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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沒有謀殺案-第44個孩子
2016/01/02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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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第44個孩子 Child 44

作者:湯姆.羅伯.史密斯Tom Rob Smith

 「第44個孩子」以推理小說書寫型式揭開序幕,推理卻不是小說真正的意圖,出生於英國倫敦,成長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年輕作家湯姆∙羅伯∙史密斯,藉由一件件不得曝光的兒童誘殺,挑戰「共產主義沒有謀殺案」的荒謬信念。當結論成為前提,邏輯的思考、演繹、歸納都必須被簡化,或者被扭曲,選擇就只剩下「欺人」或「自欺」。藉由主角李奧的遭遇,史密斯書寫國家機器如何對人步步進逼,活在恐懼年代的人們,如果不想自欺欺人,有無可能做出不同選擇!

 故事背景設定於1933年蘇聯烏克蘭,那正是蘇聯大饑荒的年代,範圍包括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南烏拉爾山脈和西伯利亞,其中烏克蘭境內的饑荒被稱為「飢餓毀滅」。導致饑荒的關鍵原因是蘇聯政府的農業強制集體化政策,這項措施包括破壞富農財產,引起售地、或殺死耕種家畜,甚至消極拒絕耕種。

 雖然當局聲稱這是一場自然災害,然而史密斯驚心動魄的饑餓開場,已經暗示這場災難的元兇正是大有為的政府。

 在「飢餓毀滅」的烏克蘭,整個村子陷入食物匱乏極限,瑪莉亞卻堅持餵養她的貓,即使自己陷入饑餓瀕死,她仍然將貓放生。瑪莉亞的行為說明了人性的複雜,也暗示就算在無能為力的環境裡,人仍然可以做出不同抉擇。

 然而在其他飢餓村人的眼中,貓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大戰。帕維爾與安德烈因這場搶奪戰兄弟失散,養父母由良善百姓變成綁架小孩的不法之人。史密斯以這場看似天災其實人禍的饑荒,做為帕維爾與安德烈兄弟故事螺旋的伏筆。

 20年後故事從艾卡迪命案揭開序幕,艾卡迪和哥哥赫拉在雪球戰時遭到誘殺。第一個發現的小孩,其實是第44個小孩,但是在共產主義的天堂裡,不能有謀殺案,無論第1或第44,都是不能存在的事實。李奧是國安部的秘密警察,他在偉大的愛國戰爭時期,被徵召加入特種部隊,「殺人」是他的工作,也是他報效祖國的人生目標。他的祖國擊潰法西斯主義,他的祖國讓全體人民免費受教育,免費接受醫療,他的祖國為全世界的工人伸張正義。為了守護祖國的革命大業,為了對抗那些密謀破壞革命、痛恨革命的人。為了這一切,李奧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這一切,李奧也不惜犧牲別人的性命。

 這就是李奧的信念,從特種部隊到「人民委員會內衛軍」,李奧堅信他所做的事就是效忠祖國。艾卡迪事件卻成為衝擊他的信念的起點,因為艾卡迪的父親是他的同僚費奧多,因為艾卡迪事件隱隱約約碰觸他潛意識裡的童年記憶。然而他的職責卻不能懷疑,他必須鞏固人民對祖國的信念:這個國家沒有犯罪。

 「共產主義沒有罪犯,只有反革命者。」犯罪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貧富不均會衍生社會問題,包括犯罪,只有當貧窮消失、貪慾消失,社會問題才會消失。社會主義正是帶領國家到達美好世界,如果有人宣稱那孩子的死亡是「謀殺」,無異宣稱社會倒退一大步,這正如史達林所宣稱的「喪失信仰」。痛失愛子的費奧多,如果認為兒子被謀殺,就是懷疑黨的路線,就是國家的敵人。因此李奧必須讓費奧多改口:「我兒子的死純屬意外,很可怕的意外。」

 然而思想卻像烽火遼原,接著安納托里的反革命事件再次鬆動李奧堅固的信仰,「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個」,國安部最高指導原則,讓多少無辜者受害?然而「秘密警察的職責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要是你懷疑某個人,那麼就算你的推測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實性,你也要堅信自己的推斷絕對正確,不要輕忽。」沒有信任的年代,猜忌與恐懼如影隨形。安納托里原是單純獸醫,一旦被懷疑,卻百口莫辯。

 受到安納托里連累的米凱爾夫婦,遭到瓦西里殘酷對待,也種下李奧與他的仇恨。兩人都是國家機器的執行者,不同的是李奧忠於信仰,即使愚忠,但他的行為有其道德規範。瓦西里卻利用體制遂行私慾,殺人有正當理由,他何必顧忌。懷疑是正當手段,藉此鬥倒上司,不正是登龍之術,國家機器成為權利慾望最有理的工具。

