抽象性與系統性有足夠的見解，人們甚至可以領悟到文類的變革。總之，我們把文學生活置於真實的政治、社會、軍事與經濟環境當中。這就是文學歷史學，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對文學的闡釋。
文學地理學作為地理學的一部分，以及一種對文學的闡釋，同樣提供了分類的框架和闡述的要素。因為作品的誕生不僅需要時間，也需要地點。作家不僅生活在時間裡，也生活在空間裡；他們分散在不同國家、不同省份、不同地區，就如同生活在不同世紀、不同世代和不同流派中。文學活動是人類活動的一種，人類活動作為構成地球景象的要素，受到它們所處的地球環境的影響，因此，這兩種活動成為地理學認知的對象。
——〈從文學歷史學到文學地理學〉
閱讀及分享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的《文學地理學》。
從本書作者的《普魯斯特地理學》，再找到這一本書，感覺上是相對輕鬆一些。而附錄中的一篇國際法語研究聯合會的發言稿，談論的主題是〈普魯斯特生命和作品中的文學感召〉，頗值得一讀。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文學地理學
作者：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
譯者：陳建偉、徐雨雯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8
內容簡介
《文學地理學》一書是安德列．費雷在文學地理學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書列舉了文學事實的地理環境（condition géographique des faits littéraires）和文學的地理要素（la littérature agent géographique）。前者包括作家作品中的地理要素、寫作語言的地緣基礎、著名作家的生活軌跡圖等，作者就此提出將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和歷史地理學和文學地理學建立關聯，探究地理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後者則強調文學對地理風貌的影響，在地理學框架內提出了“文學景觀”（paysage littéraire）和“文學景點”（site littéraire）概念，並參考宗教地理學，指出“文學朝聖”（pèlerinage）的地理作用。
【Excerpt】
〈普魯斯特生命和作品中的文學感召〉
1959年7月24日，列日，國際法語研究聯合會第11屆大會上安德烈．費雷的發言（巴黎）
從1913年的《去斯萬家那邊），到1927年的《重現的時光），長篇巨著《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前後耗時十四年才全部出版。在這十四年間，尤其是1919年的《在少女身旁》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後，這部當時仍在出版中的作品引發熱議。多為贊美或欣賞，少數則持保留意見，也有直截了當加以批評的。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贊美或批評這部作品時，他們還不知道其主題是什麼；甚至於人們都沒想過要瞭解一下作品的主題是什麼。或者即使他們瞭解了，也只會滿不在乎地說這只是一本小說形式的回憶錄，或是一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編年史。
敏銳的讀者（請原諒我厚著臉皮將自己歸入這一行列。在我還年輕的時候，該書一出版，我就孜孜不倦地讀完了這本以純白作封的書）可以從諸多跡象中推斷出，這本書實際上是對一本小說的構思，這是對一部傑作的主題進行的大膽又歷經失望的找尋，最終主題轉向了自我的反思——反思的是面對創作靈感召喚時長期的猶豫不決。只是預告了即將出版的各卷書名，就已提示出這部長篇巨著的基本主旨：在書中找回逝去的時光。1927年前，人們可以猜想，作者之所以說失去了那些時光，是因為他未曾寫作。只有寫下那段宛如虛度的光陰才能找回那段逝去的時光。
