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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2023/08/08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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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續讀王德威主編的相關作品，找到這本《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其中有多位學者談論夏志清，也談論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因而，除了魯迅和張愛玲以外，凌叔華、蕭紅、端木蕻良……其實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家。
以下挑選一篇談論張愛玲的文章，相信蠻多讀友應該會很有興趣。
另外，本書收錄劉紹銘的〈張愛玲的中英互譯〉以及附錄一篇〈輪迴轉生：試論作者自譯之得失〉相當精彩，不容錯過，可惜的是整篇文章約有20幾頁，實在難以摘要，就請大家自行找書出來閱讀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4060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作者：李歐梵等 , 王德威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0/10/13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先生主編，召集及彙整了目前在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中國的漢學界卓然有成的26位學者專家們，以各自的專業領域呈現出夏志清先生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變與不變，延伸與延異（演繹），播散與推陳出新，開創了「後夏志清時代」的文學典範。他們的參照、辯難、反思，在在凸顯了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上的開創之功。本書在夏志清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裡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全書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專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路數，但他們所念玆在玆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承載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的脈絡。
【Excerpt】
〈浮世悲歡，此中有人〉
——重讀張愛玲 / 宋明煒
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中以多於魯迅近兩倍的篇幅論述張愛玲的小說創作，毫不含糊地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書中「張愛玲」這一章，初稿寫於一九五六年，第二年即由夏濟安先生翻譯成兩篇中文論文，分別以〈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為題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上。這兩篇文章影響深遠，使曾經與中國現代文學一度隔絕的台灣新一代作家重新發現張愛玲，催生出戰時上海以外的第一批「張迷」。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後，如王德威所說，「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她在此後五十年間被崇拜、愛戀、模仿的過程中，變成現代文學譜系中的重要影響源頭。而隨著夏志清小說史在美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不斷出版、再版，曾被認為在文壇中無可安放的張愛玲，也正式而隆重地進入了文學史。
夏志清評說張愛玲，依據的是李維斯式「偉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經典文學尺度，奧斯汀（Jane Austin）、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喬治．艾略特（T. S. Eliot）、喬伊斯（James Joyce）、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這些西方名家，常被引用作為參照，藉以佐證張愛玲的優秀。在夏志清看來，與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受困於「感時憂國」的道德情結、因而損傷創作想像力的情形不同，張愛玲的長處在於「意象的繁複和豐富，她的歷史感，她的處理人情風俗的熟練，她對於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發」；她寫出普通人的弱點、病態、心理的微妙，又以感性的方式復原殘酷人生中的人性尊嚴。