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

近代中國，菁英人才往往多出於東南沿海一帶，從江蘇到廣西，特別是浙江、廣東等地。但是，另外較偏內地的兩湖地區（湖南、湖北）卻也出了不少菁英人才，包括毛澤東等人。甚至可說，蔣、毛間的長期對峙，可能正反映了沿海與內陸菁英間的扞格不合，也反映了廣大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內部矛盾性。這種矛盾可能是出於地區間的集體性格差異或不同群體利益，或是兩者兼有。這裡，我想著重討論的是兩湖人士的可能集體性格特徵。

所謂「菁英」，未必單純反映智能突出，而很可能也與性格有關。中國地大，不同地區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集體性格特徵，或許是出於地方文化的涵養，也或許與風土、群體的生理遺傳特質有關。總之，本文想討論如下的一種可能性：兩湖地區的人士是否可能具有某種特殊性格特徵，而影響到他們在政治上的相關作為。這個議題或許也能幫助解釋當前台灣的政局。因為馬總統籍貫也是在兩湖地區的湖南，而湖南人習稱「騾子」，是不是馬總統也因為有這種「騾子」的性格特徵，而影響他的政治作為呢？

馬總統聲望持續低迷，綠營人士，特別是其基本教義派，把馬總統說得非常不堪。更糟的是連藍營諸侯現在也幾乎擺明了批馬或不挺馬的態度，現在更因為選舉將屆，藍營候選人選舉壓力沈重，使許多藍營成員也更是旗幟鮮明紛紛批馬。藍營批馬，理由也是五花八門，不過，我以為最關鍵的理由不外兩方面，一是馬總統很少給「自己人」特別的好處，甚至也不表態支持「自己人」；再是馬的理念、主張與舉措也常不符一般藍營成員的期待。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原因，不過，我這裡嘗試以我所理解的湖南人及兩湖（湖南、湖北）人士的某些性格特徵，特別是對人情的反應特徵（比較無感於他人的情感），來做些解釋。

二、湖南騾子與湖北九頭鳥

兩湖人士分別獲得如下的綽號：「湖南騾子」與「湖北九頭鳥」。乍看起來，兩者含意似乎迥然有別，前者似乎強調耿直、耐勞、倔強、明知不可為而為，而後者卻似暗示狡猾多詐、多重性格或思想複雜。

「騾子說」不知其源，「九頭鳥」源起則有兩說，都與明代湖北人出任朝廷官職者有關。主要的說法涉及明朝首輔張居正，湖北江陵人。他在明萬曆初年（16世紀中後期）推行「一條鞭」新制，並且雷厲風行，引來眾多官僚怨憤，而以「九頭鳥」諷刺他，似乎暗示他足智多謀，但也可能暗示他狡猾多詐。另外一種源起說，稱明代曾有九位湖北御史，諫言頻繁，也惹來怨憤，故譏為九頭鳥（我比較不太能接受這個源起說，似乎是湖北人自己給的較正面的解釋版本）。總之，「九頭鳥」大體是負面的評語。

上述兩種綽號究竟是否能準確刻畫兩地人士的性格特徵，很難論斷。但是，會有這種說法而且傳之久遠，當自有其理。如果我們能較中性地、謹慎地、彈性地（也就是容許對既有說法做出重新的詮釋）看待這樣的形容，或許有助於快速捕捉、理解兩湖人士的某些性格特徵及其行為模式。

由於我自己籍貫是湖北，認識許多湖北人，也比較關注湖北人，所以我對湖北人的某些可能的「典型」性格有些想法。我當然不會直接負面形容湖北人的性格特徵，但卻覺得「九頭鳥」之說不無道理。甚至「騾子說」也似乎與日常觀察吻合。我甚至覺得兩湖人士其實有某種共同的性格特徵。雖然上述兩種綽號表面上看似乎大不同，其中卻可能隱然有共通之處，譬如對外在社會情境感應力的缺乏。「騾子」固然是倔強、不依外力或外境而隨意轉變，其實「九頭鳥」也可能意味著當事人的反應常超乎他人預期，而覺得其想法奇怪或另有陰謀，實際上這卻也可能是出於當事人沒有針對他人所關注的一般情境特質做出反應的結果。

