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經解釋他自己當年在日本留學，開始時是學醫，為什麼後來會棄醫從文。那是因為他在日本看到一些照片，其中有個片段是“畫面中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事的軍事間諜，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旁邊中國人是來鑑賞這示眾的”。

“從此，魯迅先生意識到學醫並非是一件緊要的事情了，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再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麻木不仁的看客！於是魯迅先生抓住主要關鍵點，想改變國人的精神，改變國人麻木不仁的狀態，為此，首推文藝！”

魯迅後來果然藉著他的一支健筆，寫出了一篇篇激昂慷慨、批判中國社會、文化的文章，也激起了廣大的改革浪潮。中共日後推動的文革，很可能也與魯迅的中國社會、文化批判有關。

魯迅的文章曾經大量成為中國大陸學校教科書的課文。但是，近年卻已經大幅刪除，只剩下少數兩篇（？）繼續留在教科書中。也就是說，魯迅思想似乎已經退潮。中共對魯迅的推崇現在已經漸漸消失。我們甚至會看到，一些大陸學者開始寫出一些批評魯迅的文章，包括說他當年棄醫從文，其實是因為醫科已經讀不下去了。其實不管他是不是因為醫科讀不下去才轉到文學工作，他在文學上、對傳統文化的思想衝擊上的成就，必須得承認。當然，他的影響有沒有可議之處，也很可以討論。

一個很值得探索的議題是：經過了近百年，今天的中國社會和當年魯迅所見、所批判的那個中國社會，顯然已經大不相同。但是，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內在特質是不是已經與前大不同？譬如那種麻木不仁的特質，或者阿Q式的低自尊的、痞子的性格，是不是已經大幅度改變了呢？這應該才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重點。

依我的觀察，麻木不仁的情況應該已經有很大的改變。魯迅當年看到的麻木不仁，是因為看到外國人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審判中國人、殺中國人，而且其他中國人就好像看客一般，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魯迅顯然認為：你們應該要憤怒啊！應該為地主主權的喪失而憤怒啊！你們還有沒有一點羞恥感？有沒有國家民族意識？

現在情況是不是已經很不同了呢？應該是。

現在，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很強，特別是反日情緒非常強烈，可說已經成為中國人最主要的集體情緒的一部分。反美的集體情緒似乎好一些，但是還是時不時地爆發一些反美浪潮。這和讓魯迅觸景生情的照片上那種人群麻木不仁的景象似乎很不同。

國共兩黨雖然都受到當年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潮影響。但是，這兩個黨實際上都是以民族主義為主要內涵。至於民權主義或民主主義，比較是作為口號，缺少實質性。又或者是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比較是少數左傾狂熱分子在力推，其他人則是態度曖昧不明，實際上可能是欲拒還迎、欲迎還拒，大體不很由衷。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思潮明顯退潮。不過，習大大上台以後，情況又似乎有改變。但是，習大大的偏左傾路線會不會受到比較強的抵拒，還有待觀察。

路線左右搖擺，這可能是中共建政以來的實際狀況，反映的是意識形態不一致，人心不同，而且互相不信任。不過，即使是比較支持左傾路線的人，骨子裡應該也還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大體是作為改革手段，國家的富強才是主要目的。左傾路線比較是希望通過改變階級結構來改變中國。但是，我以為中國社會裡反對左傾的勢力絕不可小覷。

最極端的馬列主義，應該是講究“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但是，從民族主義出發，卻不可能真的走向無祖國。不僅如此，傳統中國社會一直是個階級社會，馬列主義要消除階級，和傳統模式大相徑庭。有些人可能抽象地、口號性地表示願意消除階級，但是實際上卻很難忍受自己和低階級的人完全同等被對待。很多人其實會不甚自覺地傾向和那些農民工保持隔離，也不甚自覺地不太願意去到偏遠鄉村，更無法忍受在那裡生活。這種情形雖然未必就等於是主張維護階級社會，但是，真要和底層民眾共同生活，彼此一視同仁，他們還是會覺得很難受。這種態度上的扞格，也許並不會直接演變成政策路線上的對立。但是，其實還是很難不出問題。即使人們因為有顧忌而不願意明白表示反對最高領導所決定的某種路線，但是，還是可能在實際操作中扭曲政策的精神。扞格實際上還是會演變成某種隱微形式的鬥爭。以文革來說，一度高唱“造反有理”，但是，最後造反派還是受到最嚴厲的打擊。左傾路線一度強調“重紅不重專”的高校入學政策。但是，最後也還是執行不了多久，就必須改弦易轍。

