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逮捕了馬杜羅。我為此又忙著和一些人爭論，包括一些親友、同事，及網路上的對話對象。有人痛罵美國違反國際法。我則要求他們公平對待美國與俄國。有趣的是，罵美國的這些朋友，大體都不罵俄國，甚至在討論俄烏戰爭時，罵的也還是美國。我為此多次成為美國的義務辯護者，也因此被貼上一些標籤。遺憾的是，一些親友也為此而鬧得不歡。我有鬱悶都快無處發洩，只能在網路上自言自語。

一位旅美的朋友回應說：我和你一樣，常被小學同學圍剿，而且大部分是已經宣誓效忠美國、入了美國籍的台灣外省人。他們親共仇美，但是又都不肯放棄美國籍。問他們這麼喜歡中共為什麼不移民大陸，他們說不出理由，卻往往老羞成怒，給人戴帽子，說我是台獨。

朋友的說法其實和我的觀察大體一致。我們都看到，一些大體屬於泛藍陣營的人士，持著台灣身份或美國身份（又或是雙重身份），卻強烈親共、仇美、反感綠；但是，他們中很少人真正轉變身份變成對岸公民。這種態度，似乎很矛盾，讓人困惑。我覺得這種現象很需要做深入思考、尋求解釋。這不是小事，是國之大事。以下是我的一些嘗試性的分析。

在當代華人政治心理中，可能有一種極具代表性的現象，但是長期以來並沒有被嚴肅命名與分析。我們姑且稱之為：離岸民族主義（offshore nationalism）。

所謂「離岸」，並非單指地理位置，而是一種責任與後果的分離狀態：個體在生活實踐上，選擇居於法治健全、制度穩定、福利完善的自由社會；卻在情感與認同敘事上，強烈投資於一個威權化（甚至極權化）、軍事化、民族主義高漲的「祖國想像」。

這種狀態最鮮明的表現，正是：親共、仇美、恨日、反感綠營，卻不肯放棄在台灣或美國享受到的權益。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種矛盾的行為；但若從文化心理結構來看，它其實可能是一種高度穩定、低風險、心理上極為「聰明」的自我配置。

一、生存理性與象徵理性的分工：兩種選擇，沒有衝突

離岸民族主義的第一個關鍵，不在於「言行不一」，而在於理性分工。在生存理性層面，個體極為清楚：醫療保障、退休制度、資產安全、言論自由、法治可預期性只能由自由民主社會提供。因此，身體、財產、晚年與家人，都安放在這裡。

在象徵理性層面，個體卻承載著另一種需求集體尊嚴、歷史補償、代理勝利，與「我們終於不再被欺負」的情緒回饋。於是，民族主義在此不再是一套行動方案，而成為一種情緒投資工具。它不要求付出制度代價，只提供心理回報。

身體留在安全區，尊嚴寄存在大國想像中。這不是矛盾，而是最小成本的配置。

二、低成本民族主義：不必服從，也不必承擔

離岸民族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它的成本極低。這種民族主義，不需要面對審查、承擔鐵拳，及接受戶籍、就業、教育、醫療的不確定性；也不必為政策錯誤付出個人代價。

而這麼做卻可以同時獲得「祖國強大」的情緒紅利；對外敵的道德優越感；對自身挫折的外部歸因；對現實失控的心理補償。因此，它是一種不經歷、不承擔，但高度道德化的民族主義。

真正承受那套制度（極權制度）後果的人，被留在岸內、牆內（中國大陸）；岸外、海外的人，則負責歌頌風暴。

三、自欺機制之一：用嘴巴的忠誠，抵消腳步的選擇

這裡面其實涉及一種非常典型的自欺配置。

許多離岸民族主義者，早年的人生敘事，往往高度投資於某種「中國想像」——無論是大一統、民族復興、歷史榮光，或冷戰年代的意識形態遺產。

當現實迫使他們在自由社會安身立命時，內心容易出現一種不易察覺的張力：我享受的是A制度（台、美的法治、福利…），但我不願承認B敘事（關於偉大祖國）已經破產。

認知失調的解法有兩條路：一是改變行為（真正回到威權體制生活）。這成本往往過高。二是強化敘事（用更激烈的語言宣示忠誠）。這成本最低。

於是，表態越激烈，往往正是行動越不可能的一群人。這不是虛偽，而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保全。

