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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收」到「劫收」與記憶的閹割
事實上，戰後初期（1945–1947年）陳儀政府對台灣的接收，在實務上往往演變成特權官僚的「劫收」。

日本留在台灣、本應轉為台灣本地公共財產的龐大公私產業與物資，被強行運往中國大陸支援內戰或中飽私囊，導致台灣本地經濟崩潰、惡性通貨膨脹，這正是後來「二二八事件」最深層的經濟導火線。

在建立統治秩序後，威權政權為了建構大中國意識形態，採取了極為徹底的「歷史記憶抹除」。

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時期，教科書將台灣日治時期的五十年間描繪成一片空白或僅有壓迫，刻意忽略日本在台灣建立的現代化水利、戶政、衛生與電力系統。

這在學術界（特別是後殖民研究）被定義為一種「再殖民」或「內殖民」——藉由奪走土地的集體記憶，來讓被統治者忘記自己是誰，進而依附於統治者的歷史敘事中。

倒在歷史廢墟中的「台灣電力之父」
松木幹一郎的命運，就是這段記憶抹除最寫實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