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濁流《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有關二二八事件記述和評論之評述〉之七

七、吳濁流先生「接收」了兩間日本房子〈詳請參閱【註七】〉：

1、「不知情的本省人或日本人，把當時從大陸來的比較有知識者，都誤認為是接收官員而去熱烈歡迎。於是這些欺騙者看準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弱點，任意地侵入日本人的屋子裏，開始狐假虎威地做種種的欺騙了。」(《無花果》第141頁第13行)。

2、「有一天，《台灣日日新報》時代的同事小島記者來告訴我，要我搬進大正町一家豪華的房子去，因為他們要回日本的時候，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也就是說，借著我的新聞記者的名義，來防止那些詐騙者去接收的意思。但是，我不高興乘人之危來白收人家的東西，所以就拒絕了。」(《無花果》第143頁第3行)。

3、「走出兒玉町來到川端町，突然遇到了角小姐。她一看到我就要求把我私人名義掛在她的門口，於是只好到她的家去拜訪了。⋯我看到二樓的六塊榻榻米房間，很喜歡，如果把這間當書房，⋯。由於這個關係，我就決定收下她的房子了。」(《無花果》第171頁第8行)。

4、「(光復後，仼職《民報》)，當時我沒有宿舍住，大家都很很關心，最後得到總務課長的幫助，接收一間在大正町的日本房子。」(《無花果》第187頁第9行)。

【評述】：

吳濁流先生曽任小學教師和記者，算是知書達禮，認為台灣光復後日本政府及日本私人留下的日產，都應該歸由政府接管處理，而且説「我不高興乘人之危來白收人家的東西」，但是他終究還是抵擋不住人情的要求和個人的私慾， 「我看到二樓的六塊榻榻米房間，很喜歡，⋯。由於這個關係，我就決定收下她的房子了」，並於「(光復後，仼職《民報》)，當時我沒有宿舍住，大家都很關心，最後得到總務課長的幫助，接收一間在大正町的日本房子。」一個人「接收」了兩間日本房子心安嗎？

【註七】、請參閱拙作〈光復後日產處理問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評述》第99頁)：

一、臺灣光復後有關日產之接收，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與宣傳部，以及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等單位介入瓜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共接收了(全臺)電影院等19個單位」，「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針對接收後的《臺灣民報》改為《臺灣新生報》】之外，又在臺南市創辦《中華日報》。此外，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則將鋁業、石油、金銅三項事業劃歸為國營，並將糖業、電力、紙業、肥料、水泥及機械六項劃歸為國、省合營事業。正如陳翠蓮教授所評述的：「陳儀在戰後臺灣日產接收上，顯然失去了主導權」。

二、「1947年2月初，…日產處理委員會臺北市分會也擬標售臺北市所有日產房屋，…消息傳出後，…所有日產住用租戶因反對標售而聯合成立了「房屋住戶聯誼會籌備處」，於2月18日印發傳單，在街頭巷尾散發，嚴詞譴責：…並向長官公署抗議」，因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即曾上簽呈給蔣介石，判斷騷亂乃『政府通令拍賣人民及公務員已經佔住之房屋所引起」」。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發生是因查緝私煙傷人引起，但其遠因則極錯縱複雜：「由於戰爭末期日人的搜刮掠奪，戰爭的破壞及戰後物材資金的匱乏，產業復甦及工廠復工情況不好，連帶造成失業情形嚴重」(詳請參閱第194頁第14行)，加上通貨膨脹，人民生活困苦，另因政府行政效能不彰，未能有效疏解民怨，故拍賣日產，引發抗爭，而成為助長暴亂的柴火！

三、陳儀政府「未能正視，並加合理處置」「日產處理與標售所隱藏的臺灣人民身家財產利益被侵奪的問題」，而「蓄積莫大的民怨」，固然有失其職責，但是那批「要求以適當的價格賣與或長期租與」的現住用戶，本是「非法佔有日產」，竟反以「身家財產被侵奪」為藉口，糾眾抗議(日產)標售，無非只是為了保有其「既得利益」，稍具良知正義的臺灣人難道會予苟同支持？

四、二二八事件之後，監察委員何漢文迅即奉派來台考察，既然目睹或耳聞「日產處理委員會在各地「無惡不作」，許多屬於臺灣人民私人的產業被不分青紅皂白沒收處理，而許多真正的日產又在處理委員會和地方惡勢力(勾)串下，變成個人私產」，竟未本其職責立即著手調查，並對「日產處理委員會」提出彈劾或糾正，反而徒然空口說白話，不僅影響政府威信，更是嚴重失職，並傷害其監委信譽！

五、至於「日人留在臺灣的財産和企業」，陳翠蓮教授說「多數臺灣人認為是台人勞力與資源共同獲致的成果」，究竟有多少臺灣人支持上述看法？事實上，除了收歸國有全民共享外，還有其他更好分享辦法嗎？難道可以直接分配與臺灣人嗎？又如何分配？分配給那人？至於所稱「其中一部分財產是日人從台人手中強奪而來，不應在戰後全數歸公」乙節，在未經確實查明之前，又如何歸還原來所有權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