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宗教信仰、宗教倫理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我認為不能用簡單的肯定或否定來處理。宗教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複雜，其正面與負面的歷史例證都不勝枚舉。我不主張片面吹捧宗教的功能，但也不能草率否定其在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深層力量。

近期，大陸歷史學教師石國鵬在一段視頻中公開表示：歐美的近代化成就，並非基督教的功勞，反而是擺脫基督教神權統治的成果。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傳統本就富有人本主義精神，並舉大禹治水作為中國人相信「人類能夠主動改造世界」的例子。他的說法，試圖將中國的文明潛能與西方的宗教遺產做出鮮明對比。

針對這樣的說法，媒體人方的言先生提出反駁，並援引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經典論點，強調基督新教中的宗教倫理(按：主要是指「職業召命觀」、「禁慾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與現代化的興起。方某並補充提到，現代社會許多重要理念，如「愛」與「平等」，其根源與宗教信仰的內涵密不可分。

我本人受過社會學訓練，自然對韋伯的見解特別有共鳴。不過，我認為即便在社會科學界，關於宗教與現代化關係的看法也從來不是一致的。許多經濟學者、歷史學者乃至政治理論家對韋伯的理論持保留態度。然而我仍相信，韋伯提出了一個至今仍值得深掘的啟發方向——那就是：宗教信仰如何在價值層面形塑一種有助於現代社會秩序的倫理文化。

在我看來，韋伯提出了一種「制度誕生的倫理根基說」，但這條路他尚未走到終點。例如，他提及禁慾與勤奮、職業作為天職，這些當然重要，但在「愛」與「平等」這樣的核心理念上，他似乎著墨較少。事實上，耶穌所提出的倫理思想，尤其是對弱者的關懷、對罪人的寬恕、對每個人的靈魂平等的訴求，對整個西方人權與憲政傳統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遠遠超出單純的經濟理性邏輯。這正是許多宗教社會學者近年來嘗試補充韋伯理論的關鍵路徑。

更值得深入探討的是：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是否真如啟蒙時代以降常見的二元對立的敘事？我認為，這樣的劃分很可能是現代思想史上的一種誤解。在很多情況下，理性的信念基礎本身可能就來自信仰。例如哥白尼、牛頓等近代科學先驅，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理論，不是因為對宇宙的懷疑，而是出於對神創秩序的堅信——相信宇宙是有邏輯、有美、有秩序的，而這種信念引導他們用理性方式去發現這個秩序。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的序言中即明確表示，他之所以相信日心說，是因為相信宇宙是上帝創造的和諧體系。牛頓更不必說，他將自然律視為神意的展現。

如果說理性是發現秩序的方法，那麼信仰或許就是相信這個世界本來就值得去理解與秩序化的根本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信仰並不是與理性敵對，而是為理性提供方向與原初的信念基礎。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許多現代物理學的理論起點常常是某種信念式的「假設」，而非純經驗主義的堆疊。

最後，我傾向這樣理解宗教與現代性的關係：宗教不必然導向專制，也不必然敵對理性；同樣，現代性也不必然意味著去宗教化或價值虛無。理性與信仰，可能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而是在人類歷史深處持續展開的「對話關係」。這場對話，可能正是文明進步的源泉——既來自人性之思，也來自神性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