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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共集體主義思想與集權體制結合的危害性
2025/04/07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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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讀了“社會學”這個專業。這個冷門學科幫助我拓展了視野，讓我看見非此就難以看見的世界。
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派別，也許可以被稱為“方法學的集體主義”。法國社會學先驅凃爾幹大致就是這種知識論立場。“方法學的集體主義”試圖找出集體行為的模式及其說明。凃爾幹認為，元素結合以後，會形成新的事物，有新的模式與規律，乃至新的生命，所以不宜再回到原本的元素中去觀察其性質與尋找說明。就好比不宜從氫、氧中尋找水的性質。人類集體也會形成新的性質，不同於個人；從個人的性質中也無法直接觀察到集體的性質，因為集體也具有新的性質、新的規律（這種觀點亦或可稱為emergentism，或可譯為“衍生論”。這是後期美國社會學者Talcott Parsons的用語）。
上述的知識論立場是不是和政治、社會生活上的集體主義立場有關呢？其實我認為也是有關的。在凃爾幹的學說中，強調集體對於個人的優越性與創造性，而更根本的一點是：集體遠比個人強大，對個人具有難以抗衡的強制力。
“集體”相對於“個人”是不是更有創造力、更優越？對此，後續的社會學者似乎多持保留態度。即使是”集體”究竟是不是有不同於”個人”的性質，究竟能不能從”個人”性質推論出”集體”性質，對此，在社會學者間也莫衷一是。“方法學個人主義”的知識論立場似乎更受一般學界重視。德國社會學者韋伯、英國哲學家Karl Popper，乃至海耶克等人都被認為屬於方法學個人主義的知識論立場。兩種方法學知識論立場間的爭議，很可能還需要做進一步的釐清，而且未必是二者擇一的選擇，而有可能是一種超越兩者的新知識論立場。凃爾幹提出了一種可稱為emergentism(衍生論)的思維，應該值得重視。但如何系統化發展這種思維，而不走上知識歧途，還有待後續的努力。
在凃爾幹之後的社會學者，更強調的是“結構”概念。而“結構”概念其實還是可以沿用“衍生論”的一些重要觀點。這會幫助我們注意到“結構”所支撐的那個整體的特異性、穩定性、規律性與自我修復的能力。
我們不難發現，從“結構”面進行的觀察與分析常常能夠突破對個人觀察的所得。結構的作用未必總是應然的走向，卻往往能夠超越個人的情感、意志而產生重大歷史作用。當結構趨向碾壓個人意志的時候，意味著即使有些個人善意也難以消除集體碾壓個人（與次群體）的態勢。而集體主義作為結構的主要部分，就極可能有這樣的性質。也就是這種集體可能超越其中個人的情感、意志，而表現出其強迫個人的性格。尤其是當集體主義結合集權體制的結構形成以後，這種集體強迫的性格會更形明顯。
順著上面這個議題，我們可以做出進一步的討論。社會學的起源本來就與社會主義思想有著密切淵源。如果法國的孔德是社會學鼻祖，那麼，孔德的老師聖西蒙恰也是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先驅代表。孔德早期的著作也包含闡揚社會主義思想。稍後他才開展出“社會學”這個新學科。這是他對科學精神、對“實證主義”思想的應用；或許也是在實踐行動上的某種謹慎退讓，因為社會學主張先求知，以嚴謹實證主義精神的探索，尋找社會改革的途徑。凃爾幹的方法學集體主義，很可能是受到前期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發，而期望在方法論觀點上也能提出支持前者的觀點。
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是對工業化以後社會混亂的檢討回應。如何重建社會秩序是他們的目標；而計劃經濟則是較被具體化的改革舉措。而一個重要的相關思路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未必都是集體主義思想，但是，集體主義思想卻在強調社會整體秩序與計劃經濟的實踐模式中得到醞釀與開展。而中國社會基於傳統“秦制”或“法家傳統”對這種集體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似乎有較高的接受度。這或許也可解釋為什麼中國會成為壽命最長的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一個極端派別，除了和“階級鬥爭”密切掛鉤外，也把集體本身視為一個實質化的單一體看待。集體意志成為一種權力集中的正當性來源。而社會中的個人則被非人化、高度工具化。“集體”意志因此變成某種不可企及、不可抗衡的、具暴力性格的絕對意志。
傳統中國的法家思想也有很濃厚的集體主義思想內涵。這種思想傳統顯然有利於共產主義思想被中國人廣泛接受，因為兩者都有集體主義的思維傾向。傳統法家的統治模式和共產黨的統治模式有相似性，但是，兩者畢竟還是有不同之處。
傳統法家思想其實並沒有把“集體作為一個單一體”實質化，而實際上比較是對君主“個人”的巨大化（與人民的工具化）。其中，君主必須不斷證明自身的神格性；而共產主義下的所謂“集體意志”卻不必去證明其神格性，它就是最高者，它也當然地把內部成員給工具化看待。個人成員可任由所謂的集體意志來操控。共產黨可以有意識地且明目張膽地進行集權，因為他們有高度具正當性的目的，即社會秩序與進步理想。
