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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本報告範疇界定】

本專題報導係基於現階段已解密、且取自國家檔案局卷宗（包含國防部保密局、教育部、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之部分檔案）進行分析。

所引用之檔號包括但不限於：

1.A301000000A/0039/B12215/4-1（內政部 1950 年代取締案）

2.0054/B12215/4-1/0004（內政部 1960 年代監控案）

3.國防部《捕鼠案》卷宗（編號 02559）

4.教育部訓密字第 91 號令

註： 國家檔案局關於一貫道之館藏浩繁，本報告僅針對上述特定核心檔案進行縱深解讀，旨在呈現威權體制下「政治權力」與「民間信仰」互動的典型斷面，並非對所有相關檔案的全量普查。 

【前言：局部檔案中的權力與信仰拉鋸】

在台灣宗教發展與政治權力的互動光譜中，一貫道的轉型歷史無疑是最具戲劇張力、也最能反映威權體制特質的案例。這不僅僅是一個民間教派的興衰史，更是一部關於國家機器如何運用「定義權」來操控社會信仰的政治史。本報告係基於現階段已解密、且由特定國家檔案局卷宗（包含國防部保密局、教育部、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之部分檔案）進行局部深入分析。 

從 1940 年代被視為協助敵偽的「間諜工具」，到 1950 年代被行政命令定性為「邪教」，再到 1990 年代末期成為政界領袖爭相拉攏的「社會基石」，一貫道走過了一條長達 57 年的坎坷路途。透過這些密件，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的統治者如何動員軍、警、特系統，將一個強調儒家倫理的信仰團體塑造成「國安威脅」。這些泛黃的密件記錄了權力的傲慢、基層信徒的血淚，以及信仰如何在行政暴力的縫隙中展現驚人的韌性。這場歷史拉鋸戰，見證了政治權力終將隨風而去，而深植人心的信仰之火卻能在禁錮中燃燒得更加熾熱。

 第一段：抗戰火網下的原罪——民國 31 年教育部「訓密字第 91 號」令的政治定性

一貫道與國民黨政權的恩怨糾葛，並非始於國民政府遷台之後，而是深植於抗日戰爭時期充滿猜忌的重慶陪都。根據教育部民國 31 年 9 月 19 日發布之「訓密字第 91 號」密令，時任教育部長、同時也是國民黨 CC 派核心人物的陳立夫，對國立中央大學等全國最高學府下達了一道極具肅殺之氣的指令。這份局部檔案的歷史價值極高，因為它精準地標記了一貫道被「政治化」的起點。當時行政院接獲來自情報單位的指控，認為「敵方（日本）利用一貫道為間諜活動之工具」，並詳細描繪了其滲透路徑：組織由平綏鐵路沿線向西北重鎮蘭州展開，另一路則由上海經蕪湖、漢口進入山東，甚至滲透至大後方的四川與雲南。 

檔案中以嚴厲的措辭指出，一貫道首領張天然（奎生）受日軍利用，採取「先設商店為聯絡場所，後立佛堂吸取徒眾」的經營模式，分派奸人潛赴內地搜集我方軍政情報。公文更具體指控，教徒每逢星期五的參拜誦經，表面上是宗教儀式，實則是「彙集各地活動情報」的間諜集會。在那個「漢奸」罪名足以致死的戰亂年代，這份密令將一貫道直接劃歸為「通敵叛國」的組織。陳立夫在令中嚴厲要求：「其已入該道之教徒，應即聲明脫離，如有違抗，即依法嚴辦，以杜亂萌。」這份源自 1942 年的政治定性，不僅讓一貫道在抗戰時期遭到取締，更為戰後國民政府對其長達數十年的猜疑埋下了伏筆，使其在尚未踏上台灣土地之前，就已背負了沉重的「國安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