在夏志清的解讀中，曹七巧、聶傳慶、月香這些人物，既體現中國式的悲劇，同時也精妙動人地再現人生普遍的善惡與情欲。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把張愛玲放在世界文學的參照系中，並不意味著他總以西方文學為最高指標。例如，他把《秧歌》、《赤地之戀》與兩部早被經典化的政治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相比較，認為張愛玲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那是西方反共小說的通病」。而張愛玲的著眼點是：「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制度下，無援無助地，為著保存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愛心和忠誠而掙扎。」
……
我們今天應該如何面對張愛玲——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意味著文學研究界自身的反省。自夏志清小說史問世以來，到今天，張愛玲研究已成顯學；這裡不可能羅列「張學」的所有重要成果，我僅想以兩例來說明對張愛玲的再評價對於重審現代性、重寫文學史所具有的啟示意義。第一個例子是李歐梵把張愛玲的小說散文放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加以解讀，他因之強調張愛玲筆下戰時上海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張愛玲獨特的蒼涼美學。張愛玲的文體在此獲得另一種寓言性——永遠在稍縱即逝之中的「現時」的灰燼。李歐梵對張愛玲的再解讀，是借用與夏志清傳統人文論述迥然不同的後現代話語，在中國現代宏大政治／歷史的「廢墟」之上，透過張愛玲的視界，捕獲具有實感的「現代性」的吉光片羽，從中探尋「現代性」的另類時空表述。李歐梵算得上是超級「張迷」——他甚至親自寫了一本小說《范柳原懺情錄》來延續〈傾城之戀〉主人公的故事；評述張愛玲，成了李歐梵對中國現代性問題反省的基點之一，他由此重構超越傳統單一線形模式的現代歷史敘述。
另一個例子是陳思和以張愛玲為個案，藉此考察「民間」在現代都市文化建構中的表現形態。陳思和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啟蒙理想遭受挫折的時候，提出「民間」的概念，將其界定為一種貼近生活世界自在形態的非官方的價值取向。民間既構成主流權力之外的文化空間，同時也是藏污納垢的所在；尤其因為民間在都市中的虛擬性，它往往是民眾怯懦苟安心理的依託。在民間的意義上來評價張愛玲，一方面解釋了她對市民階層讀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匯出對張愛玲或「張愛玲現象」的批判。陳思和認為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被接受過程中暴露出都市民間的妥協和虛浮，當這種文化現象「喪失了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參與，其虛無情緒就會變本加厲」。這一批評尤其指向當代中國文化轉型過程裡人文精神的衰落與商業文化的粗鄙——正是在這過程中，「張愛玲熱」抽空了她作品中的美學價值，而將其變成了流行坊間的現代讀物。
這兩種觀點的出發點和表述方式都不同，但又實有相通之處，他們都是通過評析張愛玲的文字，投亮於現代文學主流話語之外的文化空間。事實上，無論學者有怎樣的品評批判，我們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說，曾經為大多數文學史家忽視或輕視的張愛玲，與魯迅、沈從文相似，早已成為我們反省、重審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基本立足點之一。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二○○○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張愛玲研討會上所說：「在我寫了有關張愛玲這一章後幾十年，不知怎麼地歷史的發展就站在我這一邊。」夏志清的發掘與評薦，使張愛玲與我們都有了關聯。
二
我在大四那年系統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和生平資料，開始寫一本《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寫到一半時，張愛玲逝世的消息傳到國內，一時之間，「張愛玲」成了文壇最重要的話題。因為張愛玲的離世，此書的上海版得以擴充篇幅，並確定了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張愛玲從虛無中生，在虛無中死。現在想來，張愛玲對當時的我（一個迷戀張愛玲的文學青年）來說，大概就是一個面向虛無寫作的現代主義作家：面對虛無的深淵，她編織文字的華麗帷幕，但無論表面多麼華麗，背後還是虛空。就像她說《金瓶梅》、《紅樓夢》裡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寫書的過程，讓我既興奮，又傷心。我有時弄不清自己是在寫張愛玲，還是以反諸自身的方式來想像人生。她在〈燼餘錄〉結尾處寫：「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
