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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德威的《後遺民寫作》
2023/10/26 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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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德威的《後遺民寫作》
關於遺民以及後遺民的論述雖然已經有點年代遙遠，但個人讀來仍感覺頗有新意，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84972
後遺民寫作
Post-loyalist Writing
作者：王德威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7/11/04
【Excerpt】
〈後遺民寫作〉
海上樓船奏暮笳，傷心桑梓在天涯。
江山錦繡開新國，文武衣冠少故家。
楚客共知哀郢苦，宋人未悔畫淮差。
同來避亂君先返，終老東籬莫怨嗟。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消息傳來，紳民悲憤莫名。有識之士紛紛起而反抗，但難以改變事實。日本殖民勢力席捲臺灣後，不少文人恨作亡國之民，選擇回歸大陸，林朝崧（一八七五—一九一五）便是其中之一。林出身霧峰世家，乙未割臺後先避居泉州，再遊於滬上及其他各地。但對流亡人士而言，中原雖大，卻未必是久居之地。因此臺灣大勢底定後，許多人又有不如歸去之感。
林朝崧原與友人呂厚庵一起內渡，未幾呂欲返回臺灣。離情依依之際，林賦以上所引的詩歌以為送別。跨海南望，但見新國一片錦繡氣象，所謂故舊衣冠，竟如煙消雲散。林朝崧和友人自比放逐天涯的楚客，面對甘願割地偏安的朝廷，並不能苟同。但故鄉是歸或不歸呢？暮色深沉，船聲淒惻，或去或留，人各有志。林朝崧的感慨，躍然紙上。
但在大陸盤桓數年後，林朝崧自己也選擇回到臺灣。他的苦衷，不足為外人道。一九○二年，林創立櫟社，與子姪友人相互唱和。櫟者，朽木也；林自貶之意，不問可知。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是在縱情酒色和抑鬱低迴中度過。林壯年早逝，身後所遺的《無悶草堂詩存》成為唯一吐露他心事的紀錄。
……
林朝崧等人的個案，因此可以成為有意義的線索，讓我們探討現當代臺灣「後」遺民寫作的生成和影響。所謂的「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可以指的是遺「失」，是「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遺「留」。如果遺民已經指向一種時空錯置的徵兆，「後」遺民是此一錯置的解散，或甚至再錯置。兩者都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由此產生的焦慮和欲望，妥協和抗爭，成為當代臺灣文學國族論述的焦點。
一
近年臺灣文學史的研究裡，有關移民及殖民經驗的書寫已經引起廣泛注意。相形之下，遺民意識以及遺民文字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思考。顧名思義，移民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天地：殖民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權力；遺民則逆天命，棄新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之思。但三者互為定義的例子，所在多有。對一個講求安土重遷，傳承歷史的文明而言，不論移民、殖民、還是遺民，都意味著一種身心的大剝離，大捨棄。
臺灣由於當下國族政治情勢使然，移民與殖民的悲情常被大量渲染，遺民意識則被視為保守懷舊的糟粕。但對於嚴肅的臺灣文學及歷史研究者而言，遺民文人所銘刻的家國創痛、歷史糾結，是臺灣主體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由十七世紀的沈光文到十九、二十世紀的丘逢甲、林朝崧，都是值得關注的例子。
……
