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第44個孩子 Child 44

作者：湯姆．羅伯．史密斯Tom Rob Smith

　「第44個孩子」以推理小說書寫型式揭開序幕，推理卻不是小說真正的意圖，出生於英國倫敦，成長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年輕作家湯姆∙羅伯∙史密斯，藉由一件件不得曝光的兒童誘殺，挑戰「共產主義沒有謀殺案」的荒謬信念。當結論成為前提，邏輯的思考、演繹、歸納都必須被簡化，或者被扭曲，選擇就只剩下「欺人」或「自欺」。藉由主角李奧的遭遇，史密斯書寫國家機器如何對人步步進逼，活在恐懼年代的人們，如果不想自欺欺人，有無可能做出不同選擇！

　故事背景設定於1933年蘇聯烏克蘭，那正是蘇聯大饑荒的年代，範圍包括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南烏拉爾山脈和西伯利亞，其中烏克蘭境內的饑荒被稱為「飢餓毀滅」。導致饑荒的關鍵原因是蘇聯政府的農業強制集體化政策，這項措施包括破壞富農財產，引起售地、或殺死耕種家畜，甚至消極拒絕耕種。

　雖然當局聲稱這是一場自然災害，然而史密斯驚心動魄的饑餓開場，已經暗示這場災難的元兇正是大有為的政府。

　在「飢餓毀滅」的烏克蘭，整個村子陷入食物匱乏極限，瑪莉亞卻堅持餵養她的貓，即使自己陷入饑餓瀕死，她仍然將貓放生。瑪莉亞的行為說明了人性的複雜，也暗示就算在無能為力的環境裡，人仍然可以做出不同抉擇。

　然而在其他飢餓村人的眼中，貓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大戰。帕維爾與安德烈因這場搶奪戰兄弟失散，養父母由良善百姓變成綁架小孩的不法之人。史密斯以這場看似天災其實人禍的饑荒，做為帕維爾與安德烈兄弟故事螺旋的伏筆。

　20年後故事從艾卡迪命案揭開序幕，艾卡迪和哥哥赫拉在雪球戰時遭到誘殺。第一個發現的小孩，其實是第44個小孩，但是在共產主義的天堂裡，不能有謀殺案，無論第1或第44，都是不能存在的事實。李奧是國安部的秘密警察，他在偉大的愛國戰爭時期，被徵召加入特種部隊，「殺人」是他的工作，也是他報效祖國的人生目標。他的祖國擊潰法西斯主義，他的祖國讓全體人民免費受教育，免費接受醫療，他的祖國為全世界的工人伸張正義。為了守護祖國的革命大業，為了對抗那些密謀破壞革命、痛恨革命的人。為了這一切，李奧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這一切，李奧也不惜犧牲別人的性命。

　這就是李奧的信念，從特種部隊到「人民委員會內衛軍」，李奧堅信他所做的事就是效忠祖國。艾卡迪事件卻成為衝擊他的信念的起點，因為艾卡迪的父親是他的同僚費奧多，因為艾卡迪事件隱隱約約碰觸他潛意識裡的童年記憶。然而他的職責卻不能懷疑，他必須鞏固人民對祖國的信念：這個國家沒有犯罪。

　「共產主義沒有罪犯，只有反革命者。」犯罪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貧富不均會衍生社會問題，包括犯罪，只有當貧窮消失、貪慾消失，社會問題才會消失。社會主義正是帶領國家到達美好世界，如果有人宣稱那孩子的死亡是「謀殺」，無異宣稱社會倒退一大步，這正如史達林所宣稱的「喪失信仰」。痛失愛子的費奧多，如果認為兒子被謀殺，就是懷疑黨的路線，就是國家的敵人。因此李奧必須讓費奧多改口：「我兒子的死純屬意外，很可怕的意外。」

　然而思想卻像烽火遼原，接著安納托里的反革命事件再次鬆動李奧堅固的信仰，「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個」，國安部最高指導原則，讓多少無辜者受害？然而「秘密警察的職責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要是你懷疑某個人，那麼就算你的推測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實性，你也要堅信自己的推斷絕對正確，不要輕忽。」沒有信任的年代，猜忌與恐懼如影隨形。安納托里原是單純獸醫，一旦被懷疑，卻百口莫辯。

　受到安納托里連累的米凱爾夫婦，遭到瓦西里殘酷對待，也種下李奧與他的仇恨。兩人都是國家機器的執行者，不同的是李奧忠於信仰，即使愚忠，但他的行為有其道德規範。瓦西里卻利用體制遂行私慾，殺人有正當理由，他何必顧忌。懷疑是正當手段，藉此鬥倒上司，不正是登龍之術，國家機器成為權利慾望最有理的工具。