張愛玲的成長過程多有不測，雖在日據時期有過短暫的絢爛，卻又適逢亂世多擾，可以說她在三十歲那年，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淡出」。夏志清「發現」張愛玲，時在一九五○年代，當時張愛玲已經移居美國。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九五年她病逝於洛杉磯，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讀者熟悉的張愛玲形象基本上仍舊建立在她的早期作品之上。這個形象，正如她請炎櫻為《傳奇》增訂本繪製的封面畫，細緻精巧的晚清仕女圖，看似寧靜、殷實的傳統人家，突兀地探進來一個沒有面目的現代人形——她如幽靈般地浮現在具體物件組成的現實中，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或者說，她是浮世中「一個空洞的『張看』（gaze）位置」。《傳奇》各篇小說的敘事細密繁複，如同這畫面中寫實的室內景致，而看透這細緻具象背後的虛無，卻也透現出敘事主體的魍魎目光。〈流言〉中的「我」殷殷切切地要「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著實是在感到生活不對到恐怖的地步時，「為要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卻正如她的喜歡吃甜爛之物，喜好喝濃湯，喜歡吃牛奶的泡沫，愛聞油漆味、汽油味、香暖嗆人的煙味、霧的輕微的霉味、雨打濕的灰塵味、燒糊的牛奶味……這些看似怪癖的喜好，正表明她希冀用官能的實感來確定自己在物質世界中的實存，反而透露出主體的虛妄。張愛玲在文字中經營的世界也未嘗不是如此：她偏愛使用的敘述「框架」，如點一爐沉香屑（〈沉香屑 第一爐香〉），沏一壺茉莉香片（〈茉莉香片〉），聽咿咿呀呀的胡琴聲（〈傾城之戀〉），讓一段段細密寫實的生活情景，化為「傳奇」——傳奇裡的人與物細節畢露，卻終究是在「張看」之下顯出魅影重重。
……
在此，值得再引一次她藉由「五四運動」的比喻來描述音樂時透露出的「人給裹在歷史中」的感受：「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喊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誰抗拒得了這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張愛玲自己的聲音是否在「現代性」的敘事之內或之外，也許無關緊要，她也不關心吧！——她喜歡的，是「此中有人」的夜營裡的喇叭：「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於超人的境界，唯有在完美的技藝裡，那終日紛呶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純熟的手藝裡，有掙扎，有焦愁，有慌亂，有冒險，所以「人的成分」特別的濃厚。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三
上海時期的張愛玲以奇裝炫人，又以身世、愛情和絕世的才華，把自己變成了「傳奇」。但傳奇不妨是有意經營的「表面」，傳奇背後的人反而變得面目不清。越到後來，越是如此。一九七一年，張愛玲離開加州大學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從此完全退出公眾視野，過了二十四年的隱居生活，直到死；與此同時，「張愛玲熱」燒遍海峽兩岸，張愛玲「傳奇」愈演愈烈。但關於張愛玲其人，我們真正知道什麼呢？
張愛玲生前出版的小說，絕少有明顯的自傳成分——或許除了《十八春》中曼楨被囚的部分。但「聽來的」家族故事的痕跡較重，如〈紅玫瑰與白玫瑰〉在《雜誌》月刊開載時所道白的那樣（收入《傳奇》增訂本時，這段開場白被刪去）。她身後出版的作品，卻展開了張愛玲版的「追憶逝水年華」。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秋天出版的《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還有去年問世的《小團圓》，連貫地再現了張愛玲三十歲以前的生活經歷。《雷峰塔》與《易經》寫於一九五、六〇年代，前者描述她童年時期的家庭生活，後者寫她在香港讀書和經歷港戰的遭遇。《小團圓》與另兩部小說都有重合，但重點已是港戰之後她在上海的生活經歷，包括與胡蘭成（小說中化名邵之雍）的關係。或許因為曾經寫過張愛玲的傳記，我在閱讀《雷峰塔》和《小團圓》時（《易經》還沒有看到），心時常怦然而動——有數不清的細節，都似曾相識，或是可以在張愛玲本人的散文作品、其他人的記述中得到驗證，或曾以隱蔽的方式進入過她的小說敘述，就像她在〈私語〉裡寫過女傭張干藏的柿子，它被大家都忘記了，直到爛成一泡水，唯有張愛玲心心念念，獨守著祕密的牽掛。這段情節在《雷峰塔》裡又出現一遍，小女孩難捱的訴說衝動，再一次躍然紙上。
……
