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面對批評、責備或創傷敘事時，常會產生一種心理防衛機制，我們姑且稱之為「不是我」（Not-me）心態。這種心態的基本邏輯是：「那不是我，那些錯誤（或不幸）與我無關。」或者：「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的我早就不是那樣了。」

這樣的說法表面上合理，甚至還帶著一點成長或蛻變的姿態，彷彿已經從過去的自己跳脫出來，進化成一個更成熟、更清明的存在。但事實上，這往往只是一種自我蒙蔽，是一種說服自己可以不去面對真相的方式。

人們常常高估了自我改變的程度，卻低估了舊有觀念、習慣與制度對人們行為的深層影響。尤其在龐大的結構性因素作用下，這種影響更是無所不在、根深蒂固。

人類的意識，雖然看似能照見萬象，但實際上經常選擇性地反射，選擇性地遺忘。當人們說「那不是我」時，往往是在逃避一種不舒服的認同感，逃避責任、錯誤、不幸，甚至逃避與某個「不受歡迎的群體」劃上等號的焦慮。

這種「Not-me」心態，不只存在於個人層面，也在群體層面蔓延。當一個社會面對歷史傷痕時，經常會說：「那是上一代的事了，我們現在早就不同了。」但結構性的力量並不會因為時間流逝就自動瓦解。過去的網絡、制度、語言方式，早已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選擇。

如果缺乏深刻的自覺與批判，那麼「我們已經不同了」這句話，就只是自我安慰的口號，而非真正的變革。

更諷刺的是，當人們「相信自己已經不是那樣的人」時，也可能因此失去了檢視自我的能力。自認進步、覺醒的姿態，反而讓人失去對自身盲點的敏感，讓人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卻忽略了正義也需要謙卑。

說到底，「Not-me」其實是一種心理防衛，也是一種潛藏的特權。它讓人們可以輕鬆地將問題推給他人或歷史，不需負責，不必自省。如此一來，不僅阻礙了個人的成長，也讓集體失去了真正對話與改正的機會。

近代中國，百年激盪，不斷追求改革與革命，確實帶來了改頭換面的改變。也因此，有人開始相信，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同了」。我們開始聽到：「厲害了，我的國！」這樣的口號。

但也有人看見，新面貌背後，藏著舊有問題的延續，甚至加劇。特別是那些隱藏在深層結構裡的問題——極權、專制、壓迫、審查、集體遺忘。

也許是因為過去太痛，所以人們選擇遺忘。從帝國崩潰到內戰、從大躍進的饑荒到文革的浩劫，從六四鎮壓到現代數位極權的成形……人們學會了不去談論，只談希望、發展與未來。

人們說：「人不要活在過去，要活在當下。」

人們說：「那不是我，那是舊中國的錯。是昏聵的滿清、混沌的軍閥、反革命的蔣介石政權…的問題。」

人們說：「那一切都太久遠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於是，1960年代太遙遠，1989也太模糊。一切故事，就從1990年以後開始講起吧。最好連「開始」本身都不要太細究。

但問題是，歷史的創傷不是不談就會消失，結構性的壓迫也不會因為人們不提就自行瓦解。如果人們繼續維持「那不是我」的心理姿態，那麼所謂的新中國，可能只是舊體制的翻版，只是穿著新衣的沉默與壓抑。人們以為已經擺脫前人的盲目、顢憨、愚昧，殊不知，這些只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只是自己有意無意地無視，更被系統性的引導朝向某種認知。今人對問題的認識其實並沒有超越古人，更沒有能擺脫深層的社會困境。人們卻很得意地宣告：我們已經不同了；有問題的不是我（們）。

我們都可能有過錯、盲點、與被環境塑造的不自知偏見。這不是羞恥，而是人性。只有當我們願意誠實地說出：「也許有些問題，今天的我仍然有份；也許那並不只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共同的責任。」——真正的轉變才有可能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