法家以維持秩序、鞏固統治為目的，強調賞罰分明與制度設計，不很關心「社會公平」或「人民福祉」；法家也不試圖改造人性，而是直接設計制度來「利用人性」。換言之，相對於共產主義思想，法家對人性還可能保留了更多的尊重。這種保留未必多麼善意或崇高，卻還是可能有實惠。
當然，傳統法家在中國終究是失敗了。至少，傳統法家必須隱藏自身，以儒家思想為表，才能夠得到隱性地、有局限地存續。共產主義在中國很可能也終究會遭到抵制，但是，它卻比傳統法家更具有存續正當性，因為它托庇於一種崇高理想，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目的。問題是，共產主義思想把個人視為工具，讓身處共產主義社會裡的個人被高度工具化，甚至非人性化，而且是理所當然地這麼做。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集體”畢竟還是有具體的代表人物或詮釋者，譬如總書記、黨主席，還有黨。集體意志所擁有的力量，在這個具體化身身上具現。也就是說，黨的領導、還有黨，因此可具有無限的權力；而一般個人則只是作為工具而存在。工具當然可以被犧牲，被暴力碾壓，以追求集體目的的實現。中國文革期間會出現“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標語，也可以說是這種“集體意志”的體現。
重要的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除了高舉“集體”名號，達到極度集權、甚至極權統治狀態外，同時又強調“鬥爭”原則。換言之，暴力統治獲得了更高的正當性。在這種條件下，即使因為大躍進運動造成了三千餘萬人飢餓死亡，人民也還是無力起來反抗。更甚者，人民根本就無從知道發生了這麼嚴重的災難悲劇。這一切，大體可說都因為有崇高集體意志來正當化其集權與操作。
集體主義思想與集權體制之間極可能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就是前者可以導出後者；兩者也可能是互為因果的關係。不過，兩者或許終究並不是邏輯必然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集體主義或許理論上還是有可能不走向集權，譬如集體的行動是出於一種真正意義的共同意志；或者，集體主義只規範特定某群體而與其他群體存在分權的局面。我們比較能夠確定的其實應該是說兩者之間有高度親和性。具體來說，以共產黨的統治為例，集體主義與集權體制確實是緊密嵌合的狀態。而且，這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一種核心制度結構，這種結構大體決定了在共產黨統治下人民的工具角色與隨時可被犧牲的命運。中共有可能帶動集體經濟進步、基建進步，但是，人民的工具角色並不容易有大的改變。任何被納入這個體系裡的次群體，也都將變成這個體系的工具，也都隨時可能被碾壓。
中共政權真能夠如此輕易地就掌控了十幾億人的思想，完全而穩固地操控了全中國嗎？當然不。但是，傳統中國陽儒陰法式講究搓揉技巧的文化，配合共產主義的理論框架及其延伸出來的話術，再加上共產黨對權力的組織掌控，與在必要時不吝於採取暴力的手段，都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延續，起到重大、積極的作用。
此刻，中共急於把掌控勢力再延伸到台灣社會。台灣民眾面對抉擇：究竟要不要接受中共的統治？而讓我意外的是，有比我想像更多的台灣民眾似乎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或者，有些人認為可以與中共和平共處。但是，鑑於中共的集體主義思維與集權、暴力鬥爭傾向，我認為中共是不可能和平共處的對象，台灣更不宜接受中共的統治。那會讓台灣人民面臨超乎想像的痛苦。只可惜，可能的痛苦往往必須身臨其境才能體會，僅憑想像，多數人不會太把危機當一回事，尤其在中共正極力分化台灣民眾，而對其中的一部分人展開笑臉的時候。我只能試著從各種不同角度指出中共作為統治者的可能危害性。
儘管中國大陸呈現出一些快速進步、甚至開放的景象，其實，中共政權長期推行的集體主義思想仍舊牢牢控制著中國社會的思想與制度架構。這種極端強調“集體利益高於一切”、“集體高於一切”的政治文化，不僅壓制了個體的自由與創造力，更深層次地侵蝕了社會的道德基礎與人性的完整，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外部自由世界的存在，尤其是台灣作為自由世界一部分的存在，對中共的統治是一種強烈的對照與威脅，所以，必須抹消台灣獨立於中共中國的狀態。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被中共控制以後的台灣恐將面臨如下的危難，以及額外加上的、兩岸間的累積仇恨。
一、 集體主義作為思想控制的工具
中共的集體主義並非單純的“合作”或“群體精神”，而是一種以黨為核心、以服從為原則的意識形態。個體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而“組織”實際上是黨的化身。這種制度將個人徹底工具化，不僅消解了個人的思想空間，也壓抑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在這樣的邏輯下，個人價值不再來自於內在的人性、道德或理性，而是來自對「集體」的效忠。而當“集體意志”變成一種絕對的權威時，它就有了踐踏人性的正當性——個人的感情、家庭倫理、甚至基本的良知，都可以被犧牲。