從《雷峰塔》到《小團圓》，張愛玲一段一段寫出親歷的浮世悲歡，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再次改寫了張愛玲的文學意義。她讓過去的韶光重現，既是重訂自己的傳奇，也是通過招魂的方式，實現了為文學祛魅的效果——祛「張愛玲」自己的魅。或者說，她告訴我們，「張愛玲」不是我們以為知道的那個人，傳奇也不只是繁花似錦的「表面」文章。作為「表面」的張愛玲文學可以接受無盡的解釋和演繹，納入現代或者「不」現代的大小敘事——傳奇本來就是神話；但在表面之下，那個沒有面孔的人形有了面目、心情，她在「張看」自己：「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續讀王德威主編的相關作品，找到這本《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其中有多位學者談論夏志清，也談論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因而，除了魯迅和張愛玲以外，凌叔華、蕭紅、端木蕻良……其實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家。
以下挑選一篇談論張愛玲的文章，相信蠻多讀友應該會很有興趣。
另外，本書收錄劉紹銘的〈張愛玲的中英互譯〉以及附錄一篇〈輪迴轉生：試論作者自譯之得失〉相當精彩，不容錯過，可惜的是整篇文章約有20幾頁，實在難以摘要，就請大家自行找書出來閱讀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4060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作者：李歐梵等 , 王德威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0/10/13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先生主編，召集及彙整了目前在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中國的漢學界卓然有成的26位學者專家們，以各自的專業領域呈現出夏志清先生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變與不變，延伸與延異（演繹），播散與推陳出新，開創了「後夏志清時代」的文學典範。他們的參照、辯難、反思，在在凸顯了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上的開創之功。本書在夏志清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裡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全書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專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路數，但他們所念玆在玆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承載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的脈絡。
【Excerpt】
〈浮世悲歡，此中有人〉
——重讀張愛玲 / 宋明煒
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中以多於魯迅近兩倍的篇幅論述張愛玲的小說創作，毫不含糊地稱「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書中「張愛玲」這一章，初稿寫於一九五六年，第二年即由夏濟安先生翻譯成兩篇中文論文，分別以〈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為題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上。這兩篇文章影響深遠，使曾經與中國現代文學一度隔絕的台灣新一代作家重新發現張愛玲，催生出戰時上海以外的第一批「張迷」。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後，如王德威所說，「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她在此後五十年間被崇拜、愛戀、模仿的過程中，變成現代文學譜系中的重要影響源頭。而隨著夏志清小說史在美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不斷出版、再版，曾被認為在文壇中無可安放的張愛玲，也正式而隆重地進入了文學史。
夏志清評說張愛玲，依據的是李維斯式「偉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經典文學尺度，奧斯汀（Jane Austin）、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喬治．艾略特（T. S. Eliot）、喬伊斯（James Joyce）、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這些西方名家，常被引用作為參照，藉以佐證張愛玲的優秀。在夏志清看來，與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受困於「感時憂國」的道德情結、因而損傷創作想像力的情形不同，張愛玲的長處在於「意象的繁複和豐富，她的歷史感，她的處理人情風俗的熟練，她對於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發」；她寫出普通人的弱點、病態、心理的微妙，又以感性的方式復原殘酷人生中的人性尊嚴。在夏志清的解讀中，曹七巧、聶傳慶、月香這些人物，既體現中國式的悲劇，同時也精妙動人地再現人生普遍的善惡與情欲。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把張愛玲放在世界文學的參照系中，並不意味著他總以西方文學為最高指標。例如，他把《秧歌》、《赤地之戀》與兩部早被經典化的政治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相比較，認為張愛玲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那是西方反共小說的通病」。而張愛玲的著眼點是：「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制度下，無援無助地，為著保存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愛心和忠誠而掙扎。」
