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坐者為二十六年前的二哥，那是他與家人離別十八年後，首次與父母、兄弟姊妹相聚，喜樂之情溢於言表。

        早晨七點多，不尋常的電話聲響起，由於忙著預備早餐，請阿慶去接電話，他一邊接一邊說，這一定是你的電話。我心想不會有人這麼早打電話給我。只聽他說請等一下，將話筒交給了我，一聽是姐的聲音，我才驚覺二哥真的熬不過前日的兩次急救，還是走了。

        前天即接到姐的e-mail說，二哥急救了兩次，醫生已請二嫂準備後事。知道這事的急迫性，昨夜便不斷地為二哥禱告，懇求聖靈來融化他，引他走永生之路。神也將「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這首詩歌放在我的口裡，要我不斷地唱，使我雖然在情緒上有些混亂，但唱著唱著又恢復了盼望和信心，深知滿了憐憫的神，願意紀念祂兒女的禱告，行合乎祂旨意的事。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

1. 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稱為奇妙的救主，捨棄天上榮華為我降生，
   祂又為我被釘在十字架，情願受苦洗淨我的罪，
   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亞，從今後永不會再絕望。

2. 救主耶穌基督被接升天，祂去原為我預備地方，
   就必再來接我到祂父家，永遠與主同在到千萬年，
   到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只有甜美快樂的笑容，
   眾聖徒同集在明亮聖城，滿心歡頌讚美主大恩。

    副歌：祂仁慈善良的愛，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正如這首詩歌所唱：「到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只有甜美快樂的笑容，眾聖徒同集在明亮聖城，滿心歡頌讚美主大恩。」深願我親愛的二哥此刻正享受著這樣的榮耀。

      但回首我二哥的一生，某方面來說，其孤倔凜然的性格引他走上戲劇化的人生，我曾經寫了一篇「保釣哥哥」來凸顯他獨特性格的一面。當時我父親看了這篇文章，只跟我說了一句話：「你二哥真的就是這樣。」接著就講起他多年來不斷敘述的故事，談起二哥從小就多麼剛烈要強的事蹟，當二哥要堅持執行一件事時，他可以幾日不吃不喝、進行寧靜革命，直到態勢有所轉圜。而他所堅持的並不是什麼強詞奪理之事，大都是些關乎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比如當年在鄉間十分流行的大拜拜風俗。明明都已付不出孩童學費的人家，卻因為這陋俗的綑綁，也為了面子問題，得四處借錢辦桌，邀請一些不相干人士來吃喝一頓，還美其名說是為「媽祖」慶生，這種充斥著迷信與無稽的事情，為二哥所深惡痛絕。

      而二哥也能以其這般的性格走出他自己的道路，以下這篇他的親筆文章更能讓我瞭解他那一生背負理想、直奔使命的決心與毅力。

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

臺灣同學會會長林盛中          2009年4月5日於北京

驚聞許登源先生突然去世的消息，我心裏非常難過，不禁勾起對往事一幕幕的回憶。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使我的人生觀發生重大改變，因此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毅然於1972年來到中國大陸工作。37年來，我為了當年樹立的信念，奮鬥不已。

我和許登源先生原來素昧平生，跟他相識有一段傳奇故事。保釣運動一開始我就積極參與，我就讀的布朗大學離波士頓比較近，所以保釣初期我主要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示威活動，跟香港同學廖約克和朱耀奎比較熟。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令大家非常振奮，但遊行到臺灣方面的駐美大使館，卻是大門緊閉，沒有人出來接請願書，群情氣憤！

1971年8月在布朗大學舉辦的“美東國是討論會”，中國的代表權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會議號召海外愛國同胞于1971年9月底赴紐約聯合國大廈前舉行反對“兩個中國”之國際陰謀大示威遊行，示威遊行的五項原則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首次出現在保釣運動會議的決議。1971年9月21日我從布朗大學開車載黃廷芳和另一位香港同學到紐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示威遊行的集合地點。我們到達的時間比較早，我們三人坐在路旁休息。示威遊行的組織人員拿了牌子要我們比較早到的10個人掛到脖子，字顯示在胸前。遊行開始，一面五星紅旗前導，接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我掛的是最左邊的驚嘆號“！”，再接著是10面毛主席的畫像，然後是大隊人馬。這次遊行旗幟鮮明，轟動了全世界。可以識別出我的遊行照片被刊登在次日《紐約時報》的頭版，世界各大報紙的頭條也都刊登遊行照片，很多國際著名雜誌也都刊登照片和報導。

這次示威遊行之後不久，我就接到我父親從臺灣寄來的信，他勸我以後不要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我在布朗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本來被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質系一位在實驗地質學領域非常有名的教授接受為博士後，在這次示威遊行後不到一個月，我的博士後就被他取消了。1972年10月我離開布朗大學，到普林斯頓大學，住到一位在該校當博士後的原布朗大學好友家裏，在普林斯頓附近找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愛因斯坦講座教授的人的電話，要求見我。見面後他自我介紹，他叫莫宗堅，原來在普渡大學數學系擔任教授。他說他有位好朋友叫許登源住在紐約，想請我到他家談談，他簡單介紹許登源的有關情況，我就同意去見許登源。