讓我們回溯一些歷史上的人物，來凸顯兩湖人士可能的典型性格特徵。

先說說湖北人。

湖北人裡，最早出現的著名人物，應該是鍾子期、屈原與伍子胥。這三個人都有共同的特徵：都很執拗。屈原受冤被謗，不得楚王信任，遂自沈汨羅江，故事當然為後人熟知。伍子胥父兄受戮，於是過昭關，引吳軍殺回楚國郢都，最後在勸阻吳王無效後又割下雙眼，掛於東城門上。行事作風激烈。鍾子期則以與音樂同好伯牙的生死之交而聞名。

漢代王昭君嫁匈奴王，想必那是一般人都不願意要的差使，要不是她想法不同於一般人，就是她得罪了某些別人都不願意得罪的人。總之，她可能比較不善於或不屑於討好他人。

畢昇與李時珍可算是少有的中國古代傑出科學家。甚至陸羽也可算是一位（茶道）研究者。二程與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七祖神會則反映思想或精神境界的獨到、突破。思想獨到或學術研究成績突出的還有近代的熊十力（新儒家）、徐復觀（新儒學）、李濟（中央研究院院士，考古成就突出）、殷海光（在台灣兩蔣時期提倡民主精神）、蔣碩傑（中央研究院院士，主張自由主義經濟）、朱邦復（倉頡碼發明人）等。

元末陳友諒與明玉珍的反元作為意味他們不肯屈服於異族宰制，並敢於揭竿起義。類似的起義、反抗統治者之舉，在湖北還有多次。清末「武昌起義」就是近代著名的歷史事件，黎元洪並因此成為民國初年的大總統。此外，民國初年的北伐戰爭，在湖北境內也爆發了最激烈的戰役（如汀泗橋、賀勝橋之役，以及武昌圍城之役等）。而共產黨最早期的武裝革命行動，也是在湖北境內爆發。

大體說來，湖北與中國共產武裝革命運動關係密切。湖北有紅安縣（原名「黃安」，共黨改名為「紅安」，紀念其與紅軍淵源），又號稱「將軍縣」，是產生早期共軍將領的重要基地，也可能反映湖北一地似乎有反抗統治者的傳統。中共統治菁英中，林彪（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李先念（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等都是湖北人。其中，特別是林彪似乎是個性格非常複雜的人物，他是黃埔軍校（四期）出身，卻成為反蔣的重要共軍將領，並且在1948年底的國共遼瀋會戰中重創國軍，成為中共得以崛起的第一軍事功臣。但是，他對統治者似乎缺少世俗意義下的的忠誠態度。他在1970年代初的「五七一」政變陰謀最後失敗，死後並留下諸多疑雲，但是他顯然並不準備始終忠於毛澤東的統治，而欲有所改變。

以武昌起義、共產武裝革命，以及林彪的「五七一」事件為例，我多少懷疑湖北人較有類似「反骨」的性格。湖北人成為政權領導者的不多，而成為抗爭者的倒不少。湖北不僅曾有著名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有大量共產武裝革命者，還有一些思想上的批判者與政治上的反抗者。在台灣，殷海光曾是民國五十年代兩蔣威權統治時期著名主張民主的學者，並因此遭到取消在台大授課權利的命運。而王作榮（監察院長）是早期提拔李登輝的主要人物，但是他先前也不得兩蔣的喜愛，要等到李登輝任總統的時期，他才獲得重用。早期有位湖北籍的立委胡秋原，也曾在大陸時期參加反蔣的活動（主要是指1933年的「閩變」事件），而他來台灣以後也仍然常有批評時政的言行。另外，或許還有一個人值得特別一提：朱邦復先生。他不僅是倉頡碼的發明人，重要的是，他被譽為「中文電腦之父」。又因其個性獨具，天馬行空，被稱為「中文電腦瘋子」。他嘗試將電腦中文化的努力，似乎也是一種反骨（反對西方科技支配）的表現。

再說湖南人。

湖南人在中國早期歷史中的著名人物略少於湖北人，但是在近代卻似乎菁英迭出，超過湖北。漢代造紙的蔡倫，宋朝的大儒周敦頤、明末的王夫之，都是湖南人。另外，清朝的曾靜嘗策動大將軍岳鍾期反清，結果不但被凌遲處死，而且牽連甚眾。