……
我們今天應該如何面對張愛玲——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意味著文學研究界自身的反省。自夏志清小說史問世以來，到今天，張愛玲研究已成顯學；這裡不可能羅列「張學」的所有重要成果，我僅想以兩例來說明對張愛玲的再評價對於重審現代性、重寫文學史所具有的啟示意義。第一個例子是李歐梵把張愛玲的小說散文放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加以解讀，他因之強調張愛玲筆下戰時上海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張愛玲獨特的蒼涼美學。張愛玲的文體在此獲得另一種寓言性——永遠在稍縱即逝之中的「現時」的灰燼。李歐梵對張愛玲的再解讀，是借用與夏志清傳統人文論述迥然不同的後現代話語，在中國現代宏大政治／歷史的「廢墟」之上，透過張愛玲的視界，捕獲具有實感的「現代性」的吉光片羽，從中探尋「現代性」的另類時空表述。李歐梵算得上是超級「張迷」——他甚至親自寫了一本小說《范柳原懺情錄》來延續〈傾城之戀〉主人公的故事；評述張愛玲，成了李歐梵對中國現代性問題反省的基點之一，他由此重構超越傳統單一線形模式的現代歷史敘述。
另一個例子是陳思和以張愛玲為個案，藉此考察「民間」在現代都市文化建構中的表現形態。陳思和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啟蒙理想遭受挫折的時候，提出「民間」的概念，將其界定為一種貼近生活世界自在形態的非官方的價值取向。民間既構成主流權力之外的文化空間，同時也是藏污納垢的所在；尤其因為民間在都市中的虛擬性，它往往是民眾怯懦苟安心理的依託。在民間的意義上來評價張愛玲，一方面解釋了她對市民階層讀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匯出對張愛玲或「張愛玲現象」的批判。陳思和認為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和被接受過程中暴露出都市民間的妥協和虛浮，當這種文化現象「喪失了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參與，其虛無情緒就會變本加厲」。這一批評尤其指向當代中國文化轉型過程裡人文精神的衰落與商業文化的粗鄙——正是在這過程中，「張愛玲熱」抽空了她作品中的美學價值，而將其變成了流行坊間的現代讀物。
這兩種觀點的出發點和表述方式都不同，但又實有相通之處，他們都是通過評析張愛玲的文字，投亮於現代文學主流話語之外的文化空間。事實上，無論學者有怎樣的品評批判，我們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說，曾經為大多數文學史家忽視或輕視的張愛玲，與魯迅、沈從文相似，早已成為我們反省、重審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基本立足點之一。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二○○○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張愛玲研討會上所說：「在我寫了有關張愛玲這一章後幾十年，不知怎麼地歷史的發展就站在我這一邊。」夏志清的發掘與評薦，使張愛玲與我們都有了關聯。
二
我在大四那年系統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和生平資料，開始寫一本《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寫到一半時，張愛玲逝世的消息傳到國內，一時之間，「張愛玲」成了文壇最重要的話題。因為張愛玲的離世，此書的上海版得以擴充篇幅，並確定了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張愛玲從虛無中生，在虛無中死。現在想來，張愛玲對當時的我（一個迷戀張愛玲的文學青年）來說，大概就是一個面向虛無寫作的現代主義作家：面對虛無的深淵，她編織文字的華麗帷幕，但無論表面多麼華麗，背後還是虛空。就像她說《金瓶梅》、《紅樓夢》裡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寫書的過程，讓我既興奮，又傷心。我有時弄不清自己是在寫張愛玲，還是以反諸自身的方式來想像人生。她在〈燼餘錄〉結尾處寫：「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