他開車載我到許登源家。許登源自我介紹他自己的簡歷，他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是殷海光的學生，後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系擔任研究生，在那裏他接觸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使他的世界觀發生重大的變化，他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沒讀完，至於《毛澤東選集》和《資本論》更是一讀再讀，他後來在伯克利、芝加哥、紐約、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等地組織讀書會，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輔助材料，在讀書班也都學習討論《魯迅全集》。他後來為了飯碗問題，轉到麻塞諸塞大學，改讀電腦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在紐約市區的花旗銀行工作，開發設計銀行系統的電腦自動控制。他說他在花旗銀行工作很忙，所以前段時間他沒直接參加保釣運動，但保釣運動的許多積極分子都參加過他組織的讀書會，他跟這些朋友保持聯繫，瞭解保釣運動的進程。他說：“保釣運動初期，參加的臺灣留學生只是單純的愛國，沒有本省籍和外省籍之分，但運動發展到現在，仍積極參加的，大部分為外省籍的，而本省籍的比例大為下降。”他希望我同他合作，一起團結本省籍的保釣運動積極分子，共同喚醒臺灣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得臺灣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雖然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見面，但他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同意他的觀點，所以我們見面後第二天，我就從普林斯頓大學把行李搬到他家，就在他家住下，不再找工作了。

他除了免費供我吃住，還提供我經費到各地串聯，掌握各地本省籍保釣運動積極分子的情況。1971年，李我焱、陳恒次、陳治利、王正方和王春生等五位保釣運動的代表，架起了隔絕長達22年的臺灣海峽兩岸的橋樑，到祖國大陸訪問，並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們回到美國之後，帶回祖國大陸的資訊，受到旅美臺灣同胞的關注。他們到各地作報告，介紹訪問大陸的情況，聽眾非常踴躍。我也曾陪陳恒次和陳治利的宣講團到芝加哥、圖森、洛杉磯和伯克利等地。通過幾次串聯，我認識了各地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

在保釣運動初期，透過一位朋友的幫忙，買了一本《毛澤東選集》，我如饑似渴地學習，學會用階級分析，用辯證法看問題；在臺灣的近代史教材不談國共鬥爭這段歷史，我透過《毛澤東選集》的注解，瞭解國共鬥爭的歷史。總之，《毛澤東選集》使我得到啟蒙，使我的世界觀有了根本的轉變。後來得到許登源的指導，只要沒有活動，我就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著作，晚上和他進行討論。他記憶力非常好，關鍵的細節都記得，我們討論得很深入。通過一年的學習和討論，樹立了我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信念。

在保釣運動發行量最大的紐約《群報》因人手不夠，品質有所下降。許登源和我就積極參加編輯工作，參與編排、抄寫，必要時我們當場寫社論。

臺灣同胞長期受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共、恐共心態。許登源和我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應當在旅居美國的本省籍同胞中加強宣傳社會主義，才能消除本省籍同胞和中共之間的隔閡。經過我到各地串聯本省籍的保釣運動積極分子，其中理論水準較高、能當筆桿子的為數不多，所以要靠本省籍的保釣運動積極分子獨立創辦宣傳社會主義的報紙雜誌，力量可能不夠。後來我們接觸到台獨左派，他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水準相當高，只是他們要號召臺灣人民在臺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自我解放，哪怕臺灣獨立一天，第二天就跟中共合併都行。他們也想在旅美臺灣同胞中宣傳社會主義思潮，但他們也感到他們的力量不夠。許登源和我討論，認為可以考慮和台獨左派搞統一戰線，共同在旅美臺灣同胞中宣揚社會主義思潮，共同打擊台獨右派。

1972年2月底美國總統尼克森到中國大陸訪問，美國電視進行直接轉播。看了電視轉播後，我下定決心到社會主義祖國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許登源剛開始捨不得讓我走，他原來希望我能參與計畫中與台獨左派合作的刊物的編輯工作，但考慮到我的前途，還是支持我到大陸工作。

我於1972年10月來到北京工作，11月許登源和他的夫人陳妙惠就一起來北京訪問，令我非常吃驚。許登源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官員有一年的打交道經驗，由於海峽兩岸長期隔絕，兩岸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差距很大，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跟中共中央反映對台工作的意見。我在美國積極參加保釣運動，後來又到美國各地串聯，積累了兩年的對臺灣群眾工作的經驗，所以我們三位一起討論，起草《對台工作意見書》，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臺灣省籍同胞由於臺灣曾被割讓給日本，當了50年的亡國奴，飽受屈辱；二次大戰後臺灣回到祖國懷抱，迎來的卻是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以至於發生“二二八事件”。這部分人心中的傷痕需要祖國大陸以理解他們的心情和給予更大的關懷來撫平；