清中葉以來，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劉坤一等名臣輩出，可說是清代中興的重要力量。其中，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在不得已下領軍對抗太平軍，最後獲得勝利，深受清廷嘉許。而左宗棠的收復新疆之舉，則被許多人認為是中國近代收復失土的大功臣，甚至還被譽為「湖南騾子」的典範。清廷當時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著重海防，在極有限的國家財力限制下，極難兼顧新疆。經左宗棠極力爭取、運籌，最終突破萬難，完成了入疆平亂、收復失土之壯舉。

清末譚嗣同夥同康、梁推動戊戌變法，事敗遭斬，與其他幾位殉難者號稱「六君子」。據說他曾有機會逃脫，但是他表示必須有人成仁，方能覺醒眾民，結果殉難。

清末民初，湖南人黃興、熊希齡、劉揆一、劉道一、蔡鍔、宋教仁、譚延闓紛紛參與革命，及建立、維護民國。之後，湖南也出了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栗裕、陶鑄、王震、宋任窮、陳賡、胡耀邦、朱鎔基等大批重要中共領導人。

總的看來，兩湖地區近代的革命者、起義者、反叛者似乎特別多。民國鼎革固然以武昌起義為扭轉契機；共產武裝革命更以兩湖人士為首。我們很難簡單解釋這種現象。所謂「反骨」其實也只是一種舊思維下的說法。我偏向以為兩湖人士的自我意識較為強烈，較不願意接受外力支配；另外，他們對於社會情境的意識又常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感受與理解，或者說是缺少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並且他們的理念與情感似乎是比較容易分離的，從而可以壓抑情感、執著理念（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的行動完全不受情感因素影響，而有可能是通過更複雜、曲折的機制來影響。並因此可能出現難以理解的行為）。

兩湖地區參與國民革命的成員最後很少能在國民政府中成為主要掌權者。黎元洪雖然因緣際會因為參與武昌起義而成為短期民國大總統，卻從未成為民國的實權領導者。而以宋教仁為例，他不但參與國民革命，而且在革命後繼續高唱共和制，最後卻遭到暗殺，他的死很可能正是因為他對理念的執著。與孫文齊名的黃興，也因為為了革命奔走而積勞成疾，而在民國初成立時就以42歲英年早逝。蔡鍔因為阻擋了袁世凱的洪憲帝制而著名，但是，不久他也因病去世。

兩湖地區參與早期中國共產革命運動者的命運也充滿痛苦悲劇。毛澤東早期參與共產革命，固然備嘗艱辛，甚至遭到家破人亡的命運。而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後期毛推動「大躍進」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在並未得到幹部充分支持的情境下強行堅持，結果造成巨大傷害，而他自己的個人聲望也因此嚴重受損。

在光復後的台灣，湖南菁英早期有黃杰，擔任過省主席。他是黃埔一期畢業，曾任陸軍總司令等職。1949年，他率所部三萬人進入越南，結果在越南被困三年之久，幾經折衝，才終於來到台灣。

近期台灣的湖南菁英有宋楚瑜，曾任台灣唯一的一任省長，由於積極任事、跑遍全台各鄉鎮，故民意支持度極高；但是可能因為功高震主，也可能因為統獨傾向與李登輝不同，結果遭到冷凍。雖然之後建立親民黨，試圖成為台灣的第三勢力，卻是再衰三竭，從此一蹶不振。當他後來再要參選台北市長及總統時，結果顯然遠比他自己預料要悽慘。宋楚瑜在國民黨副秘書長任內，曾力挺李登輝接任國民黨黨主席之職，深深影響後兩蔣時期的台灣政局。宋的此舉，坊間有不同的議論，有人叫好，有人反感。而李、宋間的敵友關係，也如同共黨毛、林關係一般，撲朔迷離，讓人困惑。

三、馬總統的行為模式及其理解

馬英九總統是當前台灣位置最高的湖南籍菁英。他曾經以近六成的大選選票當選總統，而成為國民黨在台灣的希望所寄，但是現在他卻落得只有不到二成的民意支持度，且不斷遭到各方的批評與抗爭。換言之，他也可算是個爭議性的政治領導人。特別是去年他公開指出王金平涉及司法關說案，更激起藍營中廣大親王派的圍剿。他提出的諸多政策，像ECFA與服貿協議等，遭綠營持續反對；而他的另外一些經濟政策，如停建國光石化廠、徵收證所稅等，卻是連藍營也紛表不滿。而他取消退休軍公教的年終慰問金，使許多本來較偏藍的退休軍公教也對他深深不滿。事情怎麼會這樣呢？