張愛玲的成長過程多有不測，雖在日據時期有過短暫的絢爛，卻又適逢亂世多擾，可以說她在三十歲那年，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淡出」。夏志清「發現」張愛玲，時在一九五○年代，當時張愛玲已經移居美國。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九五年她病逝於洛杉磯，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讀者熟悉的張愛玲形象基本上仍舊建立在她的早期作品之上。這個形象，正如她請炎櫻為《傳奇》增訂本繪製的封面畫，細緻精巧的晚清仕女圖，看似寧靜、殷實的傳統人家，突兀地探進來一個沒有面目的現代人形——她如幽靈般地浮現在具體物件組成的現實中，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或者說，她是浮世中「一個空洞的『張看』（gaze）位置」。《傳奇》各篇小說的敘事細密繁複，如同這畫面中寫實的室內景致，而看透這細緻具象背後的虛無，卻也透現出敘事主體的魍魎目光。〈流言〉中的「我」殷殷切切地要「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著實是在感到生活不對到恐怖的地步時，「為要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卻正如她的喜歡吃甜爛之物，喜好喝濃湯，喜歡吃牛奶的泡沫，愛聞油漆味、汽油味、香暖嗆人的煙味、霧的輕微的霉味、雨打濕的灰塵味、燒糊的牛奶味……這些看似怪癖的喜好，正表明她希冀用官能的實感來確定自己在物質世界中的實存，反而透露出主體的虛妄。張愛玲在文字中經營的世界也未嘗不是如此：她偏愛使用的敘述「框架」，如點一爐沉香屑（〈沉香屑 第一爐香〉），沏一壺茉莉香片（〈茉莉香片〉），聽咿咿呀呀的胡琴聲（〈傾城之戀〉），讓一段段細密寫實的生活情景，化為「傳奇」——傳奇裡的人與物細節畢露，卻終究是在「張看」之下顯出魅影重重。
……
在此，值得再引一次她藉由「五四運動」的比喻來描述音樂時透露出的「人給裹在歷史中」的感受：「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喊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誰抗拒得了這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張愛玲自己的聲音是否在「現代性」的敘事之內或之外，也許無關緊要，她也不關心吧！——她喜歡的，是「此中有人」的夜營裡的喇叭：「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於超人的境界，唯有在完美的技藝裡，那終日紛呶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純熟的手藝裡，有掙扎，有焦愁，有慌亂，有冒險，所以「人的成分」特別的濃厚。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三
上海時期的張愛玲以奇裝炫人，又以身世、愛情和絕世的才華，把自己變成了「傳奇」。但傳奇不妨是有意經營的「表面」，傳奇背後的人反而變得面目不清。越到後來，越是如此。一九七一年，張愛玲離開加州大學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從此完全退出公眾視野，過了二十四年的隱居生活，直到死；與此同時，「張愛玲熱」燒遍海峽兩岸，張愛玲「傳奇」愈演愈烈。但關於張愛玲其人，我們真正知道什麼呢？
張愛玲生前出版的小說，絕少有明顯的自傳成分——或許除了《十八春》中曼楨被囚的部分。但「聽來的」家族故事的痕跡較重，如〈紅玫瑰與白玫瑰〉在《雜誌》月刊開載時所道白的那樣（收入《傳奇》增訂本時，這段開場白被刪去）。她身後出版的作品，卻展開了張愛玲版的「追憶逝水年華」。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秋天出版的《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還有去年問世的《小團圓》，連貫地再現了張愛玲三十歲以前的生活經歷。《雷峰塔》與《易經》寫於一九五、六〇年代，前者描述她童年時期的家庭生活，後者寫她在香港讀書和經歷港戰的遭遇。《小團圓》與另兩部小說都有重合，但重點已是港戰之後她在上海的生活經歷，包括與胡蘭成（小說中化名邵之雍）的關係。或許因為曾經寫過張愛玲的傳記，我在閱讀《雷峰塔》和《小團圓》時（《易經》還沒有看到），心時常怦然而動——有數不清的細節，都似曾相識，或是可以在張愛玲本人的散文作品、其他人的記述中得到驗證，或曾以隱蔽的方式進入過她的小說敘述，就像她在〈私語〉裡寫過女傭張干藏的柿子，它被大家都忘記了，直到爛成一泡水，唯有張愛玲心心念念，獨守著祕密的牽掛。這段情節在《雷峰塔》裡又出現一遍，小女孩難捱的訴說衝動，再一次躍然紙上。
……
從《雷峰塔》到《小團圓》，張愛玲一段一段寫出親歷的浮世悲歡，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再次改寫了張愛玲的文學意義。她讓過去的韶光重現，既是重訂自己的傳奇，也是通過招魂的方式，實現了為文學祛魅的效果——祛「張愛玲」自己的魅。或者說，她告訴我們，「張愛玲」不是我們以為知道的那個人，傳奇也不只是繁花似錦的「表面」文章。作為「表面」的張愛玲文學可以接受無盡的解釋和演繹，納入現代或者「不」現代的大小敘事——傳奇本來就是神話；但在表面之下，那個沒有面孔的人形有了面目、心情，她在「張看」自己：「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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