小說的結尾也證實了這一猜想，其中幾個關鍵的何子給出了整個作品的主旨：“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歸結為這個命題：感召。它不能這麼歸結，是因為文學在我的生活中並沒起到過任何作用。它能這麼歸結則是在於這個生活、它的傷心事、它的快事的回憶構成了類似胚乳的儲存，留在花木的胚珠中，胚珠從中派取醬養以變成種子，植物胚胎便在我們尚一無所知的這段時間裡裝育起來了，而這個胚胎卻是發生化學反應和秘密但又十分活歐的呼吸現象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像這樣與它的成熟所導致的變化相適應的。”
書中說話的是小說的主人公，注意不要把他與作者混為一說，然而敘事中的自傳性語氣使得讀者不得不這麼做。誠然，普會斯特是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了此書，但其中也不乏改動。文學感召在普魯斯特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也為他的作品提供了主題，但又遠沒有完全複製他的生活。
因此，在我剛才引用的《重現的時光》的那段話中，“文學在他的生活中無足輕重”這一論斷只適用於小說的主人公，而不適用於作者本人。因為在普魯斯特借小說的主人公之口這麼說的時候，早已不光發表了諸多文章，還出版了不少書籍。最近發現的他的未完成的作品《讓．桑德伊》（Jean Santeuil）和《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se）均可以證明，他寫了不少作品準備出飯，他在寫下上文那段話時正在完成的其他大量的手稿也證明了這一點。
雖然小說主人公的陳述表明，在普魯斯特將文學轉化為一種藝術作品，並致力於尋找逝去的時光之前，文學創作作為一種主早於要優先的活動，在他的生活中並不佔據重要進位，這一說法只是部分準確。更準確地說，文學創作不停地與他糾纏。《去斯萬家那邊》中，年輕的小說主人公所確定的生活的目標與存在的理由，就是寫作，寫一本具有“無窮的哲學意義”的書。其受文學感召的跡象早已顯露，表現為極具天賦、激情投入，這使他超越自我，在他的靈魂與世界之間建立一種熾熱又深刻的默契，將其淹沒在一種人類難以企及的快樂之中。這部巨著開篇，主人公通過品嘗一塊在茶湯裡浸泡過的小馬德萊娜點心打開了回憶之門，這個片段是精神歷險中最有意義的經歷之一。這種小說的主人公擁有的、與普通人格格不人的力量（使之有別於普通人的力量），讓他不再覺得自己“平庸、無足輕重、枯燥乏味”，這難道不就是古代詩人用繆斯女神指代，而現代詩人稱之次靈感的力量嗎？但靈感與它並非完全相同，靈感缺乏對其對象的瞭解。在這種令人幸福但又幾乎是盲目的衝動中，人們把握住了最純粹的感召，一種熱切而未言明的期望，將其本來的意義賦予它，就是一種強大力量的召喚。但這是對什麼進行召喚呢？
以第一人稱寫作的《重現的時光》中的主人公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他還沒有從童年中走出，當他孤身一人在蒙舒凡（Mont-jouvain）附近散步時，他不自覺地發出快樂的喊叫，胡亂地揮舞他的雨傘，“只是使我感到異常激動的雜亂無章的情緒的流露，都還沒有到達思緒澄清後的平靜，它們不願等待緩慢而艱難的闡明，寧可選擇一種更為輕鬆的即刻宣洩的途徑”。因此，在一場引得他大聲叫嚷的雨後，在大自然的微笑面前，他揮舞著手中合攏的雨傘，激動地喊叫著：“嗨，嗨，嗨，嗨。”他意識到自己的“職責”（這個詞需要特別注意）不能僅停留在空洞的呼喊之中，而應該去探索讓他如此激動的原因。
在這部長篇小說的結尾，當主人公開始變老的時候，他才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職責”，也就是構思他所要寫的作品的主題。然而，這股神秘的推動力初步勾勒出文學作品模糊但強大的感召力，在馬丹維爾的鐘樓前，這種召喚得到了回應，移動著的三座塔尖在昏暗的天空深處向他招手致意。那個晚上，坐在佩斯皮耶大夫的顛簸的馬車上，為了“放鬆身心並遵從心中的熱切”，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他剛剛所看見的，闡明他激動的緣由。這讓他變得如此快樂，讓他如此完美地擺脫了鐘樓及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東西，以至於他高興得引吭高歌起來。這預示著他將履行這些神奇時刻中蘊含的承諾，在與芸芸眾生、與萬物的接觸中積攢自己的藝術體驗。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引用讓·桑德伊所說的話來形容他自己：“他未曾在宗教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也不曾學習過哲學。文學是他唯一的信仰，以他所有的智慧和良知在其中尋求確定性。”
