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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究竟期待什麼樣的領導者?從經濟學人的評論文章說起
2012/11/20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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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描述台灣經濟情境,稱呼馬總統為the bumbler。台灣媒體一般將此字譯為「笨拙的人」,不過稍後經濟學人職員表示應該譯為「行事猶豫的人」。無論如何,台灣媒體與輿論又趁此機會大肆修理馬總統,甚至還說「馬總統的無能已經獲得國際認證」。

 

律師陳長文為此在中國時報上發表「馬英九的難題 台灣的集體困境」(11/18)一文,文中說:馬總統想要做個以國家整體考量,不分族群的執政者,卻變成每個族群都只記得政策對自己不利的部分,而輿論只放大負面的聲音。不適應這樣的政治文化的馬英九,脫離不了無能的罵名似也不令人意外。」又說:「台灣人民從小到大的政治經驗,不就是亂開支票、大撒糖果的政客能夠勝選,而敢講真話、當壞人的政治人物則會中箭落馬嗎?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厭惡這樣的政治文化,都說改革是必要的;但當嘗試改革的人真的出現時,他所得到的支援卻是微乎其微。馬總統一路走來,他的正直善良沒有疑問,但正直與善良是否真的是一位總統的加分呢?這是台灣正在進行的實驗。」

 

我認為陳長文不愧為智者,語重心長,堪稱老成謀國。但是,即使是這樣的好文,也不免招致抨擊,有人就批評陳文與相關的討論貼文為「自我良好大本營」。

 

聯合報也回應地寫了一篇社論「煮酒論英雄:歷史縱軸與時代橫軸」,文中說:「從歷史縱軸與時代橫軸看,政治領袖的「能力」與「政績」之對比,或許可概分為四種類型。一、以惡劣的手法追求惡劣之目的。大巫是毛澤東之類,小巫是陳水扁之屬。二、以惡劣之手法,追求可以理解並終付實現之高遠目的,如鄧小平的強硬操作,與蔣經國的戒嚴統治;三、以正當但笨拙的手法,追求正當合理之目的,如ECFA或實價登錄、美牛案等,這是馬英九;四、以正當又精巧之手法,完成正當合理之目的,則或許每一政治領袖的一生中偶爾能有此類個案之表現,但不可能找到一人終生事事如此的奇蹟。」

 

我認為這也是一篇非常有深度而且中肯的評論。雖然我對毛澤東的評價稍有不同,有稍許正面的看法,我不認為他搞文革全出於權力鬥爭,而部分是根源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此外,我對扁也有稍許的同情,我認為他初時是存有善意的,只是面對著深重的困境(尤其是被逼著要搞獨立卻又不能搞的困境),以致在不知所措中掉入了私欲誘惑的陷阱中。但是,整體而言,我高度評價本篇社論,認為非常有深度,應該作為當前輿論的參考標竿。

 

陳文與聯合報社論的重要,不在於為馬總統辯護,而在於為我們國家的重大抉擇給予理性的方向定位。就像聯合報所區分的四種政績與能力類型,如果我們否定了馬總統的能力,我們很可能會追求其他類型的領導「能力」,而如果求不到第四類的領導者(那本來就是難遇難求),實際上就很可能得到第二或甚至第一類的領導。而那將是台灣民眾的災難。

 

對於經濟學人的報導,我雖然並不確知經濟學人使用the bumbler一詞究竟是要指什麼,但是該文是對馬總統能力與政績的負面評斷或質疑應該不會錯。

 

經濟學人一向以其嚴謹著稱。但是,這篇文章其實並不嚴謹。如果要夠嚴謹,應該先定義他們的the bumbler這個用詞,特別是要指出其操作性定義(而還不只是概念性定義),也就是將概念轉化成經驗上可測量的性質。有了操作性定義,然後再舉出具體充分事證,確認事情符合所述操作性定義,如此,他們的the bumbler的用詞或許就很難反駁。但是,經濟學人顯然並沒有這麼做,他們引用了台灣媒體都可以見到的一些描述,然後就由經濟學人雜誌的記者冠上「the bumbler」的稱呼。名嘴說文章內容無從反駁,因為那些內容也就是台灣媒體的描述,至於這些描述是否夠客觀、立場是否超然,則鮮少有人在意。民粹意見成了多數,既是多數就以為當然為真。這樣的「真相」其實太廉價。而即使內容描述均為真,其與所用的稱呼是否相稱,還是另外一個問題。這裡卻似乎是不必再做討論的事。這樣的文章絕非嚴謹。

 

在我看來,馬總統聰明、理性而善意,已經是個難得的領導者。如果我們失去這樣的領導者,或使他真的什麼事也不能做下去,那將是我們全體國人的不幸。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反駁我的說法,質問說:把國家治理成這樣,還說什麼是難得的領導者?