歷史上，這種極端的集體主義曾經導致許多人將親人當成“敵人”舉報，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少年紅衛兵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不惜批鬥、揭發甚至殘害自己的父母、師長，僅僅是因為對方被認定為與「集體意志」不符。這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踐踏，更是對人性與基本倫理的顛覆。
二、 扼殺創新與自由的土壤
真正的創新來自於對權威的挑戰與對未知的探索，而集體主義強調的恰恰是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在中國的學術、科技甚至文化創作領域，這種氛圍導致普遍的平庸與模仿風氣。人才被框死在“正確思想”的牢籠中，導致創造力無法釋放。
而在企業與經濟層面，過度集體主義也導致資源錯配與效率低下。很多“國進民退”的現象正是來自於這種體制性的壓制個體活力與自由選擇的邏輯。
三、 將責任模糊化，助長官僚與腐敗
在強調集體決策、集體行動的體制中，責任的歸屬往往變得模糊。許多重大決策出錯後，沒有人需對失誤負全責，因為“是集體的決定”。這種制度性的不負責，正是中國官僚體系長期腐敗、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
而在面對公共危機時，例如疫情爆發、自然災害或金融風暴，集體主義所造成的“保面子、掩真相”行為屢見不鮮。地方官員為了維穩與政治正確，選擇封鎖消息、壓制言論，導致災難擴大，民眾受害更深。
四、 弱化個人道德感與社會責任
極端集體主義還有一個長遠且深刻的危害：它使個人難以建立自主的道德判斷與責任意識。當所有決策與行動都由“上面”決定、由“組織”安排時，個體的道德行為便不再來自內心，而只是機械地執行命令。
更嚴重的是，當“集體”被神化為絕對正義的象徵時，人們會將原本的倫理判斷拋諸腦後，將壓迫與傷害合理化為「大義」的一部分。從歷史到當代，不乏人為了表忠而犧牲他人，甚至是最親近的家人——這些人並非天生冷酷，而是在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下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
中共推行的集體主義並非真正出於對人民的福祉考量，而是一種以維護政權穩定、強化思想控制為核心的政治工具。它對個體自由的扼殺、對創新與責任的摧毀，對人性與倫理的扭曲，其深遠影響值得每一位關注中國現狀與未來的人警惕與反思。
台灣有些人會強調，現在的中共已經和前期（極度左傾、激進）的中共不同了。他們的意思是，現在的中共是可以和平共處的，甚至是值得樂觀期待的。但是，我對事態持悲觀看法。中共是有改變，但是也有些特質並沒有改變；又或者會有些特質還有可能復舊。重點是要從制度、結構的層面去檢視、分析，而不是順著主觀善意期望來推論。西藏、新疆、香港…的命運，其實已經是前車可鑑。只是有些人似乎感性拒絕去鑑此前車。
台灣民眾可能部分由於和平思想，部分由於民族情感，加上看見中國大陸的“驚人進步”，甚至也可能有人希望分享當今中國的“偉大”，於是有人就傾向接受兩岸統一。但是，這個抉擇事關重大，必須格外慎重。一個不慎，台灣現在擁有的一切，都可能化為泡影。之前一再抱怨的現狀，也可能成為昔日無可追回的繁華。
要推論未來事態的可能演變，不是依從命理，不是依從主觀的一廂情願，也不是依從對方的親切擁抱姿態，而更多是從制度面、結構面去推理。而我絕不看好與中共中國統一後台灣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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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魔師帆正東2025/04/24 13:38川普：美對中是否降關稅 取決於中共所為
美國總統川普
22號表示，對
中國 145%的
關稅太高，將
大幅下調。週
三，川普再表
示，什麼時候
降低關稅，取
決於中國。同
一天，美國財
政部長貝森特
表示，中共必
須改變依賴製
造業出口的經
濟模式。
美國總統川普
週三表示，什
麼時候降低對
中國的關稅，
取決於中國。
美國商務部長
盧特尼克透露
，目前川普政
府已經與多達
90個國家，談
過關稅協議。
川普表示，如
果沒有達成協
議，美方將自
行設定關稅稅
率。目前美國
對中國的稅率
，高達145%。
美國總統 川普
（2025.4.23）
：「接下來兩
、三個禮拜內
，我們將設定
關稅稅率。（
對中國嗎？）
也可能是中國
的稅率。但也
許我們會達成
一個特別的協
議。」
美國財政部
貝森特：「
中國目前的
經濟模式，
是建立在出
口的基礎上
，以擺脫經
濟困境。這
種模式不可
持續，它不
僅損害中國
，也損害整
個世界。」
貝森特表示
，中國經濟
，可以從出
口產能過剩
，轉向支持
自己的消費
者和國內的
需求，這將
有助於世界
亟需的全球
再平衡。
本土劇何豪傑帥兒奪獎！意外爆出 外祖父曾輔佐吳敦義
吳主席 是 馬、王 都能接受的人選，是 國民黨內的
最大公約數。
吳敦義主席 應該參選 黨主席 、參選總統 才是 啊！
要相信老母娘是唯一正法
1樓. 狐禪2025/04/08 13:57不管集體或個人主義，都沒有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因為條件時時在變。搞社會學的卻不這麼想，非常不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