在與佩斯皮耶大夫一同乘坐馬車散步時，馬塞爾·普魯斯特將他的小說主人公設定為幾歲呢？如果假設他讓小說主人公比他自己晚出生約10年（也就是1881年，因為作者本人出生於1871年），這位年輕的散步者應該大約13歲，大概在1894年，萊奧妮姑媽去世的那一年，也是發生震驚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虐戀的“前幾年”，那時他遊蕩在梅塞格利茲（Méséqlise）周圍。那年，馬塞爾·普魯斯特是孔多塞（Condorcet）初二的學生。但這些情節中的自傳性部分仍是不確定的，尤其是在時間線上。關於馬丹維爾（Martin Ville）鐘樓的片段只是重複了1907年11月19日《費加羅報》（le Figaro）上的一篇題為《汽車旅行印象》（Impressions de route en automobile）的文章的內容，但對地名作了修改。普魯斯特彼時36歲。可以確定的是，這篇文章的寫作未曾以更早的筆記為依託；這很合情合理。這篇文章在《仿作與雜集》（Pastiches et Mélanges）一書中重印時，普魯斯特曾表示，他在《去斯萬家那邊》一卷中重寫了一遍，“作為我在童年時寫作的一個例子”。
因此，在這份筆記中，他是以自己的名義也是以小說的主人公的名義進行講述的，並刻意將兩者混淆。即使不能完全接受這種相似性，也不得不承認作者與他的主人公之間的確存在共同點，這也恰恰是關鍵所在：他的文學天賦和創作慾望的萌芽之早。
但是，小說的主人公和作者之間存在共同點，即他們都受到一種文學感召，這種感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明確的表達，直到最後他們才明確了要完成的作品的主題。他們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在於這份感召對他們做出的要求。實際上，小說的主人公，在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在藝術上的自負，加之無可救藥的靈感缺乏，曾迫使他放棄所有的文學努力。在一個突然閃現的靈感中，他想到了書的主題，從此在內心靈感的驅動下開始寫作。而另一位，也就是作者，與小說中的主人公相比，他更加勤奮，或者說一直以來都更加勤奮，沒有被動地等待靈感的降臨，而是多次嘗試改變自己的命運，致力於寫作。人們後來在這些作品中發現了他對恢宏巨著的探索性寫作：1896–1899年的《讓．桑德伊》（Jean Santeuil），1908年的《駁聖伯夫》。這些未完成的文章（與拉斯金的翻譯和評論不同，它們不應該被埋沒）沒能讓他滿意，但是他還是用更明晰的方式，將情節安排在《追憶似水年華》一書中。自1912年起，他停下了手頭的所有其他的工作，開始專心寫作《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文學巨著的所有主題都在初稿中有所預示。所有主題，除了一個，那就是這本書要揭示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寫作之感召本身。長期以來，它一直被忽略，但最終在自我回顧、細數那徒勞的期待與失望的故事的時候得以實現。