造反有理、重紅不重專，究竟對不對，不是簡單可以有結論的問題。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下，它們很難真正成為長期、穩定的政策。倒是一時間往往會造成混亂的局面，很多人的生存發展機會都會受到影響而被扭轉。

今天，中國人可以更自信地面對西方人了嗎？情況確實已經明顯比當年要好很多。至少，西方人不可能再對中國予取予求。中國人也敢於對西方人提出各種對等的要求。在經濟供需的條件基礎上，中國方面甚至可以嘗試拿捏西方個別國家。

日本這些年則備嚐中國大陸方面的氣焰與敵意滋味。以致日本有近9成的民眾對中國印象不好。拋開關係親疏，中國近年的經濟實力，似乎已經超過日本；國防軍事實力也可能已經超過日本。這種對比情況，也和百年前迥然有別。

中國人已經不再是阿Q，不再需要什麼“精神勝利法”。

真是這樣嗎？魯迅所提出的昏死的人的問題，已經被徹底解決了嗎？過程究竟是怎麼樣的？魯迅當年曾經疑惑：對鐵屋裡那些已經昏死了的人，究竟該不該予以喚醒？是不是那些人都已經醒來了呢？所以，魯迅曾經的大困惑已經不再有意義了呢？中國這一百年究竟經歷了什麼？中國有了長足的進步嗎？

中國大陸確實是進步了，至少是富強了，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說，答案應該都是肯定的。只是，在這一百年中，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過程。戰爭、飢餓、鎮壓、鬥爭...等各種災難留下的傷痕既深且巨，讓人難以遺忘。當然，許多人（也許是多數人）還是努力遺忘。

對台灣民眾來說，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國大陸，基本是肯定還是否定，至關重要。因為台灣民眾面對著一個重大而困難的抉擇，就是究竟要不要與中國大陸統一。如果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持肯定評價，那麼，接受統一的選項就變得合理。反之，如果是否定評價，統一選項就比較會被質疑。那麼，評價究竟如何呢？

歷史學者孫隆基在1983年寫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初期在大陸被禁，直到2004年才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這本書討論的不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力量，而主要是文化影響下的國民性格特質。他指出：“中國人唯一能超越沒有精神性的“身體化”存在的，卻只是“心”的諸般作用。在西方人的“良知系統”中，連心也是被歸入肉體領域的，但是中國人則將它當作精神性的唯一源泉，由此可以看出整個中國文化形而下的現實傾向。”、“在個體化不發達的情況下，個人的自我價值，是必須不斷地與他人比較才能確立的。”

簡單說，在孫隆基的眼裡，一般中國人偏於現實、身體化，缺少自我獨立的價值。或者說，中國人缺少個人主義精神，也缺少對超越性事物的追求。

孫隆基的說法究竟中不中？顯然又是一番可爭議話題。他稍後又寫了“未斷奶的民族”（1996）一書，繼續批判中國文化，批判中國人缺少獨立人格。不過，似乎對西方個人主義也有所批評。

從魯迅寫“吶喊”、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前後已經就經歷了70年以上。但是，以孫隆基的觀點看，中國人在心理層次上還是頗有問題，讓至少某些中國人自己深感不滿。但是，也恰是這些批評文字，讓許多中國人感覺不滿，甚至給予各種口誅筆伐。口誅筆伐恐怕很難真正否定這些批評意見。甚至還因此坐實了這些批評意見。口誅筆伐本身可能是自我防衛的反應。而會需要自我防衛，恐怕正是因為批評到了問題點上。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在他的筆下，中國人需要接受西方文明三百年的殖民（才能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當然這話一出，果然引起軒然大波。據說，他之所以會下獄，主要是因為這句話（另外一說是因為提出“零八憲法草案”）。當然，也許兩者皆是。“殖民”說大概很傷民族主義情感（憲草則威脅到中共的權力基礎）。無論如何，劉曉波對80年代的中國顯然還是很不看好，頗多激情異議。

魯迅也罷、柏楊也罷、劉曉波也罷、孫隆基也罷，其實都帶有某種民族情感：恨鐵不成鋼。又從這種激情出發而反中國傳統。毛澤東顯然也深陷於這種反傳統的激情之中。會發動文革亦當與此有關。