遺民論述的高峰出現在明末清初。一六四四年，滿人大舉入關，崇禎皇帝自縊，天下易手。改朝換代之際，義不降清的人士形成的遺民勢力，要到數十年後才消散。回顧這些孤臣孽子力挽狂瀾的作為，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的方向。他們或另立共主，企圖恢復舊業（如鄭成功、張煌言）；或退隱山林，追懷往事（如張岱）；或皈依宗教藝術，尋求度托（如石濤、八大山人）；或醇酒美人，自暴自棄（如冒襄）；或著書立說，省思文明存亡續絕之道（如顧炎武、黃宗羲）。但在頌揚遺民氣節的主流研究之外，已有論者提醒我們明清遺民論述虛浮、陰暗的層面。魯迅早就指出遺民可能流為沾名釣譽的「逸民」現象。。趙園在她最近的研究中則更認為，遺民雖以忠烈為名，但行事過猶不及處，竟然反證出晚明士大夫的暴戾之氣。
遺民也有朱舜水、沈光文等投奔海外者。他們的初衷也許只是暫居異鄉，徐圖大舉。但既然遠離中原，他們終將發現歸鄉之路何其迢迢。久而久之，他們落地生根，成為不由自主的移民。
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舊的山河猶待重返，新的土地也有待開墾。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許，臺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晚明清初的遺民雖然耽於亡國之痛，有識之士卻早看出時空轉換後的必然。黃宗羲因而有言「遺民不世襲」——父債不必子還。其實移民又何嘗不是如此。前朝或故國都只能是一代人的紀念。因為多少年後，遺民與移民的後裔勢將成為同一地方的土著。然而有關移民與遺民的記憶、欲望、甚至意識形態，卻未必因此銷聲匿跡。它可以成為國族想像——以及政治鬥爭——的資本；當然，它也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淵源。
……
二
……
乙未割臺的歷史效應，到今天仍然歷歷可見，但因此事件所激發的遺民論述，似乎仍未見太多注意。「遺民」的本義，原來就暗示了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是種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它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已經消失的邊緣上。如上文所述，臺灣上承明鄭遺民傳統，與清廷一向存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日本侵占臺灣，無非更強化臺灣進入殖民的地理政治，無從回返宗主國的現象。被遺棄、割裂自然成為一輩文人念效在效的命題。
而當我們將遺民意識擺在現代情境中談論，則問題更為複雜化。「現代」之為現代，指的就是時間的現在與過去，傳統與革新間的劇烈斷裂。而論者早已指出，現代性的弔詭即在於一方面強調時間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綿不盡的鄉愁；一方面誇張意義、價值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正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晚清士人面對山雨欲來的文明崩裂，曾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震驚。他們已經明白「現代」所帶來的衝擊是如此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後果。這也間接解釋何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皆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文化、精神廢墟。「憑弔」成為時代的氛圍。
是在這一矛盾下，我們要驚覺遺民意識不僅不過時，反而可以提供一個特殊角度，暴露現代性時間觀念的弔詭。「我們回不去了」：站在歷史的廢墟前，現代主體不能不感受到無邊的荒涼，卻必須以回顧過去的不可逆返性，來成就一己獨立蒼茫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現代情境裡，時間的遺民。
因此當乙未文人在日本殖民高壓下演繹遺民姿態，他們已經不自覺的面臨了雙重挑戰。他們緬懷故國或故鄉，固然有孤臣孽子的自覺，但在號稱傳統崩解的現代門檻上，他們對既往時空存在的堅持，更平添一層新的憂疑：因為「遺民傳統」本身的合理性也必須受到挑戰。前述林朝崧的送呂厚庵回臺詩，可以引伸寓言式閱讀。對林而言，臺灣既失，他已經是無家可歸之人。他儼然要自國族的挫敗裡，體味更深一層的，只能誼屬現代主體的漂泊經驗。無論是流寓大陸或是返回家鄉，遺民的身分終將如影隨形。他強烈的失落感與其說來自家國的淪喪，不如說來自精神原鄉的棄守。