因此，在放棄《駁聖伯夫》與堅持《去斯萬家那邊》的寫作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與《重現的時光》中所揭示的，在蓋爾芒特（Guermantes）公館院子裡高低不平的馬路上蹣跚前行時獲得啓示的相似之處。但這好似在持續不斷的努力後，經歷了高強度的緊張、長期的準備之後出現的結果。總之，小說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相反，它以偉大藝術所特有的簡化能力，在一個獨特而純粹的時刻，將所有的前情集中呈現。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努力可以獲得與依靠天賦一樣的東西。只有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中才能獲得靈感，在特定的時刻臻於完美，達到巔峰。實際上，本書很多素材，普魯斯特早已構思過了，胸有成竹。他樂在其中，構思成熟後只需要將這些零零碎碎的素材連接、完善和擴充即可。我們可以在《女囚》（la Prisonnière）一書中致敬巴爾扎克《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一種吐露知心話的語氣：他感受到了那份“陶醉”，當“用一個陌生人和一個父親的目光打量他的作品時，在這部作品中發現了拉斐爾的純潔，在另一部作品中發現了福音書的簡樸。當他給他所有的作品投去回照的光芒時猛然發現，如果這些作品組成一個系列效果會更好，在這個系列中相同的人物可以重新出現，為了銜接這些作品，他給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後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筆。這個整體是後來形成的，但並非仿造的……也許正因為它是後來形成的，是誕生於一個充滿熱情的時刻的整體，所以它才更加真實，在這個時刻，整體是從只需重新聚合的片段中被發現的；整體對自身一無所知，所以它是內在的、非邏輯的，整體沒有擯棄多樣性，沒有把製作擱置一邊”。這段話不是也同樣適用於《追憶似水年華》一書嗎？
總之，普魯斯特的文學感召覺醒得既早又晚。說晚，是只考慮他明確地、不容置疑地、不可避免地意識到他要寫什麼樣的作品，以及作品的題材與意義是什麼時的年齡；從這個方面來說，他的感召覺醒得晚了些。因這本書要回溯他的人生，在最後彌補那折磨人的枯燥無味（對小說的主人公來說是絕對的，對作者來說是相對的）。但說早，是針對那些關注衝動本身，關注純潔的天賦，關注尚未完全發揮自身潛力的人來說的。在這方面，那些年輕的歲月如同保守一個秘密那般，在充滿煙霧的軟木壁房間裡，孕育著充滿希望和承諾的美好夜晚。
這份感召的戲劇性在於呼喚與回應之間的錯位，儘管回應被熱烈地追求。這種錯位貫穿普通人，甚至是藝術家的整個人生，對普魯斯特來說，這是個弱小無助的年齡。這份錯位是如此的漫長，如此的無止境，在作者構建人物和安排故事情節的時候，常常令人絕望，甚至讓人屈從。戲劇性也體現在從普魯斯特年輕時起，他便懷疑自己的命運與志向是否一致，他的志向不外乎是在人類的記憶中永存，也就是所謂的不朽。他也想要成為夏多布里昂（Chareaubriand）否則就誰也不是，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自已很有可能比夏多布里昂差很多，或者僅比誰都不是好一點點。那些用在他身上的世俗意義上的詞彙，“傑出的、吸引人的、才華橫溢的”，使得他對自己的創作能力抱有顧慮。因為他被說服了，並通過所謂的“末流的人”凡德伊、比時、奧克達夫的例子說服我們，世俗的恩惠與天狼星的嚴格要求並不相稱。我們可以想象，他在用華麗的話語展示青春的滋味，在受人追捧的喜悅與放任自己的興致時的悔恨之間躊躇，他對愛的需求總是顯而易見地令他痛苦，這於他而言只是一個徒勞的解脫，只能感受到生命的浪費，愈發遠離生命的真諦。
從年少起，在對查爾斯．哈斯（Charles Haas）的社會威望感到畏懼，艱難地抵御世俗的誘惑的同時，他深知這些小小的優勢——優雅、地位、權勢、名望，這些都無法永存；而查爾斯．哈斯，終究會歸於虛無，只有他，一個微不足道的少年通過把自己加進未來的作品裡，才能稍微抵禦一下，而他現在已然消逝。他清楚地知道，唯一重要的是藝術作品，唯有藝術作品可以確保藝術家從有限的生命中超脫出來。隨後，他只有在清楚地知道了使命的意義、作家的“職責”後，才有力量從沙龍中抽身；他只有在確定了他寫的書的命運後，並確定了自己不是哈斯或斯萬以後，才敢與查爾斯．哈斯的靈魂對話（並非出自原稿，而是在手稿邊緣加人的句子）。