　所以他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人想殺那些孩子？」不是為何兇手如此殘忍，而是他殺人有什麼好處？目的何在？「殺這些小孩沒有政治上的理由，也不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也得不到什麼好處。」當「忠於國家」成為唯一的信仰，人們便失去自我的價值觀，剩下的只有生存目的性，互西里代表共產體制的產物，除了生存鬥爭，一無所有。

　安納托里的供詞出現李奧妻子瑞莎的名字，將李奧推入危機。李奧明白信任不存在組織關係裡，瑞莎只是考驗他的一顆棋子，父親暗示他「救一人犧牲三人」，為了瑞莎，父母與他可能難以自保。以一個人換三個人性命的功利算計，以及犧牲三個人換得「我們雖然死了，但至少知道自己做的對」的道德意志裡，李奧面對良知的考驗。

　瑞莎以懷孕理由讓處境變成「三條人命換二條人命」，恐懼讓親密關係也不得不爾虞我詐。瑞莎與李奧的婚姻並非建立在「兩情相悅」，美麗的妻子是他完美身份的其中一塊拚圖，瑞莎選擇他只因，他是必須恐懼的對象，這是生存的無奈。

　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李奧還是選擇維護瑞莎，犧牲自我前途，並將父母推入生活逆境。但是瑞莎卻出言刺傷他，善意付出卻得到惡意回報，李奧失控了。隨後傷害瑞莎的失控行為卻觸發他人生最關鍵的反省，他為瑞莎犧牲，換來一無所有，這是他憤怒的原因，然而這種功利主義的斤斤計較與瓦西里有何差異？李奧以為他和瓦西里的道德有著高低之別，瓦西里的殘忍是徹底的泯滅良知，而他自己的殘忍是基於理想主義，瓦西里的殘忍是草菅人命的冷漠，而他的殘忍是有原則的、自命不凡的。他認為自己的殘忍，別無選擇，然而實際的傷害有何不同？他為瑞莎犧牲一切，到頭來卻想殺了她。娶瑞莎為妻，代表他又向蘇聯式生活邁進一大步，瑞莎只是滿足個人野心的跳板，樣板之下的她無足輕重。

　反省讓他明白自己的傲慢與自私，他決定卸下面具，留住瑞莎：「我沒檢舉你，並不是因為我相信你懷孕，也不是因為我是好人，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家庭是我生命的一部份。」瑞莎說：「這世上令人害怕的東西已經夠多了，我不想連你都怕。」李奧說：「以後你永遠不需要怕我了。」回歸真誠，兩人找到平等對待的關係。

　這是「第44個孩子」最令人感動的書寫，兩人以夥伴的關係，共同尋找謀殺真相。那是平等的互動，那是在同生共死中的相知相惜，不用算計，也不是犧牲。李奧嚴格的訓練背景，讓他擁有處理危機及突破逆境的能力。而瑞莎的冷靜觀察力，對李奧的衝動形成互補。

　信任讓李奧逐漸找回人性，降調沃瓦斯克鎮民警，他找到另一位正義夥伴，他的上司涅斯特洛夫將軍。涅斯特洛和李奧一都是體制的信奉者，鎮上發生女童被誘殺事件，他卻直接定位為「謀殺」，毫不掩飾的挑戰「共產國家沒有謀殺」，李奧驚訝他敢於直言的膽識，但立刻明白原來他們抓到的兇嫌是精神病患。精神病患者無公民權，不屬於蘇聯社會體系範圍，他的所作所為跟共產主義無關，所以他不至於動搖國家對犯罪的信念，因為他是個局外人。在目標己設限的前提下，執法只能在自欺欺人中尋找空間。

　李奧卻明白女童命案和艾卡迪命案存在某種關連，他以為揭開真相是伸張正義，為自己贖罪，然而為了掩飾錯誤的假設，卻讓更多無辜者受害，他的信仰逐漸瓦解。一直以來，他對祖國沒有懷疑，因為他以為他在做對的事，然而真相卻是：「我們的社會體系為這個兇手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境，他可以繼續不斷的殺人，愛殺多少就殺多少，而我們也會繼續抓錯人，抓錯那些無辜的人，抓我們討厭的人，或是抓那些跟我們意見不合的人，而那個兇手會繼續殺人，一個接一個。」錯誤的政策為何可怕，因為它成為掩護錯誤的溫床。沒有謀殺案的共產主義社會，掩護了謀殺的真相，政治的謊言，讓人民付出恐懼的代價。

　在瑞莎與涅斯特洛協助下，李奧解開連續殺童命案的真相，也在極體恐懼的社會中，學會相信人性，因此勇敢面對自我。

　「第44個孩子」的懸疑刺激或許不足以滿足推理小說的讀者，但卻是一部精彩的政治小說，從體制的荒謬中深入人性的矛盾，並讓我們理解人很渺小，人性卻可以偉大，即使在無能為力的環境裡，我們依然擁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