前文已經提過，「遺民」的遺字可以有數解：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但遺同時是遺「傳」——傳衍留駐。回顧以往的遺民論述，這三種解釋往往相與為用，然而只有在清末民初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裡，歷史的翻轉才不再只是一朝一代的遞嬗，而有了空前絕後的意義。遺民意識本身因此也必須經歷質變。它未必是封建思想的糟粕，而可以成為主體進入現代，面對時間塌陷，所該肩負的倫理承擔。這一倫理承擔當然有心理學的淵源。傷逝不僅是簡單的悼亡，向過去告別而已。傷逝可以成為一種生命的姿勢，甚或內容，讓有情的主體魂牽夢樂，不得安寧。用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話來說，面對欲望對象的失落，主體不能以哀悼（mourning）的形式，排遣傷痛，反而變本加厲，將失去的對象內化，形成主體本身此恨綿綿的憂傷（melancholia）循環。但此處我強調傷逝也可以是一種選擇，面對時間軌跡中失去的欲望對象，明知不可為而為的選擇。歷史的遺骸既然難以擺脫，遺民的影響也就無從消逝。折衝在遺忘與記憶，棄絕與留傳，除魅與招魂的可能間，有關現代性的兩難於焉顯現。
……
三
……
當我們為後遺民寫作規畫譜系時，最容易聯想到的是眷村文學。眷村作家的父兄曾以血肉捍衛臺灣，但他們自己其實多半沒有經過戰亂。或許正因此，他們的成長經驗見證了「老兵不死」的最大反諷。昔日的聖戰一點點的馴化了，不可動搖的主義動搖了。當島上新血統論興起，「與臺灣共存亡」成了時髦口號時，眷村作家要驚覺，父兄為了臺灣存亡所付出的一切，反而成為原罪起源。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到〈異鄉人〉（遠人），無不寫著軍人子弟的失落與無奈。回顧「主義」「國家」，他們的父兄也許仍然無怨無悔，他們自己卻有了深重的徬徨。他們是一群意外的，遺民紀事的焚祭人。
這其實只是後遺民寫作的起點。循此我們要問，落籍他鄉的僑民如何可能成為遺民的傳人？已經被多重邊緣化的原住民，是否也將成為族裔與文明定義下的遺民？還有，遠離歷史創傷被遮蓋的現場，或因應國族認同目標的轉換，可曾有人憑著後見之明，發現，或發明，自己的遺民身分？更重要的，我認為後遺民寫作所關心的應不再局限於家國、信仰的破碎——那仍然是歷史「大敘述」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在「現代」「惘惘的威脅」下，後遺民寫作更關乎時間軌道的衝撞，文化想像的解體，還有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
上個世紀末離散論述（diasporic theory）曾經成為顯學，後遺民寫作宜乎成為臺灣現象的獨特表徵。對後遺民作家而言，離散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該完不完，或完而不了。最刻骨銘心的離散，來自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還有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時空撩亂，肉身凋零，該記得的怎麼就忘記了，不該想起的怎麼又想起來了？果真如此，死亡到底是離散的句點，還是逗點？
是在這一關口，離散與書寫（或記憶敘事）形成微妙的拉鋸。那斷裂的創傷是講不清，寫不盡的，而書寫總只能寫出後見之明，注定是永恆的悼亡姿勢。然而沒有了書寫，離散也就更難留下任何將被忘記的痕跡了。前面已經談過「遺」的修辭術。「遺」是失去，是後無來者，但「遺」也是流傳，是存亡續絕。藕斷絲連的欲望油然興起，想像的鄉愁開始蔓延。完不了的，我們彷彿聽見作者們喃喃自語著。
……
新世紀裡，臺灣的政治和文化正處於劇烈的盤整階段，各路後遺民論述也方興未艾。環顧已有的文學成績，以下四個例子，朱天心（一九五八—）、舞鶴（一九四八—）、李永平（一九四七—）、駱以軍（一九六七—），可以作為我們持續思考的起點。這四位作家背景各有不同，但在島上政治板塊變動之際，他們都有了身世之感。他們將自己定位在主流之外、之後。或托喻、或自白，他們寫出了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感觸。更有意義的是，他們的作品以反思一己的歷史定位始，卻能將視野擴大，做出更深邃的觀照。
……