但是，傳統能夠成為傳統，能夠長久流傳，大體不會是純粹出於偶然，它們有成為傳統的理由。所以，要顛覆傳統也絕非易事。百餘年來中國出現的反傳統浪潮，主要是因為清末的一段慘痛歷史不斷刺激才有以致之。但是，刺激稍歇，反傳統也就隨之退潮，各種傳統也就跟著伺機復辟。

孫隆基說的“中國文化形而下的現實傾向”、“個體化不發達的情況”在反傳統的浪潮中，很可能已經有所改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呼聲中，包含了一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權主義的元素。魯迅的寫作，不僅是反傳統，而且也表現了一些自由主義、浪漫主義的氣息。許廣平的女權主義的呼聲，也可說是個人主義、人權主義內涵的一部分。

不過，歷史長河中型塑出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深層文化，顯然並不會因為一些人在一段期間裡的呼籲就從此消失。就好像魯迅在“在酒樓上”一文中的說法，一些刻鏤在人心深處的思維模式，隨時都還或潛或顯地存在著，也隨時可能會冒出來影響一些人的實際行為。文革期間的許多人的行為，劉曉波認為那是最惡劣的文化傳統的表現。不過，無論如何，中共推動的改革還是帶來了重大的改變。一個根本改變是從傳統的專制體制，走向集體主義與極權主義，走向對社會大眾進行嚴密控制的組織化模式。文革也並沒有改變中共的這個走向。事實上，很可能穩固了極權主義。因為培養了集體的恐懼心理。

回到劉曉波說的文革中表現出來的惡劣文化傳統的說法，這裡說的文化傳統究竟具體指什麼，我不清楚。但是，孫隆基說的“形而下的現實傾向”、“個體化不發達的情況”很可能與之有關。或者，缺少個人道德勇氣與對道德原則的堅持的一種人格表現。尤其在被權力者鼓勵鬥爭、鼓勵造反的政策影響下，人們也就爭相開始了互相的攻擊，而且是沒什麼底線的攻擊形式。能夠在這時候潔身自好的人，一定也有，但是至少沒能構成主導勢力。

1970年2月，安徽小紅衛兵張紅兵向組織舉報自己的親生母親方忠謀，說她反革命，因為她為劉少奇辯護，甚至責備毛澤東搞個人崇拜。近兩個月後，他母親就在群眾集會場合被公開槍決。張紅兵日後描寫了他在母親被押赴刑場過程中母子兩人四目相對的場景。張紅兵日後當然是悔恨無比。但是，在當時，他是完全向組織、向文革運動輸誠的，是幾乎沒有了自我的狀態。個人沒有自我或自我很弱，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特質之一。當然，階級鬥爭是共產黨引進中國的新事物。也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澤東自創的鬥爭新手法。不過，沒有自我的獨立價值判斷的傳統還是在其中起作用，讓群眾運動的非理性走向了更極端。張紅兵其實可以不向組織舉報自己的母親，“組織”也可以不處理這項舉報；又或者，組織接受舉報以後，可以依照相關法律來處理。那麼，方忠謀應該都可以不至於死。但是，群眾運動是依循群眾被挑激起的情緒來行動的。群眾激情則導向對“不可饒恕的反革命罪惡”給予最嚴厲的懲罰。悲劇於是降臨。

1966年8月，北京一所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遭一群紅衛兵拳打腳踢，被折磨得滿身是血後拋棄不管，最終在孤獨中死去。50年後，當年的紅衛兵宋彬彬等幾個人出來公開道歉。只是悲劇已枉然。

人們可以把所有文革中發生的罪過都推給四人幫，但是，實際上參與破壞、施害他人者不可勝計。而這裡面，個人缺少擔當，缺少獨立的、普世標準的（或者說超越的）價值判斷，是個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文革造成大破壞的部分重要成因，而這種傳統文化型塑的人格特質卻並不會隨著文革的過去而就消失。因為長期型塑而成的文化傳統絕不會輕易就消失。文革應該要除掉的，本來應該是這種問題傳統。但是，問題傳統實際上似乎是把文革導向了無謂的破壞。