四、投射機制：仇恨主要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

離岸民族主義常伴隨高度穩定的仇恨、反感對象：美國、日本、台灣綠營。這可能並非偶然，而是典型的投射結構。

美國象徵了制度成功與規則制定者，它投射出人們對自身依賴卻不願承認的矛盾感。日本則象徵著現代化成功的亞洲他者，它投射出比較下的羞辱與歷史焦慮。台灣綠營則象徵離開母體，卻可以過得不錯，由此可能投射出被拋棄、被背叛、敘事失效的痛感。

仇恨在這裡的功能主要不是為回應現實，不是因為現實中自身遭受到對方顯著的不正義或委屈而產生了情緒；而比較是為了維持自我敘事的穩定。若接納、肯定了對方，甚至僅僅是對方以那樣的方式存在，就可能讓自我敘事出現認知不諧，就可能帶來難堪的感覺。

五、借來的地位：「我的祖國站起來了」

離岸民族主義最深層的心理動力，往往是與地位焦慮密切相關。在移民社會中，個體可能感到有語言與文化天花板，感覺到職涯與社會影響力的邊緣化，還有年老後的失控與無力。此時，「祖國崛起」、「祖國偉大」便成為一種極為方便的替代方案：我不必真的站起來，只要我的國家站起來就夠了。

國家於是成為巨大的自我延伸。國家強，我便不必直面自身的脆弱。這其實是一種「代理地位」（borrowed status）或說是「借來的地位」心理。

看到中國的強大、繁榮，讓人感覺自我榮耀。這對許多海外華人而言，是重要的心理滿足。即使這裡的強大、繁榮可能有某種程度的虛假性，不妨別太認真深究。

六、病識感的缺席：因為代價不在自己身上

我的一個較深的、長期的感慨則關乎「文化病識感」。我讀中國歷史，一個最大的遺憾是：一般中國人/華人似乎缺少（文化）病識感。人們為了維護集體當下的自尊，往往傾向否認問題的存在，或者扭曲問題的性質。人們諱疾忌醫，或習於用精神勝利法來平衡集體受挫的情緒，卻往往拒絕承認我群的制度、文化存在必須改革的問題，而努力把問題成因外在化。即使有先覺者指出中國人自身的問題，也常常被拒斥，或者以奇怪的方式承接。如此，問題更得以持續存在；或者雖然能夠有所改變，卻總是抓不住真正病灶。太平天國、義和團、大躍進、文革、反帝…等的嘗試，大體就是這種扭曲心態帶來的悲劇。

我以為，真正的病識感，來自於承擔後果的能力。而且，很重要的是，這是集體的共同承擔，不可推給少數「菁英」（這裡加引號，表示其菁英地位其實可疑；或者，即使真是菁英，卻也難以在他人拒絕共同出力的情況下，拯救集體）。看見自身問題、承認問題、面對問題，這才是實現進步的穩固基礎。否則，中國很可能持續顛簸，屢起屢伏。

離岸民族主義者之所以難以產生病識感，正是因為他們不承擔審查，不承擔制度失敗，不承擔政策錯誤，不承擔鐵拳的不可預期性。於是，制度的暴力只存在於敘事中，而非自己的現實生活中。

他們消費的是民族主義的美好景觀，而不是民族主義的風暴氣候。

七、結語

他們這不是「不誠實」，而是一種高度文化化的自我保護。離岸民族主義並非少數人的道德缺陷，而是一種在特定歷史、移動、世代與敘事斷裂條件下，高度可預期的文化心理產物。它讓人既不必放棄安全，也不必放棄尊嚴；既能逃離風險，又能宣稱勝利。只是，它的代價被完全外包給了岸內、牆內的人。

而以《文化病識感》作為思考框架，所試圖揭示的正是這種把制度後果留給他人、把情緒回報留給自己的自欺結構。我想提醒：缺少文化病識感，不利於中國、乃至華人社會的真正進步。

以上的嘗試性分析，是出於誠懇的思考心得。提出的看法究竟對不對，我並不敢妄斷。但重要的是，希望那些可能成為我分析對象的朋友們不會因為看了生氣而逕行整體拒斥我的說法。何妨試著再做深思。也許這是一個有助找出問題答案的一個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