人們喜歡撰寫傳記，傳記中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與其他事件有所關聯，無論是現在、過去還是未來。此外，人們還十分重視時間的分類，文學世代的傳承，文學時代的更替，以及這些世代的鮮明特徵。人們通過幾個世紀的時間來辨別這種表達與思想的浪潮，以及在它們流傳的影響下而產生的迭起的流派。如若對抽象性與系統性有足夠的見解，人們甚至可以領悟到文類的變革。總之，我們把文學生活置於真實的政治、社會、軍事與經濟環境當中。這就是文學歷史學，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對文學的闡釋。
文學地理學作為地理學的一部分，以及一種對文學的闡釋，同樣提供了分類的框架和闡述的要素。因為作品的誕生不僅需要時間，也需要地點。作家不僅生活在時間裡，也生活在空間裡；他們分散在不同國家、不同省份、不同地區，就如同生活在不同世紀、不同世代和不同流派中。文學活動是人類活動的一種，人類活動作為構成地球景象的要素，受到它們所處的地球環境的影響，因此，這兩種活動成為地理學認知的對象。
——〈從文學歷史學到文學地理學〉
閱讀及分享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的《文學地理學》。
從本書作者的《普魯斯特地理學》，再找到這一本書，感覺上是相對輕鬆一些。而附錄中的一篇國際法語研究聯合會的發言稿，談論的主題是〈普魯斯特生命和作品中的文學感召〉，頗值得一讀。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文學地理學
作者：安德烈．費雷（André Ferré）
譯者：陳建偉、徐雨雯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8
內容簡介
《文學地理學》一書是安德列．費雷在文學地理學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書列舉了文學事實的地理環境（condition géographique des faits littéraires）和文學的地理要素（la littérature agent géographique）。前者包括作家作品中的地理要素、寫作語言的地緣基礎、著名作家的生活軌跡圖等，作者就此提出將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和歷史地理學和文學地理學建立關聯，探究地理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後者則強調文學對地理風貌的影響，在地理學框架內提出了“文學景觀”（paysage littéraire）和“文學景點”（site littéraire）概念，並參考宗教地理學，指出“文學朝聖”（pèlerinage）的地理作用。
【Excerpt】
〈普魯斯特生命和作品中的文學感召〉
1959年7月24日，列日，國際法語研究聯合會第11屆大會上安德烈．費雷的發言（巴黎）
從1913年的《去斯萬家那邊），到1927年的《重現的時光），長篇巨著《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前後耗時十四年才全部出版。在這十四年間，尤其是1919年的《在少女身旁》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後，這部當時仍在出版中的作品引發熱議。多為贊美或欣賞，少數則持保留意見，也有直截了當加以批評的。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贊美或批評這部作品時，他們還不知道其主題是什麼；甚至於人們都沒想過要瞭解一下作品的主題是什麼。或者即使他們瞭解了，也只會滿不在乎地說這只是一本小說形式的回憶錄，或是一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編年史。
敏銳的讀者（請原諒我厚著臉皮將自己歸入這一行列。在我還年輕的時候，該書一出版，我就孜孜不倦地讀完了這本以純白作封的書）可以從諸多跡象中推斷出，這本書實際上是對一本小說的構思，這是對一部傑作的主題進行的大膽又歷經失望的找尋，最終主題轉向了自我的反思——反思的是面對創作靈感召喚時長期的猶豫不決。只是預告了即將出版的各卷書名，就已提示出這部長篇巨著的基本主旨：在書中找回逝去的時光。1927年前，人們可以猜想，作者之所以說失去了那些時光，是因為他未曾寫作。只有寫下那段宛如虛度的光陰才能找回那段逝去的時光。