張紅兵的舉報行為絕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表現，特別不是孔孟孝道所主張的倫理行為。文革目的很可能包含要打擊傳統中國深固的家庭倫理。不過，實踐中卻被另外的一些傳統文化滲透。張紅兵的行為中其實就還是有傳統文化的影子。那就是他沒有獨立思考的習性，缺少個人的獨立價值判斷。他把群體（組織）價值直接作為自己的價值（這裡指他的關於革命行動的是非判準）。而實際上他並不真能由衷接受這種群體價值。那些打死老師而又事後道歉的人，他們就由衷接受文革想要推廣的價值觀嗎？當然，那些被鬥爭而死的人，他們對文革價值又作何感想？

文革是退潮了，改革開放其實是許多中國文化傳統復辟的時刻。但是，中共藉以維權的重要機制，民族主義、官本位下的集體主義、乃至極權主義，仍然屬於20世紀以來中國的新生事物。而個人的自我仍然受到集體的宰制。傳統文化中，個人主要是受到家族群體的宰制；極左路線時期，個人受到組織、國家的宰制。現在，家庭的價值再度提高，但是，組織、國家的宰制力仍然強大。總之，個人的自我仍然弱勢。八九民運也許曾經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以及背後的支撐體制，但是被國家權力徹底鎮壓了。於是，個人仍然只是組織、國家裡的一個釘子或齒輪。

而就像魯迅所強烈暗示的：他們不知道。人們並沒有強烈意識到個人獨立性被壓抑的處境。人們甚至很自得於國家的成就，自得於能夠分享國家成就所帶來的榮耀感。

而這是指當下的中國，不是說的百年前的中國。

現在的中國人，有些人樂於高喊：厲害了！我的國！樂於在和外界的辯論中以強者的口氣碾壓對方的感覺。在兩岸之間的網路辯論中，大陸網民也習於嘲笑台灣，而樂於誇稱中國大陸的強大。對自己的國家有自豪感，可能是此刻中國人和百年前的中國人最大的不同。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如此擁抱祖國。尤其是對於作為統治者的中共，可能有極不同的態度。有些人擁抱，但是反對者也不少。對於中共的種種作為，大家的反應也不再是麻木不仁。擁護者固然是欣喜、護衛；而反對者的反應也不再是麻木不仁，而可能是強烈反感、批判。

人們不再那麼麻木不仁，確實是一大進步。但是，中共明顯不重視維護人權，而致力於維護執政者的權力。對此，若還是抱持欣喜、肯定、衛護，這其實還是一種麻木不仁。

中國人缺少個人擔當，缺少獨立的、普世標準的（或者說超越的）價值判斷，這個根本問題至今還是個重要問題。

魯迅眼中的中國已經遠去，今天的中國已經大不同於當年。最大的改變可能是國家有了組織嚴密的執政黨、統治群，而且是唯一的、以實力與武力控制人民的極權主義的統治群體。但是，有些問題卻還是老問題，並沒有真正隨風而去。今天的中國社會裡的個人仍然很少自我，而國家也還是沒有民主、缺少人權。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中國大陸時時都存在內耗與爆炸危機。

中國人要能夠看見深層文化的問題，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但是，如果自己蒙著眼睛，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真正的問題。必須自己把蒙著眼睛的障蔽去除，誠心去看，才能看見，才能改變。追求國家自豪感的人卻可能寧可自我蒙蔽。對這些人來說，也許寧可不要看見自己的問題，倒是必須把阻礙其自豪的因素盡情碾壓、排除。

對於今天的中共/中國大陸，實質獨立狀態的台灣可能是個阻礙獲得自豪感的因素。所以，台灣恐怕難免也是要被中國大陸碾壓的對象。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外力介入，台灣其實很難避免被碾壓的命運。差別可能是，直接通過軍事佔領，然後開始進行碾壓；或者，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漸進統一，然後在完全掌控以後，開始碾壓。台灣能夠做的選擇非常有限。期待中共主動自我調整，從文化深層改變，建立自我的獨立意識與具普世意義的獨立價值判斷能力，從而促成自由民主政體的建立。如此，兩岸的和平統一才真正值得期盼。這應該才是最合乎理想的未來展望。只是，這種期待對於拒絕承認其統治體制存在問題的中共而言好像也不太實際。而從中共所抱持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思維出發，顯然也傾向拒絕承認有什麼深層文化的問題。要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也就難免會觸礁。不過，通過文化批判、推動深層文化的改變，終究未必完全不可為。只要是不願意看到大悲劇再度降臨，大家就應該盡個人之力來推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