我對後遺民寫作的探討將以駱以軍作為結束。與上述三位作家相比，駱以軍其生也晚。鄉土文學論戰打得如火如荼，或神州詩社、三三集刊高唱文化中國的歲月，他沒能趕上，更何況再早一代「新遺民」作家引領文壇風騷的日子。駱以軍出道時，臺灣已進入後現代風潮。或許因此，他早期的作品免不了玩忽後設的風格。但駱也別有所圖。他對生命中曖昧難堪的場面，有不能自已的好奇，而且每每以自曝其短為代價。他以自己的身體為輻輳點，寫欲望的狂縱，暴力和死亡威脅的無所不在，陰陽怪氣，卻又充滿焦慮感傷。
駱以軍出身外省第二代的公教家庭。他的作品像是《月球姓氏》、《遠方》等，都觸及外省聚落、兩岸家庭等題材，因此容易被貼上標籤。駱以軍也的確用心寫出一個世代落寞而又荒謬的感受。《遠方》中，他是奔赴大陸，照顧父親的臺灣兒子。他與家鄉的「老人哥哥」一起為父親把屎把尿，最後把龐大的病體運回臺灣。〈月球姓氏》中，他是迷路的小孩，走遍臺北回不了家。最後他來到一個廢墟般的所在。月黑風高，仔細看去，才發現自己是站在中正紀念堂的工地上。
駱以軍的風格讓我們聯想到朱天心，後者也的確是他私淑的對象。但以後遺民的立場而論，兩人頗有不同。朱天心對時移事往的必然，有不能自己的怨熟悲涼。不論她如何穿梭前世今生，她對時間的不可逆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崩毀，常懷憂思。看駱以軍的作品，我們不太容易理出時間前進或後退的頭緒。他當然驚覺時間的玩忽殘酷，為之焦慮不已，但他缺乏朱天心振振有辭的名目，以致不能理直氣壯。不為別的，時間、意義的毀壞打從頭開始就是他書寫的癥結。
這是駱以軍後遺民敘事的起點。黃錦樹曾以〈棄的故事〉來綜論駱以軍的敘事、時間美學加。相對於遺民的「遺」，駱以軍所耿耿於懷的是「棄」，一種莫可名狀的被拋擲、廢離的境況。時間成為棄與被棄的見證，書寫正是棄與被棄的軌跡。創傷於是必須被看作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存在條件。
……
這個時代的政治如此眾聲喧嘩，卻無不以簡化歷史為目的。語言與權力的交相為用，莫此為甚。而在政客不知所云的時刻，文學史論者或者仍能夠化簡為繁，記起我們已經忘記的，提醒我們原不該想起的。後遺民寫作的形式不同，但所觸及的命題無他，就是有關時間、有關記憶的政治學。
我以二十世紀初的詩人林朝崧的遺民詩展開討論。結束本文，不妨以駱以軍的詩作〈棄的故事〉選段，作為我們持續辯證後遺民寫作的例子：
如果遺棄是一種姿勢，
是我蜷自閉目坐於母胎便決定的
姿勢
是一種將己身遺落於途
以證明自己曾經走過或正在走過的姿勢
則不斷遺棄的，
其實是最貪婪的，
妄圖以回憶躡足
擴張詩的領地。
關於遺民以及後遺民的論述雖然已經有點年代遙遠，但個人讀來仍感覺頗有新意，以下摘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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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民寫作
Post-loyalist Writing
作者：王德威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7/11/04
【Excerpt】
〈後遺民寫作〉
海上樓船奏暮笳，傷心桑梓在天涯。
江山錦繡開新國，文武衣冠少故家。
楚客共知哀郢苦，宋人未悔畫淮差。
同來避亂君先返，終老東籬莫怨嗟。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消息傳來，紳民悲憤莫名。有識之士紛紛起而反抗，但難以改變事實。日本殖民勢力席捲臺灣後，不少文人恨作亡國之民，選擇回歸大陸，林朝崧（一八七五—一九一五）便是其中之一。林出身霧峰世家，乙未割臺後先避居泉州，再遊於滬上及其他各地。但對流亡人士而言，中原雖大，卻未必是久居之地。因此臺灣大勢底定後，許多人又有不如歸去之感。
林朝崧原與友人呂厚庵一起內渡，未幾呂欲返回臺灣。離情依依之際，林賦以上所引的詩歌以為送別。跨海南望，但見新國一片錦繡氣象，所謂故舊衣冠，竟如煙消雲散。林朝崧和友人自比放逐天涯的楚客，面對甘願割地偏安的朝廷，並不能苟同。但故鄉是歸或不歸呢？暮色深沉，船聲淒惻，或去或留，人各有志。林朝崧的感慨，躍然紙上。
但在大陸盤桓數年後，林朝崧自己也選擇回到臺灣。他的苦衷，不足為外人道。一九○二年，林創立櫟社，與子姪友人相互唱和。櫟者，朽木也；林自貶之意，不問可知。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是在縱情酒色和抑鬱低迴中度過。林壯年早逝，身後所遺的《無悶草堂詩存》成為唯一吐露他心事的紀錄。
……
