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作冊般銅黿獻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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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明眼人就以看穿的偽文物,匪夷所思之說成是商代的,而且還有四根斷掉的箭鏃在上,和銅黿形成一體,真是假造的不可能為真的極品.出世之後,李學勤,裘錫圭等都真偽不辨,還考個什麼勁,可知內地中國古典學界真是口碑如同墓碑.(劉有恒,2020,6,6識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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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２００３年從社會上徵集了一件作冊般銅黿，在２００５年ｌ期《中國歷史文物》上作了介紹。作冊般銅黿整體呈伏臥的鱉?大鱉為黿?形，背上插著４支箭尾，通長２１．４釐米，通寬１６釐米，通高１０釐米，重１６０５．６克。?圖一?背上中部有銘文４行３２字：“丙申，王辶戈於洹，獲。王射， 射三率，亡廢矢。王令寢馗兄于作冊般，曰：‘奏於庸。’‘作母寶。’”?李學勤釋??圖二?但這件銅黿疑點甚多，很可能是現代所作之偽品。特此略抒己見，供討論參考。

首先，古代青銅器的製作是由古代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決定的，中國古代夏商周時期是青銅時代，是宗法貴族社會，所以除用青銅製作生產工具和兵器之外，出於貴族政治的需要，用青銅製作了大量的禮器，用於祭祀和喪葬等禮儀活動，為鞏固貴族社會服務。

這件作冊般銅黿背上的銘文說明其作器的緣起是因為“?商?王令寢馗兄于作冊般”，作冊般十分榮耀，為此“作母寶”，即為其母作了這件禮器。因而其性質很明確，就是禮器。那種認為它不是禮器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自宋代金石學產生至今，夏商周青銅禮器已發現數萬件之多，學術界一般將其分為食器、酒器和水器三大類。這些禮器的形制特點是皆為容器。這是因為要用它們來盛食物、酒或水，因此，它們的腹部必須中空而有底，才能盛物。從它們的具體造型來看，除依具體器類?如鼎、簋、爵、尊、盤、鑒等?不同而做成適合其具體功能的具體的容器的器形以外，還有少數作成像某種動物的整體的形狀，如：象、犀、虎、羊、鴞等。但即使是作成上述等鳥獸的形狀，其腹部仍均中空有底，均有容積，均可盛物。如商代晚期的婦好鴞尊、小臣舟餘犀尊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總之，禮器形制的特點是容器，這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是，這件作冊般銅黿的形制卻是僅有上面背部以及四肢，腹部雖是空的，但是卻沒有腹底，因此是沒有容積而不能盛物的，即它的形制不是容器。這樣，作冊般銅黿其銘文所標明的性質卻與其形制互相矛盾，這是其明顯的可疑的疑點之一。

再有，商周時期動物形禮器的器形，無論犀、象等走獸，還是鴞等飛禽，雖其裝飾已圖案化，但造型仍較為寫實，並且炯炯有神，具有古代藝術的神韻。而這件作冊般銅黿雖也採用寫實的手法，但其背部過於橢圓，頭頸和吻端過粗，四足過於肥厚，尤其是背部中脊兩邊呈兩面坡狀，實已失真，與鱉不類，亦非圖案化。將其與商周鳥獸形青銅禮器相比，作冊般銅黿完全沒有古代藝術品的神韻，散發出的卻是現代偽品的俗氣，這是其致命的弱點。至於四支箭作成射入黿體內而使箭尾插在黿背之上，實悖於射箭的常識。古代人臂力再大，射箭時也很難出現作冊般銅黿這樣的效果，古人是不會作出這樣的器物的，這只能是今人的胡編亂造、欺人之談。

總之，作冊般銅黿的造型極不合理，與商周時期青銅禮器的造型根本不相符合，它與商周時期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相符合，藝術水準離真品更有天壤之距。商周時期根本不可能產生如此造型的禮器，因此，作冊般銅黿實為現代人所偽造的偽品。