 

我的回答很簡單,且不說當前世界經濟大環境的惡劣(特別是因為台灣是個出口導向的國家,面對世界經濟不景氣,受害特別深),及兩岸關係中台灣在政治、經濟上的困難處境(經濟上特別是大陸對台灣產業的磁吸效應),僅就台灣內部而言,也因為社會的分裂性質與大眾對於自由與民主的素養尚不足而衍生出許多困難問題。

 

僅就領導績效評量一事而言,績效實際上牽涉到治理與被治間的複雜互動過程,而並不僅是領導片面的結果。馬總統畢竟不是神,很可能也不是天才,他無法在同時照顧到他的為人行事原則與理性決策之餘,還能完全掌控民粹勢力的扭曲力道。孔子說「(邦)無道則隱」,很可能就是在強調:為了不與扭曲的力量妥協,或是為避免自己也被扭曲,君子就必須隱遁。這種態度可能太消極,積極的態度應該是邦無道也仍然要(或更要)入世,要盡己所能,但是這時候恐怕已無法把握最後的結果。

 

邦無道,也許還有能人可以撥亂反正。我們是不是可以拿這樣的標準來要求馬總統呢?

 

能撥亂反正的確是不世出的功業。不過,這樣的領導者真的不多見。鄧小平或許可享有這樣的英名,他在毛澤東與四人幫的文革陰影下,帶著龐大的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之路。

 

但是,我們不妨再檢視一遍鄧小平的功業。他是在74歲(1978年)的時候展開改革開放政策。在此以前,他經歷了許多大風大浪的洗禮,也犯過一些不小的錯誤。在1957年,他大力執行毛的反右政策,讓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因此對中共失望、心寒。即使他在劉少奇領政的時代,執行過一些相對穩健的政策,但是,他也並不能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也就是說,文革中,他被以毛為首的左派人士認為路線錯誤,而被拉下馬。

 

且不說馬總統沒有「試誤」的機會,即使他被認定為犯錯的部分,評定一定公平、客觀嗎?我們焉知,馬總統的路線或作風現在被大家認為錯誤,不會是像當年的鄧一樣委屈呢?也就是說,也許並不是他的路線、作風錯了,而其實是「大家」的評斷有所偏頗。這裡,所謂「大家」,未必是指長期的多數民意,而可能是大陸的紅衛兵與左派激進份子,或是台灣被反對黨、喜歡興風做浪的媒體與黨內另有野心的一群人所煽動的大眾。

 

再說了,鄧在1989年,鎮壓天安門廣場的集會抗議者,屠殺了至少數百人。這樣的做法有沒有問題?

 

請注意,如果鄧不這麼鎮壓,很可能他無以立威,後續的改革阻力可能很大,主張不同路線的聲浪就有可能掩蓋鄧的改革路線,甚至使他的改革開放執行失敗。也就是說,「威壓」統治也有其積極作用。總之,我們要計算鄧的「功業」,也就得計算這一筆。換言之,如果有另一個領導者,他堅決不肯採取威壓政策,他的「效能」或許就會不如。而如果我們要計算他的「能力」,也就應該計算他因為不採威壓政策所導致的無效能。

 

不威壓是否一定就無統治效能?當然不一定。但那同時也要看大眾的行動。如果大眾有充分的理性,在不被威壓的情境下,卻能理性遵循領導者的理性決策,如此,總體效果其實是最好。問題是,民主總是容易縱容民粹,尤其是在大眾民主素養與理性訓練相對不足的條件下。即使是早期希臘民主時代(伯里克里斯統治時期),也因為民粹的力量最後使民主制度消亡。

 