林朝崧等人的個案，因此可以成為有意義的線索，讓我們探討現當代臺灣「後」遺民寫作的生成和影響。所謂的「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可以指的是遺「失」，是「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遺「留」。如果遺民已經指向一種時空錯置的徵兆，「後」遺民是此一錯置的解散，或甚至再錯置。兩者都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由此產生的焦慮和欲望，妥協和抗爭，成為當代臺灣文學國族論述的焦點。
一
近年臺灣文學史的研究裡，有關移民及殖民經驗的書寫已經引起廣泛注意。相形之下，遺民意識以及遺民文字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思考。顧名思義，移民背井離鄉，另覓安身立命的天地：殖民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權力；遺民則逆天命，棄新朝，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之思。但三者互為定義的例子，所在多有。對一個講求安土重遷，傳承歷史的文明而言，不論移民、殖民、還是遺民，都意味著一種身心的大剝離，大捨棄。
臺灣由於當下國族政治情勢使然，移民與殖民的悲情常被大量渲染，遺民意識則被視為保守懷舊的糟粕。但對於嚴肅的臺灣文學及歷史研究者而言，遺民文人所銘刻的家國創痛、歷史糾結，是臺灣主體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由十七世紀的沈光文到十九、二十世紀的丘逢甲、林朝崧，都是值得關注的例子。
……
遺民論述的高峰出現在明末清初。一六四四年，滿人大舉入關，崇禎皇帝自縊，天下易手。改朝換代之際，義不降清的人士形成的遺民勢力，要到數十年後才消散。回顧這些孤臣孽子力挽狂瀾的作為，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的方向。他們或另立共主，企圖恢復舊業（如鄭成功、張煌言）；或退隱山林，追懷往事（如張岱）；或皈依宗教藝術，尋求度托（如石濤、八大山人）；或醇酒美人，自暴自棄（如冒襄）；或著書立說，省思文明存亡續絕之道（如顧炎武、黃宗羲）。但在頌揚遺民氣節的主流研究之外，已有論者提醒我們明清遺民論述虛浮、陰暗的層面。魯迅早就指出遺民可能流為沾名釣譽的「逸民」現象。。趙園在她最近的研究中則更認為，遺民雖以忠烈為名，但行事過猶不及處，竟然反證出晚明士大夫的暴戾之氣。
遺民也有朱舜水、沈光文等投奔海外者。他們的初衷也許只是暫居異鄉，徐圖大舉。但既然遠離中原，他們終將發現歸鄉之路何其迢迢。久而久之，他們落地生根，成為不由自主的移民。
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舊的山河猶待重返，新的土地也有待開墾。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許，臺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晚明清初的遺民雖然耽於亡國之痛，有識之士卻早看出時空轉換後的必然。黃宗羲因而有言「遺民不世襲」——父債不必子還。其實移民又何嘗不是如此。前朝或故國都只能是一代人的紀念。因為多少年後，遺民與移民的後裔勢將成為同一地方的土著。然而有關移民與遺民的記憶、欲望、甚至意識形態，卻未必因此銷聲匿跡。它可以成為國族想像——以及政治鬥爭——的資本；當然，它也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淵源。
……
二
……
乙未割臺的歷史效應，到今天仍然歷歷可見，但因此事件所激發的遺民論述，似乎仍未見太多注意。「遺民」的本義，原來就暗示了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是種事過境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它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已經消失的邊緣上。如上文所述，臺灣上承明鄭遺民傳統，與清廷一向存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日本侵占臺灣，無非更強化臺灣進入殖民的地理政治，無從回返宗主國的現象。被遺棄、割裂自然成為一輩文人念效在效的命題。