其次，作冊般銅黿的銅質和鏽色也有疑點。其銅質成分經檢測分析為含銅８３．７７％、錫４．３７％、鉛１１．４９％的鉛錫青銅。這不僅不能作為其為真品的依據?因為今天完全可以作成這種成分配比的鉛錫青銅?，而且，其含錫量遠低於含鉛量，這在商代晚期青銅禮器中是不多見的。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含銅量為８４．７７％、錫１６．４％、鉛２．７９％，又如婦好墓出土的４７件青銅禮器，經檢測平均含銅８０．４８％、錫１６．１４％、鉛０．８９％。再有，作冊般銅黿雖僅是上殼，卻重達１６０５．６克，拿在手中，手感很沉，這點也是新作偽器的一個難於克服的弱點，這當然也是其重大疑點之一。再從其鏽色來看，雖經處理，仍似新鏽，而非三千年以上的老鏽，經常觀察古代青銅器者自可分辨。尤其其銘文兩側的鏽色與銘文部分的鏽色區別明顯，而且銘文字口內的鏽色與周圍截然不同，偽作之痕十分明顯。至於說，在對其保護去鏽之前作冊般銅黿整體銹蝕嚴重，銘文均被銹蝕覆蓋，因而斷其為真器。這更是欲蓋彌彰——作冊般銅黿僅是一層背殼，本身銅質有限，假如經過保護去鏽之後仍質地良好，請問原來那些厚厚的銅銹從何而來呢﹖顯系另作附加上去的。尤其是所謂最初見到時其銘文均被覆蓋，並不清楚，因此乃真銘。那麼，販賣者既不清楚此銘文，他又根據什麼堅持索要天價呢﹖顯然販賣者對其上的銘文是有所瞭解的，而銘文上面的銹蝕是後來附加上去用以掩人耳目的。今天，在器物上加上厚厚的鏽，甚至用鏽加土把器物完全包裹起來，詭稱剛剛出土，為保持原狀，所以沒有除去土和鏽，繼而又詭稱系先流出境外而又回流之物，從而索要天價，是現今高檔偽作慣用的伎倆，應予以識別。

最後，再來看看作冊般銅黿的銘文，十分拙劣，筆劃橫不平、豎不直，結體鬆散，沒有章法，有的字缺筆少劃，幾不成字，完全沒有商代晚期青銅器銘文的神韻和雄渾或秀麗的時代風格。並且詞句不通，不合情理，偽作明顯。舉例來講，作冊般所作之器，如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作冊般銅甑，其銘文?圖三?與作冊般銅黿對比，實乃天壤之別。尤其是作器者的名字“般”字，二者差別很大，作冊般銅黿的“般”字拙劣到幾不可識。難道作冊般受王命作這件銅黿時，竟如此輕慢和潦草不負責任嗎﹖這是絕不可能的。只能說明作冊般銅黿銘文乃現代人所偽作。再如作冊般銅黿銘文第一行第四字，或釋為辶戈，但也指出缺少一筆，或釋為廴必，實際上少了二筆，不能成立。出現這種情況不是作冊般之疏忽，也不是後世銹蝕所致，真正的原因是作偽者古文字水準太低、作偽技術太劣所致。再如作冊般銅黿銘文第一行銘文“王辶戈於洹”、第四行銘文“奏於庸”，不僅與商代晚期語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符合古代歷史情況，乃偽作者缺乏歷史常識所致。

總觀作冊般銅黿銘文，不僅與商代晚期甲骨文?田獵卜辭?不合，在商代晚期青銅器銘文中從來未見，更與先秦文獻不相符合，無論如何勉強解釋也不能通順。作冊般銅黿銘文很可能是作偽者雜湊作冊般鼎等銘文並加以杜撰而成，完全無可信之處。對於繼承、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來說，正確識別器物的真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俾便學術討論和科學研究不致偏離正確的方向。

來源：網路

責任編輯：中國美術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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