小說的結尾也證實了這一猜想，其中幾個關鍵的何子給出了整個作品的主旨：“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歸結為這個命題：感召。它不能這麼歸結，是因為文學在我的生活中並沒起到過任何作用。它能這麼歸結則是在於這個生活、它的傷心事、它的快事的回憶構成了類似胚乳的儲存，留在花木的胚珠中，胚珠從中派取醬養以變成種子，植物胚胎便在我們尚一無所知的這段時間裡裝育起來了，而這個胚胎卻是發生化學反應和秘密但又十分活歐的呼吸現象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像這樣與它的成熟所導致的變化相適應的。”
書中說話的是小說的主人公，注意不要把他與作者混為一說，然而敘事中的自傳性語氣使得讀者不得不這麼做。誠然，普會斯特是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了此書，但其中也不乏改動。文學感召在普魯斯特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也為他的作品提供了主題，但又遠沒有完全複製他的生活。
因此，在我剛才引用的《重現的時光》的那段話中，“文學在他的生活中無足輕重”這一論斷只適用於小說的主人公，而不適用於作者本人。因為在普魯斯特借小說的主人公之口這麼說的時候，早已不光發表了諸多文章，還出版了不少書籍。最近發現的他的未完成的作品《讓．桑德伊》（Jean Santeuil）和《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se）均可以證明，他寫了不少作品準備出飯，他在寫下上文那段話時正在完成的其他大量的手稿也證明了這一點。
雖然小說主人公的陳述表明，在普魯斯特將文學轉化為一種藝術作品，並致力於尋找逝去的時光之前，文學創作作為一種主早於要優先的活動，在他的生活中並不佔據重要進位，這一說法只是部分準確。更準確地說，文學創作不停地與他糾纏。《去斯萬家那邊》中，年輕的小說主人公所確定的生活的目標與存在的理由，就是寫作，寫一本具有“無窮的哲學意義”的書。其受文學感召的跡象早已顯露，表現為極具天賦、激情投入，這使他超越自我，在他的靈魂與世界之間建立一種熾熱又深刻的默契，將其淹沒在一種人類難以企及的快樂之中。這部巨著開篇，主人公通過品嘗一塊在茶湯裡浸泡過的小馬德萊娜點心打開了回憶之門，這個片段是精神歷險中最有意義的經歷之一。這種小說的主人公擁有的、與普通人格格不人的力量（使之有別於普通人的力量），讓他不再覺得自己“平庸、無足輕重、枯燥乏味”，這難道不就是古代詩人用繆斯女神指代，而現代詩人稱之次靈感的力量嗎？但靈感與它並非完全相同，靈感缺乏對其對象的瞭解。在這種令人幸福但又幾乎是盲目的衝動中，人們把握住了最純粹的感召，一種熱切而未言明的期望，將其本來的意義賦予它，就是一種強大力量的召喚。但這是對什麼進行召喚呢？
以第一人稱寫作的《重現的時光》中的主人公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他還沒有從童年中走出，當他孤身一人在蒙舒凡（Mont-jouvain）附近散步時，他不自覺地發出快樂的喊叫，胡亂地揮舞他的雨傘，“只是使我感到異常激動的雜亂無章的情緒的流露，都還沒有到達思緒澄清後的平靜，它們不願等待緩慢而艱難的闡明，寧可選擇一種更為輕鬆的即刻宣洩的途徑”。因此，在一場引得他大聲叫嚷的雨後，在大自然的微笑面前，他揮舞著手中合攏的雨傘，激動地喊叫著：“嗨，嗨，嗨，嗨。”他意識到自己的“職責”（這個詞需要特別注意）不能僅停留在空洞的呼喊之中，而應該去探索讓他如此激動的原因。
在這部長篇小說的結尾，當主人公開始變老的時候，他才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職責”，也就是構思他所要寫的作品的主題。然而，這股神秘的推動力初步勾勒出文學作品模糊但強大的感召力，在馬丹維爾的鐘樓前，這種召喚得到了回應，移動著的三座塔尖在昏暗的天空深處向他招手致意。那個晚上，坐在佩斯皮耶大夫的顛簸的馬車上，為了“放鬆身心並遵從心中的熱切”，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他剛剛所看見的，闡明他激動的緣由。這讓他變得如此快樂，讓他如此完美地擺脫了鐘樓及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東西，以至於他高興得引吭高歌起來。這預示著他將履行這些神奇時刻中蘊含的承諾，在與芸芸眾生、與萬物的接觸中積攢自己的藝術體驗。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引用讓·桑德伊所說的話來形容他自己：“他未曾在宗教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也不曾學習過哲學。文學是他唯一的信仰，以他所有的智慧和良知在其中尋求確定性。”