二、廣大臺灣同胞與中國共產黨無冤無仇，希望中共中央解決臺灣問題由“武力解放”改為“和平統一”；

三、希望中共中央更多地聽取臺灣同胞的意見，在兩岸還不能正常往來的情況下，由大陸臺胞推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大臺灣省觀察團，列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他們反映臺灣同胞的意見，並通過他們把中共中央的有關政策傳達給廣大的臺灣同胞；

四、臺灣同胞長期受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要減輕或消除臺灣同胞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和隔閡，應當在旅美臺胞特別是本省籍臺胞中加強對社會主義的宣傳。在保釣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本省籍積極分子力量還不足以勝任這項任務的情況下，建議和台獨左派建立統一戰線，共同辦《臺灣人民》雜誌，在旅美臺胞中間宣傳社會主義。

當時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同志接見他們夫婦，答應把我們的《對台工作意見書》轉呈周總理。喬冠華同志並當場同意我們和台獨左派搞統一戰線的做法，合辦《臺灣人民》雜誌，在旅美臺胞中宣傳社會主義。

對於上述第一點建議，周總理在接見李我焱等五人已表現出他對這個問題很理解。對於上述第二點建議，周總理也很理解，但當時大陸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局勢動盪，所以他生前未能做出對台政策的改變。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排除美國支持一個獨立的“臺灣國”的可能性，中共就把對台政策轉變為“和平統一”。對於上述第三點建議，其落實遠超過我們的預期，在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中共十大就設立了中共臺灣省代表團，還選出蔡嘯和林麗韞兩位中共中央委員；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設立了全國人大臺灣省代表團，共13名全國人大代表，其中有3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上述第四點建議在許登源回到美國之後就積極行動，把《臺灣人民》辦起來。後來《臺灣人民》登出了李義雄的文章《臺灣牌的社會主義》，一些保釣運動的朋友就對許登源進行打擊，污蔑他搞台獨，連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許登源覺得很冤枉，辦《臺灣人民》雜誌是得到喬冠華副外長的首肯，《臺灣人民》雜誌的主編在美國西部，刊出李義雄的《臺灣牌的社會主義》一文，也不是他所能控制。

許登源在花旗銀行的最後職務為副總裁，九十年代退休後，他到臺灣的政治大學講學，並積極參與臺灣的社會運動。他是臺灣《資本論》研究會的創會會長，最近出版《現代辯證法——<資本論>新說》一書，可以看出他的功力。今年1月我回台探親，1月15日我特地去拜訪他，他說上學期在政治大學講授美國經濟危機問題。

總之，許登源先生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為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奮鬥了一輩子。他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登源兄！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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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何等難料！他在寫這篇文章時，絕未想到僅僅兩年多一點，便輪到我們來紀念他。記得才今年七月初，聽姐說二哥因為寫e-mail給同事時，連續打錯一些字，這不似平日十分嚴謹處事的他，同事勸他去醫院檢查。一經查看，醫生宣告他得了腦瘤，從此便進入醫療的過程，且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讓我們弟兄姊妹跟他交流。聽二嫂敘述，二哥得病後總是抑鬱寡歡，打電話給他，他可能會拿著聽筒，卻不說一句話。

我找了正在北京宣教的好友國銘金芝夫婦去探望他，請求他們將「福音」清楚地講給他聽，他們後來跟我說，不知是聽了閩南語令他感動還是上帝的恩典使他降服，他當時雖已無法言語，情緒卻是激動。我只能期待一生堅持理想的二哥最終蒙神憐憫，在聖靈引導下願意順服信靠，得著永生。

我真願我還活著的眾親好友們，在二哥遽然離去的事上能得著提醒，「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聖經以賽亞書五十五章6節）也聽清楚耶穌對我們說的：「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約翰福音十二章35節）

永生是神為我們預備的恩典，人並非死了如燈滅，或是如其他宗教所宣稱的每個人死後都會到極樂世界，試問誰有把握作這樣的見證呢？而神卻透過歷年來最多人閱讀的聖經，清楚地將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是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三章36節）

聖誕節就要到了，雖然現在這個節日已被世俗化了，但其原意乃是為慶祝耶穌的降生，而耶穌降生跟我們又有何干呢？耶穌來到世上，為要讓我們跟神和好，恢復我們跟天上父神的關係，這對每個人都是極其重要的，若沒有經過耶穌，我們無法來到父神的面前。千萬不要再被世界的想法所捆，總認為自己會一直健康地活下去，死離我們還很遠，或是說，你有耶穌可救，我也有媽祖保佑等等。我但願你在忙碌一生之後，能很有把握地說：「我不怕死，我知道我會去哪裡。」但捫心自問，你真的有此確信嗎？

共產主義會過去，馬列思想會解體，唯有神的愛永不改變！唯有神的愛能叫人真正得著安息！