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世昌

表面上看，是詐騙集團滲透校園與社群，但更深一層，其實是經過估算。對詐騙產業而言，青少年同時具備幾個條件：法律風險較低、容易受到誘導、熟悉數位工具，而且就算出事，也很快有人可以頂上。當犯罪被拆解為提供帳戶、提領現金、代收包裹等低門檻任務，參與被包裝成看似正規的「工作」，讓人不知不覺踏入其中。

這也讓制度的矛盾逐漸浮現。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初衷在於保護與矯正，避免少年過早被貼上標籤，透過輔導回歸正軌。然而，在高度組織化的詐騙產業下，這樣的設計卻可能遭反向利用。未成年人涉案，多以保護處分為主，對詐團而言，等於用較低成本就能找到承擔第一線風險的人手，一旦出事便迅速切割補位，運作幾乎不受影響。

同時，制度著重個案輔導，但詐騙變動得很快，人也能隨時替換，一旦跟不上，難以見到改善。加上部分青少年對法律責任認知有限，在低薪與機會不足的環境下，「快速拿到現金」的誘惑，往往壓過風險判斷，甚至形成「未成年不會有事」的錯誤認知。

更關鍵的是，制度多半仍以個案處理為主，但詐騙本質是一條產業鏈。青少年多在底層，負責提領或收款；真正掌控利益與決策者，則隱身其後。當查緝集中在底層，卻難以向上溯源，犯罪則難以遏止。

因此，與其說制度成為打詐絆腳石，不如說在面對新型態犯罪時，原有制度的設計已難以因應現實。當原本的保護機制，使青少年成為詐團可利用的工具，若缺乏調整與配套，問題反而持續擴大。

當詐欺成為青少年犯罪主流，這已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教育、就業與數位環境彼此影響的結果。更進一步來看，少年涉入詐騙的源頭，往往與經濟弱勢與家庭脆弱結構有關。若缺乏支持系統，青少年更容易在現實壓力與誘惑間失去方向。因此，除司法與警政外，勞動與社政體系應更積極介入，接住高風險家庭，並看見底層青少年的求職與生涯困境，提供更完善的就業支持，讓「正當的道路」不再遙不可及。否則，我們面對的，將不只是數字上升，而是一整個世代逐漸被推向風險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