而當我們將遺民意識擺在現代情境中談論，則問題更為複雜化。「現代」之為現代，指的就是時間的現在與過去，傳統與革新間的劇烈斷裂。而論者早已指出，現代性的弔詭即在於一方面強調時間斷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綿綿不盡的鄉愁；一方面誇張意義、價值前無來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正本清源、或追求終極目的的誘惑。晚清士人面對山雨欲來的文明崩裂，曾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震驚。他們已經明白「現代」所帶來的衝擊是如此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後果。這也間接解釋何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皆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文化、精神廢墟。「憑弔」成為時代的氛圍。
是在這一矛盾下，我們要驚覺遺民意識不僅不過時，反而可以提供一個特殊角度，暴露現代性時間觀念的弔詭。「我們回不去了」：站在歷史的廢墟前，現代主體不能不感受到無邊的荒涼，卻必須以回顧過去的不可逆返性，來成就一己獨立蒼茫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現代情境裡，時間的遺民。
因此當乙未文人在日本殖民高壓下演繹遺民姿態，他們已經不自覺的面臨了雙重挑戰。他們緬懷故國或故鄉，固然有孤臣孽子的自覺，但在號稱傳統崩解的現代門檻上，他們對既往時空存在的堅持，更平添一層新的憂疑：因為「遺民傳統」本身的合理性也必須受到挑戰。前述林朝崧的送呂厚庵回臺詩，可以引伸寓言式閱讀。對林而言，臺灣既失，他已經是無家可歸之人。他儼然要自國族的挫敗裡，體味更深一層的，只能誼屬現代主體的漂泊經驗。無論是流寓大陸或是返回家鄉，遺民的身分終將如影隨形。他強烈的失落感與其說來自家國的淪喪，不如說來自精神原鄉的棄守。
前文已經提過，「遺民」的遺字可以有數解：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但遺同時是遺「傳」——傳衍留駐。回顧以往的遺民論述，這三種解釋往往相與為用，然而只有在清末民初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裡，歷史的翻轉才不再只是一朝一代的遞嬗，而有了空前絕後的意義。遺民意識本身因此也必須經歷質變。它未必是封建思想的糟粕，而可以成為主體進入現代，面對時間塌陷，所該肩負的倫理承擔。這一倫理承擔當然有心理學的淵源。傷逝不僅是簡單的悼亡，向過去告別而已。傷逝可以成為一種生命的姿勢，甚或內容，讓有情的主體魂牽夢樂，不得安寧。用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話來說，面對欲望對象的失落，主體不能以哀悼（mourning）的形式，排遣傷痛，反而變本加厲，將失去的對象內化，形成主體本身此恨綿綿的憂傷（melancholia）循環。但此處我強調傷逝也可以是一種選擇，面對時間軌跡中失去的欲望對象，明知不可為而為的選擇。歷史的遺骸既然難以擺脫，遺民的影響也就無從消逝。折衝在遺忘與記憶，棄絕與留傳，除魅與招魂的可能間，有關現代性的兩難於焉顯現。
……
三
……
當我們為後遺民寫作規畫譜系時，最容易聯想到的是眷村文學。眷村作家的父兄曾以血肉捍衛臺灣，但他們自己其實多半沒有經過戰亂。或許正因此，他們的成長經驗見證了「老兵不死」的最大反諷。昔日的聖戰一點點的馴化了，不可動搖的主義動搖了。當島上新血統論興起，「與臺灣共存亡」成了時髦口號時，眷村作家要驚覺，父兄為了臺灣存亡所付出的一切，反而成為原罪起源。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到〈異鄉人〉（遠人），無不寫著軍人子弟的失落與無奈。回顧「主義」「國家」，他們的父兄也許仍然無怨無悔，他們自己卻有了深重的徬徨。他們是一群意外的，遺民紀事的焚祭人。
這其實只是後遺民寫作的起點。循此我們要問，落籍他鄉的僑民如何可能成為遺民的傳人？已經被多重邊緣化的原住民，是否也將成為族裔與文明定義下的遺民？還有，遠離歷史創傷被遮蓋的現場，或因應國族認同目標的轉換，可曾有人憑著後見之明，發現，或發明，自己的遺民身分？更重要的，我認為後遺民寫作所關心的應不再局限於家國、信仰的破碎——那仍然是歷史「大敘述」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在「現代」「惘惘的威脅」下，後遺民寫作更關乎時間軌道的衝撞，文化想像的解體，還有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