 所以他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人想殺那些孩子?」不是為何兇手如此殘忍,而是他殺人有什麼好處?目的何在?「殺這些小孩沒有政治上的理由,也不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也得不到什麼好處。」當「忠於國家」成為唯一的信仰,人們便失去自我的價值觀,剩下的只有生存目的性,互西里代表共產體制的產物,除了生存鬥爭,一無所有。

 安納托里的供詞出現李奧妻子瑞莎的名字,將李奧推入危機。李奧明白信任不存在組織關係裡,瑞莎只是考驗他的一顆棋子,父親暗示他「救一人犧牲三人」,為了瑞莎,父母與他可能難以自保。以一個人換三個人性命的功利算計,以及犧牲三個人換得「我們雖然死了,但至少知道自己做的對」的道德意志裡,李奧面對良知的考驗。

 瑞莎以懷孕理由讓處境變成「三條人命換二條人命」,恐懼讓親密關係也不得不爾虞我詐。瑞莎與李奧的婚姻並非建立在「兩情相悅」,美麗的妻子是他完美身份的其中一塊拚圖,瑞莎選擇他只因,他是必須恐懼的對象,這是生存的無奈。

 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李奧還是選擇維護瑞莎,犧牲自我前途,並將父母推入生活逆境。但是瑞莎卻出言刺傷他,善意付出卻得到惡意回報,李奧失控了。隨後傷害瑞莎的失控行為卻觸發他人生最關鍵的反省,他為瑞莎犧牲,換來一無所有,這是他憤怒的原因,然而這種功利主義的斤斤計較與瓦西里有何差異?李奧以為他和瓦西里的道德有著高低之別,瓦西里的殘忍是徹底的泯滅良知,而他自己的殘忍是基於理想主義,瓦西里的殘忍是草菅人命的冷漠,而他的殘忍是有原則的、自命不凡的。他認為自己的殘忍,別無選擇,然而實際的傷害有何不同?他為瑞莎犧牲一切,到頭來卻想殺了她。娶瑞莎為妻,代表他又向蘇聯式生活邁進一大步,瑞莎只是滿足個人野心的跳板,樣板之下的她無足輕重。

 反省讓他明白自己的傲慢與自私,他決定卸下面具,留住瑞莎:「我沒檢舉你,並不是因為我相信你懷孕,也不是因為我是好人,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家庭是我生命的一部份。」瑞莎說:「這世上令人害怕的東西已經夠多了,我不想連你都怕。」李奧說:「以後你永遠不需要怕我了。」回歸真誠,兩人找到平等對待的關係。

 這是「第44個孩子」最令人感動的書寫,兩人以夥伴的關係,共同尋找謀殺真相。那是平等的互動,那是在同生共死中的相知相惜,不用算計,也不是犧牲。李奧嚴格的訓練背景,讓他擁有處理危機及突破逆境的能力。而瑞莎的冷靜觀察力,對李奧的衝動形成互補。

 信任讓李奧逐漸找回人性,降調沃瓦斯克鎮民警,他找到另一位正義夥伴,他的上司涅斯特洛夫將軍。涅斯特洛和李奧一都是體制的信奉者,鎮上發生女童被誘殺事件,他卻直接定位為「謀殺」,毫不掩飾的挑戰「共產國家沒有謀殺」,李奧驚訝他敢於直言的膽識,但立刻明白原來他們抓到的兇嫌是精神病患。精神病患者無公民權,不屬於蘇聯社會體系範圍,他的所作所為跟共產主義無關,所以他不至於動搖國家對犯罪的信念,因為他是個局外人。在目標己設限的前提下,執法只能在自欺欺人中尋找空間。

 李奧卻明白女童命案和艾卡迪命案存在某種關連,他以為揭開真相是伸張正義,為自己贖罪,然而為了掩飾錯誤的假設,卻讓更多無辜者受害,他的信仰逐漸瓦解。一直以來,他對祖國沒有懷疑,因為他以為他在做對的事,然而真相卻是:「我們的社會體系為這個兇手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境,他可以繼續不斷的殺人,愛殺多少就殺多少,而我們也會繼續抓錯人,抓錯那些無辜的人,抓我們討厭的人,或是抓那些跟我們意見不合的人,而那個兇手會繼續殺人,一個接一個。」錯誤的政策為何可怕,因為它成為掩護錯誤的溫床。沒有謀殺案的共產主義社會,掩護了謀殺的真相,政治的謊言,讓人民付出恐懼的代價。

 在瑞莎與涅斯特洛協助下,李奧解開連續殺童命案的真相,也在極體恐懼的社會中,學會相信人性,因此勇敢面對自我。

 「第44個孩子」的懸疑刺激或許不足以滿足推理小說的讀者,但卻是一部精彩的政治小說,從體制的荒謬中深入人性的矛盾,並讓我們理解人很渺小,人性卻可以偉大,即使在無能為力的環境裡,我們依然擁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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