在與佩斯皮耶大夫一同乘坐馬車散步時，馬塞爾·普魯斯特將他的小說主人公設定為幾歲呢？如果假設他讓小說主人公比他自己晚出生約10年（也就是1881年，因為作者本人出生於1871年），這位年輕的散步者應該大約13歲，大概在1894年，萊奧妮姑媽去世的那一年，也是發生震驚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虐戀的“前幾年”，那時他遊蕩在梅塞格利茲（Méséqlise）周圍。那年，馬塞爾·普魯斯特是孔多塞（Condorcet）初二的學生。但這些情節中的自傳性部分仍是不確定的，尤其是在時間線上。關於馬丹維爾（Martin Ville）鐘樓的片段只是重複了1907年11月19日《費加羅報》（le Figaro）上的一篇題為《汽車旅行印象》（Impressions de route en automobile）的文章的內容，但對地名作了修改。普魯斯特彼時36歲。可以確定的是，這篇文章的寫作未曾以更早的筆記為依託；這很合情合理。這篇文章在《仿作與雜集》（Pastiches et Mélanges）一書中重印時，普魯斯特曾表示，他在《去斯萬家那邊》一卷中重寫了一遍，“作為我在童年時寫作的一個例子”。
因此，在這份筆記中，他是以自己的名義也是以小說的主人公的名義進行講述的，並刻意將兩者混淆。即使不能完全接受這種相似性，也不得不承認作者與他的主人公之間的確存在共同點，這也恰恰是關鍵所在：他的文學天賦和創作慾望的萌芽之早。
但是，小說的主人公和作者之間存在共同點，即他們都受到一種文學感召，這種感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明確的表達，直到最後他們才明確了要完成的作品的主題。他們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在於這份感召對他們做出的要求。實際上，小說的主人公，在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在藝術上的自負，加之無可救藥的靈感缺乏，曾迫使他放棄所有的文學努力。在一個突然閃現的靈感中，他想到了書的主題，從此在內心靈感的驅動下開始寫作。而另一位，也就是作者，與小說中的主人公相比，他更加勤奮，或者說一直以來都更加勤奮，沒有被動地等待靈感的降臨，而是多次嘗試改變自己的命運，致力於寫作。人們後來在這些作品中發現了他對恢宏巨著的探索性寫作：1896–1899年的《讓．桑德伊》（Jean Santeuil），1908年的《駁聖伯夫》。這些未完成的文章（與拉斯金的翻譯和評論不同，它們不應該被埋沒）沒能讓他滿意，但是他還是用更明晰的方式，將情節安排在《追憶似水年華》一書中。自1912年起，他停下了手頭的所有其他的工作，開始專心寫作《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文學巨著的所有主題都在初稿中有所預示。所有主題，除了一個，那就是這本書要揭示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寫作之感召本身。長期以來，它一直被忽略，但最終在自我回顧、細數那徒勞的期待與失望的故事的時候得以實現。