上個世紀末離散論述（diasporic theory）曾經成為顯學，後遺民寫作宜乎成為臺灣現象的獨特表徵。對後遺民作家而言，離散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該完不完，或完而不了。最刻骨銘心的離散，來自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還有一切終歸徒然的恐懼。時空撩亂，肉身凋零，該記得的怎麼就忘記了，不該想起的怎麼又想起來了？果真如此，死亡到底是離散的句點，還是逗點？
是在這一關口，離散與書寫（或記憶敘事）形成微妙的拉鋸。那斷裂的創傷是講不清，寫不盡的，而書寫總只能寫出後見之明，注定是永恆的悼亡姿勢。然而沒有了書寫，離散也就更難留下任何將被忘記的痕跡了。前面已經談過「遺」的修辭術。「遺」是失去，是後無來者，但「遺」也是流傳，是存亡續絕。藕斷絲連的欲望油然興起，想像的鄉愁開始蔓延。完不了的，我們彷彿聽見作者們喃喃自語著。
……
新世紀裡，臺灣的政治和文化正處於劇烈的盤整階段，各路後遺民論述也方興未艾。環顧已有的文學成績，以下四個例子，朱天心（一九五八—）、舞鶴（一九四八—）、李永平（一九四七—）、駱以軍（一九六七—），可以作為我們持續思考的起點。這四位作家背景各有不同，但在島上政治板塊變動之際，他們都有了身世之感。他們將自己定位在主流之外、之後。或托喻、或自白，他們寫出了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感觸。更有意義的是，他們的作品以反思一己的歷史定位始，卻能將視野擴大，做出更深邃的觀照。
……
我對後遺民寫作的探討將以駱以軍作為結束。與上述三位作家相比，駱以軍其生也晚。鄉土文學論戰打得如火如荼，或神州詩社、三三集刊高唱文化中國的歲月，他沒能趕上，更何況再早一代「新遺民」作家引領文壇風騷的日子。駱以軍出道時，臺灣已進入後現代風潮。或許因此，他早期的作品免不了玩忽後設的風格。但駱也別有所圖。他對生命中曖昧難堪的場面，有不能自已的好奇，而且每每以自曝其短為代價。他以自己的身體為輻輳點，寫欲望的狂縱，暴力和死亡威脅的無所不在，陰陽怪氣，卻又充滿焦慮感傷。
駱以軍出身外省第二代的公教家庭。他的作品像是《月球姓氏》、《遠方》等，都觸及外省聚落、兩岸家庭等題材，因此容易被貼上標籤。駱以軍也的確用心寫出一個世代落寞而又荒謬的感受。《遠方》中，他是奔赴大陸，照顧父親的臺灣兒子。他與家鄉的「老人哥哥」一起為父親把屎把尿，最後把龐大的病體運回臺灣。〈月球姓氏》中，他是迷路的小孩，走遍臺北回不了家。最後他來到一個廢墟般的所在。月黑風高，仔細看去，才發現自己是站在中正紀念堂的工地上。
駱以軍的風格讓我們聯想到朱天心，後者也的確是他私淑的對象。但以後遺民的立場而論，兩人頗有不同。朱天心對時移事往的必然，有不能自己的怨熟悲涼。不論她如何穿梭前世今生，她對時間的不可逆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崩毀，常懷憂思。看駱以軍的作品，我們不太容易理出時間前進或後退的頭緒。他當然驚覺時間的玩忽殘酷，為之焦慮不已，但他缺乏朱天心振振有辭的名目，以致不能理直氣壯。不為別的，時間、意義的毀壞打從頭開始就是他書寫的癥結。
這是駱以軍後遺民敘事的起點。黃錦樹曾以〈棄的故事〉來綜論駱以軍的敘事、時間美學加。相對於遺民的「遺」，駱以軍所耿耿於懷的是「棄」，一種莫可名狀的被拋擲、廢離的境況。時間成為棄與被棄的見證，書寫正是棄與被棄的軌跡。創傷於是必須被看作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存在條件。
……
這個時代的政治如此眾聲喧嘩，卻無不以簡化歷史為目的。語言與權力的交相為用，莫此為甚。而在政客不知所云的時刻，文學史論者或者仍能夠化簡為繁，記起我們已經忘記的，提醒我們原不該想起的。後遺民寫作的形式不同，但所觸及的命題無他，就是有關時間、有關記憶的政治學。
我以二十世紀初的詩人林朝崧的遺民詩展開討論。結束本文，不妨以駱以軍的詩作〈棄的故事〉選段，作為我們持續辯證後遺民寫作的例子：
如果遺棄是一種姿勢，
是我蜷自閉目坐於母胎便決定的
姿勢
是一種將己身遺落於途
以證明自己曾經走過或正在走過的姿勢
則不斷遺棄的，
其實是最貪婪的，
妄圖以回憶躡足
擴張詩的領地。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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