很遺憾,鄧小平也許必須血腥鎮壓抗議者才能貫徹其改革路線,反過來說,如果領導者堅持不願意威壓政策,他就只能讓社會承受社會自身做出的選擇的結果。有人說「民主就是自做自受」恐怕就是這個意思。當領導者尊重民粹意見,大眾就只好承受自己民粹意見所做出的選擇結果。

 

也許又有人說,馬總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依循民意,而是在於不敢於堅持、貫徹既定政策。

 

對我來說,兩者並非不相干,而恰是一體兩面。要依循民意,就不可能堅持自己的原定政策。

 

原定政策究竟是對是錯?民粹意見其實是個很糟糕的標準。

 

如果馬總統只想做個太平總統,他並沒有必要啟動許多的改變。證所稅該不該徵?退休軍公教慰問金該不該取消?我認為這些改變方向並沒有錯,當然,具體做法是否細緻、技巧,或可爭議。但是,我們退一步想,馬總統其實大可不去碰觸這些問題,讓別人去傷腦筋,他的支持率就絕不會像現在這樣。現在的他,可說兩面不是人,正是因為他想做些改變。而他的改變方向,我也認為是對的。

 

他的改變,可能的確不夠巧妙、計算不夠精準。但是,部分則是因為民粹意見擾亂視聽。民粹未必只是無知或情緒化,中間其實也可能摻雜特定利益集團或階級的介入。

 

我們回想一下,好幾位推動改革的政務官,在推動改革的時候都被罵到臭頭,但是下台以後卻又成了英雄一般的人物,包括劉憶如、楊志良、王如玄等都是。究竟他們的改革方向是否正確?他們是否應該推動改革?怎麼我們的社會竟好像是個沒有是非的一群呢?現在的情勢似乎是:除非讓馬政府下台,否則他們就只有動輒得咎,怎麼做「大家」都不會放過他們。

 

有人或許說,那你馬英九就繼續推動改革啊!又為什麼要放棄、要搖擺?

 

究竟是要堅持,還是調整,終究應該要以可行性為準。如果阻力確實太大,嘗試調整難道不是比較理性的態度嗎?以證所稅來說,有些人說,調整後的證所稅已經失去正義性,索性不要。我認為這種說法既缺乏責任意識,也未免太僵硬。我說太僵硬,意思是說,只要起了頭,只要有了最初的證所稅法,將來就容易再調整成更合理。所謂萬事起頭難。有個現階段並未臻理想的證所稅法,比沒有要好。將來的調整會容易得多。總之,我們不必抱持「寧為玉碎」的想法來推動改革。何妨多些彈性與理性?至於說責任意識,則是強調,有人又未免太喜歡站在高山上看他人馬相踢。馬政府已經為了推動新稅制搞得人仰馬翻,旁邊不必負責任的人卻說:要嘛給我最好的,要嘛就做罷。做罷是否真好,我固不以為然,而經過一番努力最後卻什麼也不留下,也絕非眾人之幸。改革常會有犧牲,犧牲而毫無所得,說風涼話的人難道不覺得遺憾?

 

 

如同我先前所說,我以為,事物的公平、合理與否並沒有預定的、絕對的尺度,而往往是爭出來的結果,是結構中不同勢力相抗爭而趨近均衡狀態時的佈局。改革而有所調整,它的意義應該做如是觀。因為調整就責備當事者無魄力、無決斷,其實可能會逼使決策者以固執的態度來解決問題,非民眾之福。

 

也許馬政府的改革手法確實不夠細膩。但是,改革大方向的掌握終究還是最重要的。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的人以特定利益立場去爭議那大方向,使大方向本身陷入是非混亂,然後,實際上卻是因為改革手法不夠細膩、技巧而要否定、終結改革與推動改革的人。我認為這樣的發展態勢是不應該的,是該被檢討與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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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反馬英九政府
2012/11/27 17:00
馬英九是個無恥的偽君子,真小人。
馬英九正是金庸筆下的岳不群。欄主竟然說馬英九「正直,善良」?難怪余光中恶心的說「馬英九是大智若愚」時,馬英九還說這是他的家訓!馬英九的家訓就是如何當個偽君子。
1樓. 多硯坊 (休)
2012/11/23 16:45
好文章

中肯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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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表示感謝! 出岫閒雲2012/12/02 20:12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