我始終以為，馬總統行事理性而善意，而且也願意勤勞任事，是個難得的執政者，但是，他顯然並不善於溝通與說服。他並不是不擅長演講，而可能是不善於讓人產生情感共鳴，原因或許就是因為他有前述的兩湖人士的某些性格特徵：他缺少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他的理念與他的情感是分離的，他自己或許能成功將情感與理念分開，並依理念而行，但是他卻不能強使他人也如此。而他的理念堅持，恰使他與別人依情感而生的心理反應背離。從而，他也就很難得到他人的共鳴與支持。

或許我應該釐清一點，我所說的兩湖人士的典型性格並不是沒感情、無惻隱心。但是，他們的情感反應可能和別人有很大的出入，特別是當別人生氣的時候，他沒感覺；而他們卻可能在別人沒什麼感覺的時候已經很傷心、難過。這主要是一種缺少共鳴的情形，而不是沒感覺的狀態。譬如毛澤東，他搞文革，讓中國人受到極大的傷害。但是，我們卻又不能說毛沒感情。某種意義上，他愛民或愛國之心也有可能遠超過我們一般人（這一點我不易解釋，也還無法講清楚這種性格的細緻特色，但是我覺得真有這種事）。

四、結語

強調地區性的集體性格特徵，而又具體強調兩湖地區人士的自我意識、理念優先與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弱，這當然是大膽的想法，其中有很大的假設性，而又很難論證其為真。也許最後經過驗證，兩湖人士並沒有上述的那些性格特徵；也或者，所述特徵有所偏離，還需要校正。

不過，我們不妨大膽假設，再小心求證。重要的是，既不武斷認定以上所說為真，也不逕行斷言所說為假。作為假設，我們不妨先予提出，試做推論，再看推論所得結論是否符合經驗現實。如果符合，那麼前面的假設或許就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

事實上，我之所以認為兩湖地區人士可能比較感受不到他人的情感，強調理念多於強調感情，是從我自己的個人體驗出發，而且可說是痛定思痛的結果，也就是說，從長期的人際關係挫敗中得來的體會。我本來當然以為，每個人應該對於他人的感覺有相同程度的感受力（如果有差別，那應該是個人智商的問題），但是，通過長久的生活體驗，我才領悟到，我在這方面與一般人大不相同，可以說自己在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方面是非常遲鈍的，甚至一再因此而得罪人，尚且還不自知。而且，我周遭的一些兩湖人士也往往表現出類似的性格特徵。當然，馬總統的作風與處境也讓我有所感。所以，我最後才做出以上這樣的性格假設。如果從嚴謹性來說，我的假設在樣本代表性上有很大的問題，但卻也是長期的個人體會結果。從而，假設錯誤固然可能，卻也未必完全沒有討論意義。

近代中國部分是東南沿海菁英所主導的舞台，特別是浙江與廣東等地；但是，特別是兩湖地區為主的內陸則有另一批菁英，也嘗試要在同一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問題是兩種角色似乎是衝突、矛盾的。即使是同為國民黨員，宋教仁與黃興就和孫文、汪精衛不太同調；而同為共產黨菁英，浙江人周恩來也與兩湖地區的毛、林不同調。當然，最重要的矛盾還是在於蔣與毛之間。蔣雖然最後敗給毛，而撤來台灣，但是，蔣選擇維護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而毛則走向激烈反傳統之路，長期來看，我以為蔣有可能反而更能得到一般中國人的肯定，而毛則較可能被將來的中國歷史給予負面評價。即使不是這樣，兩人的歷史評價也將逐漸接近，而不再如此前的片面的是與非。

我無意暗示兩湖地區人士相對於沿海地區人士或其他地區人士孰優孰劣，重要的應該不是簡單孰優孰劣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大家可能需要認識到彼此的不同與各自的優劣面向，兩湖人士的這些性格特徵可能也有其不同的優劣面向。如果能盡量讓特徵的優越面向開展，而讓可能的惡劣面向得到認識與適當調節，讓當事人自知警惕，也讓不同的人彼此間的扞格不合得到適當協調與諒解，整體才可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與進步。如果只是任其盲目衝突，對大家都會是傷害。而如果逕行否定作為執政者的性格特徵，譬如馬總統的「湖南騾子」性格，也可能讓其可能的優越面向不得加惠於我們的社會，而讓我們的社會只能抱殘守缺、固步自封。這豈不也是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