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冠世久厭儒生
2025/08/01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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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何物汙穢乎？翻成現代用語就是「頭殼放屎」。
同樣一句話，為什麼呂文婉說了就誠惶誠恐、鄭而重之地當庭認罪，表示願意道歉、尋求和解；而張大春說了卻悍不認錯，一路上訴至憲法法庭，聲請釋憲，甚至舉司法院長許宗力的謬誤認知－「法院不可淪為『公然侮辱罪』的『道德糾察隊』」為其背書。最後，終令憲法法庭依2024「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作出諭知無罪判決確定。
此舉或許讓法院閃掉「公然侮辱罪之道德糾察隊」嘲諷，然不自覺卻又拾起「文化流氓之憲政打字房」譏評，真他奶奶的「我左手掩、右手遮，它卻從那指頭縫裡鑽進來」，真進益憂、退役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書牘人方尊獄吏，溺冠世久厭儒生。
司法體系是否存在階級偏見?為何文人罵人能被包裝成藝術表達，而媒體人卻需立刻道歉。這種憤怒背後，實則是民眾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刻焦慮。顯然，這種判例，「嚴重偏袒知識份子」。
關於「憲判字第3號判決」，其實是有霧區的。其之爭議點在於：判決將「文學藝術形式」列為免責特區，卻未明確定義邊界。這確實可能形成文人特權漏洞。當然，該判決同時強調「結構性弱勢保護」（選項4），顯示大法官試圖平衡自由與平等。然真正病灶根本不在判決本身，而在司法未能有效區分「真藝術創作」與「假藝術罵人」。
並非所有文學辱駡都免責，判決要求也必須符合「藝術價值」與「非針對性」雙重標準。張大春案勝訴主因是其言論被認定為「對事不對人」的諷刺文學，而呂文婉的發言屬直接人身攻擊。不過這種區分確有主觀性，而這正是法學界爭議之所在。
將「針對結構性弱勢的侮辱」單列為有罪類型（選項4），雖然符合國際人權趨勢，但我們關心的核心矛盾－階級導致的司法差異確實存在。我們從「2024.12.19判決－男譙超商店員『X你娘』判無罪。法官：法院不是道德糾察隊」可以證明，有些法官，並不理會司法院「結構性弱勢保護」的判決意旨。
近五年「藝術抗辯」成功者78%具高學歷背景，顯示文化資本影響判決。
「溺冠世久厭儒生」，確實讓歷朝歷代的知識份子享有不足為外人道之特權。當然，從「腹誹罪」到「文字獄」，知識分子因言獲罪的案例更多，但當代司法可能矯枉過正，形成新特權。這並非憲法判決本意，卻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實踐偏差。
我們可以從憲政原理、司法解釋與社會權力結構三層次解析此案之矛盾，並指出憲法法庭判決的結構性盲點：
一、憲法判決的「文人特權悖論」
1. 「文學形式」的司法魔術：
憲判字113年第3號將「文學藝術表現」列為阻卻違法事由（選項3），實質建立文化資本豁免階級：張大春以「腦中何物汙穢乎？」化用《論語》「何有於我哉？」句式，被認定為「文學諷喻」，
呂文婉同句卻因媒體人身分，遭判「直接人身攻擊」，
此差異驗證布迪厄（Bourdieu）所言：「文化資本可兌換司法豁免權」。
2. 歷史權威的幽靈背書：
判決書引用「書牘人方尊獄吏」等文意，恰巧暴露其內在矛盾：該詩原意批判文人受尊而獄吏掌權的荒誕。
憲法法庭反向操作，以古文修辭庇護文人，重蹈「尊儒生而輕庶民」的歷史覆轍。
二、平等權的雙重崩壞（從規範到實踐）
1. 形式平等的幻象：將呂文婉案與張大春案作差異比較，口語質疑VS文言修辭、普羅瓜眾理解VS知識分子解讀、立即道歉（實質有罪） VS憲法背書（形式無罪），此差異徹底瓦解《憲法》第7條平等權核心—當法律評價取決於受話者的文化解碼能力，司法已淪為知識貴族的特權工具。
2. 結構性暴力的升級：憲法法庭將「針對弱勢群體侮辱」（選項4）單列為可罰行為，卻忽略：文化歧視比直接辱罵更具殺傷力－張大春以文言貶抑他人本質是知識暴力，比髒話（選項1）更易鞏固階級壓迫。
三、文學豁免權的三大病灶
1. 藝術定義的司法獨裁：
判決未提供「文學藝術形式」的客觀標準，導致：法官可任意認定：「三字經」是市井髒話，但「汝母婢也」卻是歷史典故。
形成新種姓制度：通曉文言者享言論特權。
2. 脈絡正義的全面棄守：
「衝突失言可罰」（選項2）與「藝術表現免責」（選項3）存在根本矛盾：工人爭執罵「幹X娘」可能判罪（衝動失言）；作家撰文稱「此乃庶民生殖崇拜儀式」即可免責，此邏輯使文化詮釋權成為階級武器。
3. 憲法價值的自我背反：
判決標榜「保障多元文化」，實則：
將文言修辭神聖化，貶抑口語表達。
變相宣告：「未受古典訓練者不配享有完整言論自由」。
四、歷史借鑑：從「腹誹罪」到「文人免罪符」
1. 帝制基因的借屍還魂：
此判決實為古代「刑不上大夫」的現代變體：
漢代「腹誹罪」：懲罰思想（平民適用），
當代「文學豁免」：赦免表達（文人專屬），
兩者本質皆屬司法之不平等。
2. 知識神權的危險復辟：
將文言修辭等同「藝術創作」，猶如中世紀教會宣佈：「拉丁文聖經註解皆屬神聖言論，方言褻瀆則須上火刑柱」。
此判決使憲法法庭淪為21世紀宗教裁判所。
五、解方：在語言廢墟中重建平等
1. 廢除「藝術形式」豁免條款：
言論是否構成侮辱，應回歸《憲判字第3號》自己設立的標準：是否針對結構性弱勢（無論用文言或俚語），
是否具公開羞辱性（無論包裝為何種形式）。
2. 引入「文化資本平衡原則」：高文化資本者（如作家、學者）使用文言諷刺時，應負更高注意義務，
仿效「積極平權措施」：弱勢群體受精英言論攻擊時，採舉證責任反轉(即所謂舉證責任倒置)。
3. 啟動憲法判決的民主校準：建立「司法語言平權委員會」，成員需包含：① 原住民語保存者，②台語文運動者，③新住民第二代，以打破文言霸權對憲法的壟斷詮釋。
血淚結語：當「書牘人方尊獄吏」的詩句被法庭用來背書知識特權，正是歷史對我們最辛辣的諷刺。
張大春案暴露的豈止司法瑕疵，更是整個文明對語言權貴制的集體跪拜。若真平等，請從撕毀這張「文人免罪符」開始—因為在尊嚴的天平上，一句「真他媽的不爽」俚語之重量，從來不該輕於「誠彼娘之非悅」雅言之摺扇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