因此，在放棄《駁聖伯夫》與堅持《去斯萬家那邊》的寫作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與《重現的時光》中所揭示的，在蓋爾芒特（Guermantes）公館院子裡高低不平的馬路上蹣跚前行時獲得啓示的相似之處。但這好似在持續不斷的努力後，經歷了高強度的緊張、長期的準備之後出現的結果。總之，小說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相反，它以偉大藝術所特有的簡化能力，在一個獨特而純粹的時刻，將所有的前情集中呈現。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努力可以獲得與依靠天賦一樣的東西。只有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中才能獲得靈感，在特定的時刻臻於完美，達到巔峰。實際上，本書很多素材，普魯斯特早已構思過了，胸有成竹。他樂在其中，構思成熟後只需要將這些零零碎碎的素材連接、完善和擴充即可。我們可以在《女囚》（la Prisonnière）一書中致敬巴爾扎克《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一種吐露知心話的語氣：他感受到了那份“陶醉”，當“用一個陌生人和一個父親的目光打量他的作品時，在這部作品中發現了拉斐爾的純潔，在另一部作品中發現了福音書的簡樸。當他給他所有的作品投去回照的光芒時猛然發現，如果這些作品組成一個系列效果會更好，在這個系列中相同的人物可以重新出現，為了銜接這些作品，他給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後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筆。這個整體是後來形成的，但並非仿造的……也許正因為它是後來形成的，是誕生於一個充滿熱情的時刻的整體，所以它才更加真實，在這個時刻，整體是從只需重新聚合的片段中被發現的；整體對自身一無所知，所以它是內在的、非邏輯的，整體沒有擯棄多樣性，沒有把製作擱置一邊”。這段話不是也同樣適用於《追憶似水年華》一書嗎？
總之，普魯斯特的文學感召覺醒得既早又晚。說晚，是只考慮他明確地、不容置疑地、不可避免地意識到他要寫什麼樣的作品，以及作品的題材與意義是什麼時的年齡；從這個方面來說，他的感召覺醒得晚了些。因這本書要回溯他的人生，在最後彌補那折磨人的枯燥無味（對小說的主人公來說是絕對的，對作者來說是相對的）。但說早，是針對那些關注衝動本身，關注純潔的天賦，關注尚未完全發揮自身潛力的人來說的。在這方面，那些年輕的歲月如同保守一個秘密那般，在充滿煙霧的軟木壁房間裡，孕育著充滿希望和承諾的美好夜晚。
這份感召的戲劇性在於呼喚與回應之間的錯位，儘管回應被熱烈地追求。這種錯位貫穿普通人，甚至是藝術家的整個人生，對普魯斯特來說，這是個弱小無助的年齡。這份錯位是如此的漫長，如此的無止境，在作者構建人物和安排故事情節的時候，常常令人絕望，甚至讓人屈從。戲劇性也體現在從普魯斯特年輕時起，他便懷疑自己的命運與志向是否一致，他的志向不外乎是在人類的記憶中永存，也就是所謂的不朽。他也想要成為夏多布里昂（Chareaubriand）否則就誰也不是，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自已很有可能比夏多布里昂差很多，或者僅比誰都不是好一點點。那些用在他身上的世俗意義上的詞彙，“傑出的、吸引人的、才華橫溢的”，使得他對自己的創作能力抱有顧慮。因為他被說服了，並通過所謂的“末流的人”凡德伊、比時、奧克達夫的例子說服我們，世俗的恩惠與天狼星的嚴格要求並不相稱。我們可以想象，他在用華麗的話語展示青春的滋味，在受人追捧的喜悅與放任自己的興致時的悔恨之間躊躇，他對愛的需求總是顯而易見地令他痛苦，這於他而言只是一個徒勞的解脫，只能感受到生命的浪費，愈發遠離生命的真諦。
從年少起，在對查爾斯．哈斯（Charles Haas）的社會威望感到畏懼，艱難地抵御世俗的誘惑的同時，他深知這些小小的優勢——優雅、地位、權勢、名望，這些都無法永存；而查爾斯．哈斯，終究會歸於虛無，只有他，一個微不足道的少年通過把自己加進未來的作品裡，才能稍微抵禦一下，而他現在已然消逝。他清楚地知道，唯一重要的是藝術作品，唯有藝術作品可以確保藝術家從有限的生命中超脫出來。隨後，他只有在清楚地知道了使命的意義、作家的“職責”後，才有力量從沙龍中抽身；他只有在確定了他寫的書的命運後，並確定了自己不是哈斯或斯萬以後，才敢與查爾斯．哈斯的靈魂對話（並非出自原稿，而是在手稿邊緣加人的句子）。
自訂分類：Essay about Pro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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